赤脚医生:我青春坐标上的一段难忘经历

东方欲晓

　　1970年我初中毕业，回村里劳动。初春，大队派我参加市里卫生局举办的为期半年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其时，为贯彻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改变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上级卫生部门经常不定期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选择农村男女知识青年参加培训，学习医疗卫生知识。学习方法，每天轮流由市里各个医院各有关临床科室的医生们授课，讲授内容有内外儿科、中医中药针灸、卫生防疫等基础知识，然后再到各大医院实习，学习一些注射、针灸拔火罐和推拿等基本的操作技能。

10月份，培训班结束，我回到村里。结业时，培训班给每人发了一个牛皮保健箱，里面配备有火罐、银针、注射器、听诊器、输液管、镊子、止血钳等简单的医疗器械。这是我从事卫生工作的见证，5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珍藏着。

　　早在1968年，村里实行了合作医疗，大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全村每个人头集资1元钱，共集中了600来元钱，办起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卫生所，聘请外村一位60来岁的老中医“坐堂”，另有村里一位50多岁稍懂医道的社员打下手。合作医疗的含义是：凡是本村患者，到村卫生所看病买药一律出半价。具体办法是，根据处方划出药品价格，然后减半售药。差额部分由大队年底补贴。

事有凑巧，我回到村里后，正逢开展“一打三反” 运动，卫生所的老医生因身体不好离开卫生所回家休养，剩下另一人无法适应工作。驻村的一打三反工作队了解到我刚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回来，便让我去了卫生所，时间是1971年的元旦。其实，村里有一位五十年代末毕业于某县卫校的崔姓医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太好，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里，大队用其所长，在工余时间为社员看病，每年给他一定的工分补助。

　　可我毕竟才学习了半年啊，除学会了肌肉注射和简单的针灸、拔火罐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具体操作过。但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我第一次行医是这样的：一天，一位社员用手捂着半个脸找到我，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是牙痛得不行，让我给看看。我心想，人家这样相信我，我也不好推辞。于是取出针灸包，在他手上的合谷穴和脚上的内庭穴各扎了一根银针，捻了几下，病人有了酸麻账的感觉后留针几分钟。隔了一会儿他说：“不疼了，不疼了。”说实话，我还是在医院实习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扎过针，一个人单独扎，这还是第一次，顶事不顶事，心里根本没有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呗，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那位社员夸奖了我一番，高高兴兴走了。我大受鼓舞，从此胆子大了，自信心也有了，群众有个头疼脑热，需要吃药打针时，也敢尝试着动手给他们治疗了。

　　村卫生所的条件比较简陋，一架装中草药的抽屉格子药柜，一个放中成药和西药瓶子的平柜，一张办公桌，医疗器具仅一套从2、5、10毫升，以及50、100毫升的注射器。刚到卫生所那阵，除为群众治疗一些小病小灾、疮疡肿疼外，就是为村里患者上门服务。一些生病不能出门的患者、小孩和老人、有几位肺结核重病患者都需要上门。那时村里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人特别多，大抵是生活条件差，上呼吸道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转为慢性所致。尤其到了冬天，便咳嗽不止，呼吸困难，不能出门。于是我就每天两趟上门给他们打针，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凭着在培训班打下的基础，我开始对医学有了浓厚兴趣。当时医学读物奇缺。到了1972年，陆续有新版医书出版。我先后买来了《汤头歌曲》、《医学传心录》、《药性赋》、《针灸学》、《内科学》《濒湖脉学》等医书。一套再版的1961年编写的高等学校中医教材，十几册全部买下了。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学。

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我有了很大进步。一些常用的西药基本掌握了其使用方法和禁忌，可以轻松识别200多种中草药，熟记其药性，能背诵上百种中药的汤头方剂。拿到一个中医处方，能准确地知道其治疗何种疾病，以及每味药物的用途，实际动手能力也逐步得到提高。

　　那时人们生了病，并不像现在这样大病小病动辄打吊针，除非万不得已。如伤风感冒，轻者服几个解热止疼片，捂上棉被痛快淋漓发一场透汗，再喝一两副民间土偏方，即由荆芥、苍耳、薄荷、葱胡、生姜、炒醋曲、草麦、黑小豆，烧萝卜片等组成的煎剂，很快便会痊愈。这些药，像葱胡、生姜、炒醋曲，家家户户都有，而荆芥、苍耳、薄荷等草药，地头岸边随处可见。重者，肌肉注射几针安乃近、白尔定或者青霉素也就没事了。一般的感冒，也就是花几分钱、几毛钱、顶多一块来钱。

一种病常常有不止一种治疗方法，农民经济困难，他们最希望的是花钱既少效果又好的治疗方法。在具体工作中，我也是时刻本着这个前提做的。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拉肚子，又吃抗菌素，又吃抗生素，都不见效，其母亲让我给看看。我认为是肠道吸收功能不好所致，就用炒山药三钱、炒苍术一钱、鸡中金一钱焙干，研成末口服，没想到服了两次便止住了泻。女孩的母亲高兴了，我也颇有成就感，把该方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还有一个邻居的小男孩患小儿支气管炎，不停地咳嗽，喉中哧哧有声，这是呼吸道有粘痰不畅的缘故。如果给孩子注射青霉素、链霉素，或者输液治疗未尝不可，但这势必要多花钱。于是，我用海浮石、冬虫夏草、川贝母、麦冬等中药令其水煎服，服了一剂便好了，花了也就是几毛钱。这个方子是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屡试不爽，至今任仍保存着。顺便说一句：冬虫夏草，现在属于名贵中药，那时虽然也很紧缺，但绝不像现在炒作得那么神乎其神，甚至能包治百病，其实也就是一味普通中药而已，十六两制的中药戥子一钱（合今公制3克）一毛四分钱，这在当时算是很昂贵的中药了。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患肝癌晚期，产生腹水。第一次去她家时，只见昏暗的灯光下，病人斜靠在重叠垒起的被子前，面容憔悴，呼吸困难，坐卧不宁，腹部滚圆，肚皮胀得明溜溜的。本村崔医生用100毫升的注射器连给她抽去七、八管的黄色腹水，她顿时感到轻松了，也可以平卧了。可是，没过几天，她的腹部又膨胀起来，恰好崔医生有事来不了，她的家人无奈，叫去了我。病人见我就像见到了救星，乞求道：“快给我抽抽吧。”可是我心里直发怵，因为我从来没有抽过腹水啊，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于是再三推辞。病人痛苦万状，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着，双手扶着膨胀的肚子，扭曲的脸令人不忍卒睹。此时只听她说：“抽吧孩儿，死了不怨你。”家属也给我宽心道：“不怕，出了事，我们全家都不往外说。”我的心既感动又难过，暗暗责怪自己无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拿出注射器，学着崔医生的操作方法，慢慢将针头斜刺进他的右腹部，腹水进了注射器，很快抽满一管。成功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一连抽了七、八管，病人的腹部慢慢缩了下去，痛苦当即减轻。晚饭时，她家人执意留下我吃了饭才走。

　　村卫生所的购药渠道一般到市里指定的药材公司批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各种中西药品十分紧缺，药材公司规定每个村卫生所一个月只准购一次药。由于药源不足，中药处方很少有抓全的。一些常用药如青霉素、链霉素、50%的葡萄糖针剂，四环素片剂等远远难以满足病人需要。为了保证药源，我们每月一次到市里进货雷打不动。我村距市里近50华里，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将装着药物的两个麻袋往后衣架上一放就驮回来了。尤其冬季天短，时间紧张，常常天不明就冒着严寒骑车出发了，到了药材公司工作人员才上班。记得有一次，我俩乘公交车去进药，办完事天已经很晚，没有挤上最后一趟车，无奈，只好把药品寄存到一位熟人那里，步行回家。从下午7点上路，到家已经是晚上12点了，走得浑身酸软。

购回的药品，根据国家规定，在批发价的基础上，西药加价15%，中成药加价30%零售。因中药处方计量仍实行的是古代的一斤十六两制，所以还得将十两制换算为十六两制售出。那时国家对药价控制得极为严格，决不允许随便涨价。尤其是中草药，公社卫生院常常定期不定期对各村卫生所进行价格抽查检验，或组织人员巡回互检，严禁损害群众利益。

药品无法满足患者需要，在那时算是常态。我们尽量做到公平，除急需者外，凡使用的患者总要照顾到。同时还不能用光分净。村里有个妇女患心脏病，常常夜间发作，发病时必须静脉注射葡萄糖。为此，卫生所从来不敢断了。她曾多次发病，由于用药及时，多次转危为安。

　　号称赤脚医生，但在工作中却什么也干，很难分得清。比如，接种牛痘、打破伤风、白喉、百日咳等预防针、发放预防小儿麻痹糖丸，甚至为猪打预防针，都是卫生所的事。强调预防为主，是当时提得最响亮的口号。冬春之际，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期。每到这时，便根据公社卫生院要求，卫生所在院子里支起大铁锅熬制中医汤药，取金银花、板蓝根、贯仲、连翘、柴胡、荆芥、陈皮、紫苏、甘草等清热降火的中草药，放大锅里用水煎好，免费供村民口服，以预防感冒。

我还参加过一次公社兽医站举办为期一个星期的兽医培训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抢救一匹农药中毒的牲畜的事。那是1972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第二队的一位社员牵着一匹马慌慌张张来到卫生所院子里。原来在播种时没注意让马偷吃了一口谷种，种子是拌了剧毒农药“1605”的，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他由于过度紧张，说话都结巴了。果然，他牵马刚回到饲养院，药性发作了。只见那马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四蹄乱蹬，渐渐有些站立不住了。这时，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也来了，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却没有治疗牲畜农药中毒的药物。我却心里有数。就在不久前，我到市药材公司购药，开票员问我：“有《解磷定》针剂要不要？新药，治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我一看价格不贵，才一块来钱一盒，心想老百姓经常和农药打交道，随便要几盒吧，万一有个特殊情况也好办。没想果然派上了用场，只是“患者”是牲畜而已。我当即把已经预备好的《解磷定》给了兽医，他们喜出望外，立即给牲口静脉灌注。几盒药全部用完，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匹马终于转危为安。这在当时算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受到了大队的表扬。

几年的学习锻炼，我和全村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年龄小，腿脚勤快，为人热情，爱好钻研，进步很快，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当时，一个强壮劳力每年可挣400个工（劳动日）。大队每年评议时，要给我记300个工，后来加到320个，属于高工分。

　　1973年，国家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新的教育政策激发我上大学的欲望。第二年，我如愿以偿。本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因为分配的专业名额限制，愿望没有实现，改行赴省城学习工科。这一年，我20周岁，从此告别了从事了4年的赤脚医生岗位。

　　当赤脚医生，是我一生最值得珍视的一段美好时光，永远铭刻在了我青春的坐标上，至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