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心中的山——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刘炳华

　　今天——2023年农历十月初九，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每当夜不能寐父亲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想到父亲不易的一生，我时常暗自神伤。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负重前行，无怨无悔，默默奉献，扶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长大成人。奔波劳碌了一辈子，到了该安享晚年安康生活时他却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终生之憾！

　　我的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却也度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我们的心中父亲就是一座巍峨的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是我们人生的榜样。父亲用他的人生实践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家风，他教会了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父亲用他宽厚的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托起我们的未来，引领我们走好人生之路。

　　我的父亲于1923年农历十月初九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青少年时代家境较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几岁时考上天津师范学校。据奶奶讲，我父亲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从小就非常聪明，记忆力超强，反应快，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历次考试中父亲总是名列前茅。有一次期末考试，父亲被一道题难住了，苦思冥想，到交卷时间也没考虑好。走出教室父亲仍不甘心地边走边思索着，突然间父亲茅塞顿开，找出了问题症结，父亲懊恼不已，哎呀！一声懊悔的长叹，捶胸顿足，当时正走在楼梯上，父亲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轱辘下来，幸亏无大碍没有受伤。由此可见父亲办事是多么的认真、严谨、执着，尽管只有这么一道题没做出来，并不会太大的影响他的成绩和名次，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不原谅自己的不完美。

父亲16岁毕业时，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被学校确定公派去日本留学。一切准备就绪，连出国的服装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到日子登船赴日本留学去了。出发的日子临近了，这时我的太爷爷病危，没过几天正赶上出发时，太爷爷病故了，我的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孙，在家里大丧期间自然不能出行，无奈放弃了赴日留学，呆在家里守孝。能够出国留学在当时可是凤毛麟角之事，轰动了街坊四邻，这在当时可是十分荣光的事。没能成行，亲属们都替父亲惋惜，解放后这可成了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三、五反运动中，不知哪个多事又不了解详情的人立功心切，向组织上提出抗战时期父亲去过日本，要求组织上进行审查。在此之前父亲早就主动向组织上交代了此事，当组织上核实时，没找到那批去日本的人，故没有人能证明我父亲那时候没去过日本，同时也没找到我父亲去过日本的证据，审查了一段时间，只好草草收场，最后结论是：查无实证，按一般历史问题处理。从此以后这顶帽子扣到父亲头上，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污点，压了他一辈子。这一辈子尽管父亲能力再强，工作再兢兢业业，成绩再突出，单位工作上再倚重他，也入不了党，在政治上无法建树，只有当好一名出色的行政干部了。本来没有的事，节外生枝却给整出了事。现在看来当时没去成日本，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如果那时去了日本，回来后的人生之路还不知如何书写呢？又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社会动荡之际身不由己，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这一切均不可测啊！

　　（天津师范学校刚刚毕业，十六七岁的父亲看起来挺帅气，套用现在的话小鲜肉一枚啊！）

　　解放前几年父亲一直在商界混生活，担任司账（会计）工作，解放后定成份为店员。天津解放前夕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父亲几次失业，家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没成年的弟弟妹妹，姐姐和我先后出生，父亲失业时家里只靠爷爷在铁路部门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奶奶见爸爸失业没收入，一大家子十口人生活没着落，自然是脸色不好。听母亲后来讲给我，失业时父亲整天愁眉不展，每天早出晚归的找工作，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母亲无奈只好隔三差五带着我和姐姐回娘家住几天蹭饭吃，省的奶奶不高兴，省下来粮食给奶奶他们吃。

解放了，天变了。父亲靠着自己的本事考进了天津铁路供应段，担任会计工作，后来升任为总会计师。当时工资实行考核计分制，父亲的工资分是比较高的，收入可观。

父亲工作能力极强，工作认真，每天早出晚归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同事们关系融洽，人缘极好。那时没有计算器、计算机之类的工具，当会计的算账全凭最原始的一把算盘，父亲打算盘的速度没人能比得上，听着噼啪作响、上下翻飞的算盘珠发出的声响，仿佛奏响一曲曲优美的旋律。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我上小学前曾经多次去过父亲的单位，亲眼得见他工作的情景，感到很新奇。父亲打算盘根本不用看，有时边说着话布置工作，边打算盘，几乎不看算盘也打不错，更令人称奇的是父亲可以左右手同时打算盘，来提高工作效率。

　　父亲（左二）在供应段工作期间到西北地区出差，周日抽空和同事们登华山。

　　大概是1957年前后天津铁路供应段裁撤，父亲调到天津铁路宁园管理处工作，担任财务主任。

父亲工作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闲着半拉身子就把财务工作干好了。领导一看这人能力这么强，又踏实肯干，为人谦和，那就再给你加点码吧，干脆把材料部这一摊子也交给了父亲管。父亲二话不说就接过来了，一身兼二职，仍然干的风生水起，成绩显著。领导一看你这么能干，干脆宁园的冰棍房、汽车队、三产都交给你管吧，父亲又是二话不说照样全盘都接了过来。就这样一直干到父亲退休时，他分管的所有工作，宁园安排了三个人分别接管了他分管的几摊工作，可见父亲是多么的能干，能力有多强。父亲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工作了一辈子，尽管工作上层层加码，报酬上一点不加，父亲从不和领导讨价还价，毫无怨言，尽全力干好自己的工作。

　　父亲一生本分做人，认真做事，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父亲在宁园分管材料部期间，大权在握，当时宁园的所有基建、维修材料包括建“志远塔”的材料都是经父亲的手办的。他从不徇私舞弊，多次亲自到厂家洽谈订货，坚持原则，严把质量关，做到质优价廉。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从未收受任何人和单位的回扣和好处费。

　　父亲的工资在宁园单位里是最高的，连宁园管理处所长一级的领导都没有我父亲的工资高。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每月工资就高达102元，这在当时还是很可观的，属于高工资范畴了。可我们家日子过的并不宽裕，家里要抚养我们六个孩子，每月还要付给爷爷奶奶生活费，加上亲戚朋友各种往来打点等等，日子过的很紧吧，往往月底还要从互助会借款维持生计。1968年我上山下乡时，父亲就是从互助会借了100元给我准备上山下乡的用品，在那之前我连一件秋衣秋裤都没有。尽管生活艰辛，父亲坚持做人底线，一身正气，从不做贪污违纪之事，从不接受关系户的好处，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宁园里面的一草一木、每栋建筑、每一处景点，都倾注了父亲的心血。睹物思情，宁园有我们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怀！

　　（天津宁园志远塔）

　　“文革”前宁园每年的夏天都要举办三个月左右的消夏晚会。这三个月我们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除了送工资偶尔回趟家，他基本上吃住在单位，操持着晚会上的各种事项。每天来宁园游园和参加消夏晚会的有几千人，宁园里有各种演艺场所十几个，有电影、京剧、曲艺、杂技、相声等各种专场演出；流动冷饮和小吃摊位几十个；饭店餐饮好几处；游船、游泳池、动物园、各种娱乐设施照常开放，可想而知宁园消夏晚会的火爆程度。人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喧嚣热烈的夜晚，父亲在这里捱过了一个个紧张繁忙的日夜，就这样不分黑天白日的忙碌着。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也没有领导督促要求，父亲甘于奉献，自觉自愿地为单位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完全是出于父亲的责任心使命感、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乐观无私的奉献精神，让我看父亲近乎成了工作狂人，父亲的身体再强壮，精力再充沛，长此以往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您怎么就知道工作，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我们从来就没见父亲发过牢骚，说过怪话。工作中的不如意，从没听他提起过。他在心里把这些不顺心的事情自我化解了，我们见到的总是开朗乐观的父亲。我们有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情纠结时，父亲幽默地开导我们说：“你能拿石头砍天去？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遇事要因势利导，善于化解。”

“文革”中父亲受到了冲击，经历了大小批斗会，受到了污蔑、侮辱，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造反派”认为父亲是管理处中层干部，了解管理处和领导内情，让他揭发“当权派”的“罪行”，父亲坚持做人的原则，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招致他们恼羞成怒，更加疯狂的对父亲展开批斗。回到家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在单位遭受的磨难，也从不怨天尤人。为了不使家里人担心他，别给家里生活增添压抑的气氛，他总是强装笑脸跟家里人说没什么事。把一切委屈和磨难埋藏于心，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担当，以便让家里过着安稳的日子。我们那时见到的只是父亲平静的面容，想不到他遭遇的不公和屈辱及心中的委屈、郁闷和愤懑，他自己默默地扛下了所有的重压。现在想起来，父亲那时是何等的坚强，挺过来了“文革”遭遇的磨难。细思起来，父亲这一生实在是太不易了！

1970年及以后的几年，“文革”中的“春运”，天津铁路分局从下面各部门抽调一些人员充当加开的临客列车上的列车员。那时宁园“造反派”掌权，他们一连几年都把我父亲派去充数。列车段安排父亲担当天津到上海临客列车上的列车员。那时父亲接近五十岁，身体又比较胖，平时也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跑了几趟下来身体感到特别不适。吃不好，睡不了，不像现在有高铁，那时候临客跑一趟上海得二三十个小时，跑上海一个来回得好几天，回来后累的够呛。有一年“春运”跑车，春节那天父亲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那时临客列车上的条件别提多差了，列车上暖气也不怎么热，或者干脆就没有暖气，车上人挤人，车厢里空气浑浊，臭气哄哄。好在人们回家心切，能买着票坐上车就不容易了，也不怎么挑剔这些。父亲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着，拖着个胖身子还要打扫车厢卫生，为旅客倒水服务等，常常顾不上吃饭，最令父亲感到难受的是一连十几个小时睡不了觉。大概是1971年三月份的一次出车，当火车鸣笛，刚刚要从天津站启动时，父亲急忙登上车门处的踏板，也许是父亲年岁大、身体胖、动作不灵活，没来得及抓紧车门扶手，脚下一滑摔倒在站台上，把腰摔伤了，休息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受了好几个月的罪。

　　（苦中作乐，一次跑车间隙和同事们一起抽空游苏州虎丘。）

　　父亲生活上除了吃以外是很简朴的，从来不讲究穿戴，平时上班就穿着一身铁路制服，脚穿着一双布鞋或是绿胶鞋，我很少见到穿着西装革履脚蹬皮鞋的父亲，那些行头都是他会见重要客人或是参加重大活动以及出差时偶尔上身的道具。

我们家住在天津站附近，父亲的单位在天津北站附近，父亲上下班就走上十几分钟来到火车站，乘坐一站地的铁路通勤车，这样每月可以省下几元的交通费。我上学的铁一中也在北站附近，我和父亲一同乘坐了几年的通勤车。父亲见了熟人和同事的总是乐呵呵的打招呼、聊天，八分钟左右的车程一会儿就到了。

　　父亲（右）和同事周吉兴主任，1962年春在宁园礼堂附近的湖畔合影留念。当时俩人工作中在那打照面，正赶上宁园摄影部在那服务，顺便拍下来这张照片。这是父亲在宁园工作三十年留下的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

父亲和周主任被人们尊称为“刘头儿”，“周头儿”，是宁园的两个台柱子，凡是到宁园联系业务的都知道只要是能找到刘周二头儿，一切事情都能办的妥妥地。

　　父亲（右）与周吉兴主任二人同在宁园工作了三十来年，几十年来两个人作为单位的中层领导、业务骨干，工作中互相协调，相互配合，关系融洽，为人们所称道。

下面照片是1988年二人退休后，在宁园当顾问期间，在宁园管理处院中合影留念。

　　父亲平易近人，对下属从不摆架子，更没训过人，整天见人都是乐呵呵的，但在工作上又极其认真，对下属严格要求，从不含糊，深受下属和同事们拥戴和好评。父亲的群众关系极好，和同事们关系极其融洽，几十年工作中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吵过嘴，深得大家尊重，是公认的大好人，被大家尊称为“刘头儿”。

　　下面照片是父亲（左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财会室下属人员合影。

　　大概是1960年寒假前后奶奶和在保定河北中医学院上大学的老姑带着炳意来宁园游玩儿，父亲抽空陪着转转，合了张影，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唐山大地震后宁园在游泳池边盖了一排临建，分给了我们家一间。这是1977年父亲在临建居住期间，在游泳池畔拍照留念。

　　宁园管理处位于一处四面环湖的小岛上，环境优雅。退休前夕父亲在管理处院里办公室门前拍照留念。这是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是他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地方，即将离去，一定是感慨良多。我想父亲回顾自己三十年来在宁园的付出，一定是无怨无悔，笑对过往，可以心安理得地光荣隐退了。

　　1941年18岁的父亲和17岁的母亲成婚，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恩爱有加，不离不弃，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艰辛之路。母亲的身体从年轻时就不怎么好，父亲对母亲倍加呵护，尽管工作再忙，也时时关照母亲。在他们金婚纪念日时名人吴同斌题匾祝贺。

　　父亲工作很忙，很少顾家，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母亲打理。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句名言：“树大自直”，这体现了父亲对我们的尊重和信任。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们任何一个人，更没有骂过打过我们，即使我们犯了错父亲照样没有训斥打骂，但他从来不溺爱孩子。都说父爱如山，可我们从来没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什么爱呀、宝贝呀之类的话语，他把对子女的爱化作润物无声的细雨，默默地无私奉献给我们。困难时期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他结交了一些餐饮部门的朋友，有经理、采买、大厨等各层次朋友，向他们学习厨艺，求他们帮忙买些市场上不易买到的食材。我们那时候就盼着过周日，父亲歇班给我们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什么炸果子，沾糖堆儿之类，父亲都做的像模像样，比外面小吃摊位做的一点不差；炒出来的菜色香味俱全，我们吃的连菜汤都不剩；那时大多数人还不太认的墨斗鱼，父亲买回来俏点白菜，我们吃的那叫一个香；各种粗粮细作，花样翻新，看到我们吃的香甜的模样，父亲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最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实在是没什么辙了，父亲把白菜帮子剁碎，加点小虾皮，偶尔有香油时点上两滴，包成玉米面菜团子，薄皮大馅，我们仍吃的津津有味。

我们在父母创造的家的和谐氛围中茁壮地成长。在父母孜孜不倦的教诲下，在父母创建的良好家风影响下，我们以父母为榜样，自觉地踏着父母的足迹走好了人生之路，应了父亲那句“树大自直”的名言。

　　（1988年拍摄的全家福）

　　晚年父亲在家中安享温馨的家庭生活。

　　1985年12月份父亲到内蒙古牙克石出差，顺路到吉林省松原市看望我们，我们当时在吉林油田工作。这是我们1968年上山下乡离家后，十七年来父亲头一次来我们这里。12月的东北大地冰雪严寒，62岁父亲顶风冒雪来看望我们，我们深受感动。那时物资极其匮乏单调，东北的小城更甚。父亲来得突然，那时通讯不便，事先也没来得及和我们打声招呼，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父亲，只是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炒点鸡蛋之类的简单饭菜。没有好好招待父亲，心中特别感到过意不去。父亲大老远的顶风冒雪特意来松原看我们，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有愧于父亲。父亲看到我们生活的窘境，鼻子一酸说：“没办法啊，把你们扔在东北受罪了。”我想：父亲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他没有通过关系把我们办回天津，让我们上山下乡选调后留在东北受苦了，说出这句话，来诉出他心中难言的过意不去的情怀吧。

下面几张照片是父亲来松原所摄。

　　1987年夏天的一天下午，64岁的父亲在单位工作时突患脑梗，紧急送医院抢救。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稍微缓解，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父亲放不下自己的工作，又坚持去单位上班，期间病情几次反复住院治疗。大概是1988年父亲65岁时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父亲退休后，宁园领导专门给父亲和周吉兴二人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请他们过来当顾问，时常咨询一下有关业务。退休后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左右，病中的父亲每天上午都由母亲陪同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宁园单位看看，（我家那时搬到建昌道铁路宿舍，离宁园较近）这里有他割舍不掉的情怀。直到后来病躺下起不来了，就再也不能去宁园了。1993年春天父亲病故，享年七十岁，走完了他不平凡的艰辛人生之路。

　　父亲——我们心中伟岸的山，您没有倒下，您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一直仰视着您！——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忘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