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

微茫的曙光

异想天开

文/陈胜良

我的家乡陈家岭是一个住着几百户人家的古老村庄。村头原本是一大片墓地，墓地的旁边是一个大水坝。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队地质勘探人员，对坝底进行了勘探，勘探的结果是，那里的泥巴全是白泥巴，是做砖瓦的上等原料。墓地很快开来了几台推土机。这些庞然大物成日成夜地推土挖掘，几个星期内，墓地推成了平地，盖起了一大片楼房，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厂名是益阳地区砖瓦厂。

按理说，砖瓦厂挖了陈家岭的祖坟墓地，陈家岭的子孙后代们本应该深恶痛绝，可是工厂是村人挣钱的好地方，所以他们没有人深恶痛绝而是去那里挣钱发财的趋之若鹜。

1975年的夏天里，我也去了那里挣钱。我挣钱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补贴家用。我不会干技术活，如做砖烧瓦跑坯子的活我都不会干，我只能干挑白泥巴这样笨重的活。挑白泥巴是体力活，要蛮力，也要耐力，可是我既无蛮力又无耐力。虽然我到了年轻力壮出满力的时候但我年幼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吃过饱饭，经常挨饿，营养跟不上，所以我长得个子矮小，像有一座大山一直压着我，不让我长。队上的社员说我是文弱书生，只吃一笔筒子饭，所以身体不结实。我到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前还一直只有8分底分，评不到一个正劳力的10分底分。我是生活所迫才挑白泥巴的。

挑白泥巴的人人山人海。我挑着满满的一担担白泥巴，在人海中泥一脚水一脚地行走，颤颤巍巍地爬坡，坡很长，很陡，也很滑。从坝底到堆放泥巴的堆顶像是一座高高的山，泥泞难爬。我歪着脑袋耸着肩，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扑打着翅膀，在求生的路上艰难爬行。在太阳暴晒下，我汗流浃背，喘着气蹒跚前行。其实，挑白泥巴挣不到什么钱。我那么吃力地挑一担白泥巴，挑到泥巴堆顶上称秤时也只挣得几分钱。我挑一天白泥巴，扁担磨红了肩膀，也挣不到5毛钱。在陈家岭上的人眼里，挑白泥巴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难怪那里的大人骂逃学的孩子时会说“你不好好读书，你长大后只能挑白泥巴”。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很痛苦也很迷茫。唉，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又能怎样？不还是只能挑白泥巴吗？而且，挑白泥巴还得偷偷摸摸地挑呢。要知道，从田里溜出来挑白泥巴，属于劳力外流，是搞资本主义呢！要是大队的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民兵小分队晓得了，是要抓人的，是要开批判会斗争的。我感叹命运不济，很无助。我高中毕业差不多两年了，我还是看不到一丝希望，前途很渺茫。我想读大学，然而通往大学的路离我很远。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梦中异想天开。

劳动之余，我把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第一册里的作业一课一课地做好，做得一丝不苟，像印刷的一样工整。我把作业订成小册，然后把它们寄送到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请老师批阅。我心存妄想，大学里批阅我的作业，兴许能发现人才，把我破格录取。为了营造更大的影响，我也把小册寄送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英语讲座栏目组，寄送到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寄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我像一个探矿的探头，四处探寻。多数的时候，我的探头一无所获但我依然探寻。我想寻找希望可是我的希望渺茫但我依然寻找。

我知道，一个陌生的农村青年，把一堆作业寄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的一个陌生的外语院校，请一位陌生的老师批阅，这是多么荒唐的做法啊！尽管荒唐，我依旧在荒唐中心存希望。我的阿Q精神一直支撑着我在坎坷荆棘毫无希望的小路上去努力寻找希望，激励着我做痴人说梦的美梦。小册每每寄出，总是石沉大海。我默默等待，等待无果，我依然等待。我在迷茫中乱闯，在乱闯中期待，在期待中失望，但我在失望中继续寻找希望。我的每一个想法都以美好的希望开始而以现实的失望结束。我的希望像一个个肥皂泡一样消失。然而，金冠肥皂泡消失了但它们斑斓的色彩，不断地为我幻化出新的希望，令我神往，令我异想天开。

一天挑白泥巴也有小憩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的小憩差点让我改变命运。工地上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一二十分钟的间隙休息时间。每每休息，我不扎堆，不和人闲谈而喜欢独处。我一个人躲在凉瓦的凉房里读英语。砖瓦厂修建了五六栋凉瓦的房子。房子的进深和开间都很大，房子里每隔几尺的距离就有一排木架子，每排木架里依次搁着一块块平瓦，木架重叠起来堆放，码到一人多高。房子的正中间是一条宽敞的板车道，便于搬运。那种长方形的平瓦烧窑前都必须放在凉房里晾干。凉瓦房里不仅正中间有一条主通道而且横竖都有通道而且很通透也很阴凉。凉瓦房一般只有凉瓦的工人进去凉瓦或用车把已经凉干了的瓦拖去装窑，无关的人是很少进去的。然而，我发现那里是读书的好地方，我就偷偷地躲到那里读书。我把扁担放在地上，身体坐着扁担，背靠着木架，大声朗读着英语。很少有人打扰我，只是凉瓦的工人来到我坐的地方运瓦时，我就挪开到另外的通道里继续读书。

有一天小憩时，我像往常一样在大声朗读英语，不料想，我的朗读声引来了两个看稀奇的人。他们一老一少，两人丑陋不堪。老的是一个独眼人，少的是一个癞子，半斤八两，他们正好是父子俩。老的看上去五十多岁，除了是独眼，脸上还布满了皱纹，像是一幅核桃脸。头上黑白夹杂的头发沾满了岁月的尘埃。少的二十多岁，满头癞疤。他们也是挑白泥巴的。他们没有休息，可能体力过剩，到处转悠。他们在凉瓦房外面走着，听到我的读书声便好奇地循声走了进来。

“哦，耶耶，看咯，这里有人读洋文咧。容伯伯原来也读洋文啵？”那个癞头的年轻人操着一口桃江口音提醒他父亲说。我家乡的人都喜欢把外国文叫做洋文。

“后生子，你读的何国文字呀？”老人饶有兴趣地和我搭讪起来。

“我读的英语咧。”我爱理不理地回答说。当我抬起头来，看到他们的模样时，我就完全不想理他们了。可是老人好像没有看出我对他们的蔑意，他还是与我套起近乎来。我只好冷冷地问了他说：

“听口音，你们是桃江的吧？”

“不错的，我们是桃江的。我们是桃江荷花公社人，我们姓刘。”老人从容地回话说但他又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了一件事：

“读洋文好咧，我有一个叔伯老兄叫刘仲容，也读过洋文。他早年留学过苏联。他现在是一个大人物。”哦，老人说的这一位大人物还有名有姓。我放下手中的书，好奇地追问大人物的底细。

“是一位什么大人物呀？你的叔伯老兄现在何处？干何工作？”

“他呀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院长。那里有很多读洋文的学生呢。他出去得早，原来是张学良的手下，后来参加了西安事变，再后来跟周总理来到了延安。”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着这位大人物的经历。一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我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大学吗？我一下兴奋起来，我眼前仿佛就有一座通往我理想的桥梁了。不过，我并不晓得老人的来历，也不晓得老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从他们父子俩的穿着和相貌来看，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位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院长会有这样的亲戚。看我很感兴趣但又半信半疑，老人给我透露了关于这位大人物的一件事。他说：

“我老兄前年还回过一趟老家，来益阳招收考英语特长的学生咧。”说完这句话，老人主动许诺我说；

“后生子呀，我们算是有缘。我看你勤奋好学，兴许是一个人才。要不，我帮你向我的老兄写一封推荐信，写明你的情况，看他能不能破例招你进去住大学，好不？”老人的许诺一下把我说得心里痒痒的。我完全不怀疑他说的话的真实性了，也不嫌弃他的独眼和他儿子的癞子了。我连忙答应说：

“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啊！太感谢你了！”我对他感激涕零了。同时，我也在想，他一个农民，怎么也晓得“考英语特长”之类的事呢？只有英语行内的人才晓得啊。哦，这不是他那位大人物叔伯老兄告诉他的吗？就这样，我完全相信老人说的话是真的了。我打消了对他的疑虑。

我认定了他是我的贵人，是为我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牵线搭桥的人。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真是天赐良机。然而，我唯恐机会稍纵即逝，担心抓不住机会，所以我赶快邀请他们去我家做客。尽管家里不富裕但家人还是杀鸡宰鹅，买酒买肉，忍口待客。客人酒醉饭饱，欢天喜地，正要提笔为我写推荐信，家里突然冲进几个民兵小分队员，把他们抓走了，说他们是骗子，是阶级敌人，骗吃骗喝。他们是不是骗子？其实，小分队也搞不清，只晓得他们其貌不扬，衣衫褴褛。就这样，宾主不欢而散，我去北外读书的梦被小分队打碎了。我去北外上大学的，梦像树林里无意飘来的一片落叶，现在又从我身边飘走，落到地上了。

次日，父亲去公社开整党整风会，他竟然成了整风的对象。党员开完大会开小会。小会是全丰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的生活会。所谓生活会就是先由支部书记通报情况，进行党性分析，查摆党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纪律上存在的问题，然后由党员们评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上，大队民兵营长开始向父亲发难，说他的党性有问题，把来路不明的坏人接到家里做客，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民兵营长以貌取人，狗眼看人低。只要衣衫褴褛，他会认为是坏人。只要其貌不扬，他会认为是阶级敌人。父亲是个老实人，笨嘴笨舌，不知如何反驳。正当父亲十分难堪时，公社邮差推开会议室的门，打断民兵营长的攻击，给父亲送来一封信。父亲打开信一看，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给我的回信。回信赞扬了我刻苦自学英语的精神并鼓励我再接再厉，为支援世界革命而努力学好英语。看完回信，父亲仿佛看到了救兵。他灵机一动，拿虎皮作大旗，故意把信让大伙传阅。大伙看完都傻眼了，民兵营长也傻眼了，没有想到连党的喉舌部门也为这小子学英语鼓励打气呢。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好心人对父亲刮目相看了。他们好生羡慕父亲培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竟然让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回信了。就这样，父亲摆脱了我民兵营长的发难和纠缠，一场风波意外地平息了。

风波平息了，但我去北外的大学梦在风波中破灭了。不过，我没有气馁而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断地自学英语。到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并当上了人民教师。在我的记忆旷野里，那位老人帮我写推荐信去北外的故事早已被我被忘记。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手机上的一个视频里无意中看到了“益阳籍5位抗战名将”，其中第二位就是刘仲容。此刘仲容正是当年那位老人诉说的那位刘仲容：益阳市桃江县荷花公社人，曾经是张学良的手下，参加过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解放后，一直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世上的事真巧！当年如果没有那位民兵营长从中作梗，如果那位大人物刘仲容是一位伯乐，说不定我也去北外了。我虽然异想天开但说不定也能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