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鬼”异

黄镇山

　　殷墟甲骨文的“鬼方”是指陕西清涧一带的方国，而且没有伐“鬼方”的记载；殷商所征伐的是山西“土方”。周原甲骨文的“鬼吏”是指秦岭商洛楚人；周人所称的“鬼方”、“鬼戎”、“西落鬼戎”是指其劲敌甘肃“西戎”。周代书载商王武丁“三年克鬼方”是周人为制造伐“西落鬼戎”舆论而对殷武“三年克土方”的移花接木。

　　《周易·既济》：“高宗（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是说商王武丁用了三年时间征服了鬼方。

　　在《竹书纪年》里也出现了“（武丁）伐鬼方，次于荆”的说法，就是说殷商先攻打鬼方，然后又攻打荆楚。“荆楚”是周人的称呼，而《诗经·商颂·殷武》“广挞荆楚”是巴方领地，作者是周代封赐殷商遗民宋国人，歌颂祖先殷武却激怒巴、楚联军攻宋。

　　殷墟甲骨文里根本没有殷商伐鬼方的记载。周人立国以“和治诸夏”遵循古训“协和万邦”才能使天下人信服，而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征伐宿敌“西落鬼戎”，就得制造民正言顺的舆论避免天下人非议，所以这是周人为了攻打“西落鬼戎”而制造的舆论，就是告诉大家，攻打鬼方并不是我们周人的首创，以前的商朝就经常攻打鬼方，我们周人攻打鬼方只不过是继承了殷商的做法。

　　虽然不少文献记载鬼方是商朝的敌人，但都是后人抄袭周人的记载，而在商人自己记载的甲骨文中则揭示了鬼方与商朝的融洽关系，鬼方是听命于商朝的诸侯，下面就是殷墟甲骨文中关于鬼方的记载：

1、“王勿从鬼”、“贞，王从囗伐巴”（商王问可不可以让鬼方替他去征伐巴方）

2、“丁卯，贞，王令鬼（上下两个丙）刚于京”（商王令鬼方去殷都附近的京地进行刚祭）

3、“乙巳卜，宾，贞，鬼获羌。一月”（鬼方抓获了羌方俘虏）

4、“乙巳卜，宾，贞，鬼不其获羌”（鬼方能否抓到羌方俘虏）

5、“......小臣鬼......于......”（鬼方是殷商的臣属）

6、“壬辰卜，争，贞，惟鬼(它攵)”、““允惟鬼眔周(它攵)”（商王将鬼方、周方献上的奴隶解割后用以祭祀神灵）

7、“鬼方易无祸”？（就是商王占卜鬼方会不会有灾难，可见商王对鬼方是非常关心的）

殷墟甲骨文记载的鬼方，与殷商毗邻，与周方连界，与羌方很近，与巴方不远。

　　考古学家对鬼方族活动的晋中、晋北、陕西中北部的高原山地地区展开考古发掘，给鬼方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专家们将商代这一地区的青铜器称为“石楼——绥德”青铜器型，专家根据这些青铜器判断，它们的主人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相影响、长期与商文化为交流状态，正好就和鬼方对号入座。鬼方能铸造复杂的青铜器，可见其有相当发达的文明。

1983年，考古学家在陕北榆林市最南端的清涧县挖了一座古城，时代为殷商到西周中期，称为李家崖遗址。城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城内发现有房屋、墓葬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和陶器。深受殷商文化影响，但也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应该是鬼方的城池。

　　经碳14测定，判定年代为3030±80BC，树轮校正年代为3245±145BC，即年代为商朝晚期。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有了更重磅的发现。

在李家崖古城西城墙T1第三层出土了一件三足瓮，残口沿的沿面上刻有一个字符，经过释读，与甲骨文“鬼”字写法一致。

“鬼”字的发现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第一，李家崖文化的时代、分布地域与商周之际鬼方的盘据地望吻合，显然这里就是殷墟甲骨文记载的“鬼方”；第二，“鬼”字陶文的出现说明，“鬼”原本就是自称，而非华夏对他们的蔑称。

　　城内发现一个骷髅石像，跪立于石板之上，可能是祭祀用途，也颇配上“鬼方”这个名号。根据墓葬中尸骨的DNA检测，墓主人皆为土生土长的东亚人种，属于华夏民族。李家崖文化可能是陕北石峁文化的后代，再往上追踪，可能来自于仰韶文化。

　　殷墟甲骨文之王载：“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此处记录了此次占卜之后的应验，即占辞中所说的 “艰”。卜辞记载，在癸巳之后的第五日丁酉，土方、工方分别来犯商的东部与西部,此即验辞。而根据这一句还可以推断的是：商的属邦“沚”位于土方之西，工方之东。学者们根据更多的资料还确定了“沚”更确切的位置，应该在山西南中部。

　　根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任内遇到严重危机，山西一个叫“土方”的方国，经常侵扰殷商，给殷商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于是武丁不时兴师讨伐。每次征讨土方，武丁都全力以赴，出兵最少也是“登人（召集部队）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达“共人五千伐土方”，多数时候武丁亲征，其中一位部将叫沚。最终，经过三年征伐，武丁杀死土方首领，土方归顺商王朝，土方领土变成了商朝的“北土”，之后武丁还经常视察土方，卜辞里记载为“王省土方”。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土方总体活动范围在山西西北、陕西北部、内蒙包头一带。

　　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发现了“土方”的线索。2008年考古队发掘面积达到35000平方米，发掘墓葬1326座。墓葬中出土铜、陶、蚌、贝、漆、玉以及织品等文物14000多件套，文物等级之高、价值之重大、数量之众多，蔚为大观。

　　是谁把这么多的宝贝东西和洋洋洒洒的古代文化带入了地下？答案出现在墓葬群中最先发掘的1号、2号墓中。两座墓室面积在接近30平方米左右的墓自然成为了1、2号，它们深度在15米左右，且带有很长的斜坡式墓道，墓道大约长25米，两座墓墓道平行排列。

　　在出土大量青铜器等文物后，1号墓主的遗骸终现端倪。从骨骼上判断，这是一位女性，她仰身平躺，嘴中含玉，墓主陪葬的是项饰玉璜和玉组佩。这个墓主人着实不一般，她不仅拥有横水大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在她的棺外还有3个人殉葬，且都是一张苇席包裹了事。

墓主随葬5鼎、5簋，加上其他，共出土青铜器25件，其中8件有铭文。其中一个铜鼎的内腹壁上刻有“倗伯乍毕姬宝旅鼎”，翻译一下就是“倗伯为毕姬做的礼器”，这段文字证明，该女名叫毕姬，她是倗国国君倗伯夫人。

　　倗伯本人在2号墓里，面部朝下趴在里面，全身饰有玉覆面、玉串饰、玉璧、玉柄形器等，随葬3个鼎、1个簋等，加上其他器物，总共16件的青铜礼器，其中也是8件有铭文，写着“倗伯□作宝鼎……其万年永用”，意思是：倗伯为他自己做了个结实的宝贝鼎，让他千秋万岁一直用下去。倗伯的殉人比夫人多一个。可惜的是，倗伯叫什么名字，恰恰应是铭文中被锈蚀模糊掉的那个字。

　　仅从陪葬礼器数量来看，倗伯对他的夫人毕姬真是疼爱有加，给夫人陪葬的鼎簋比自己都多两个，其他器物也多。可是，从西周的礼仪制度来看，不可能出现这种越礼之举。

推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毕姬的“姬”是姓，周天子姓姬，毕姬应是周王族毕公后世之女，下嫁给倗伯，血统比倗伯高贵。这个推测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毕姬墓中还出土了周王室宰相送给她的青铜鼎，这个特殊的礼遇，也说明毕姬来历非同寻常。另一种可能，也许在毕姬死的时候，倗国正是强盛之时，所以规格高，陪葬品也多。

　　“西周绷伯”墓是“土方”族属的一个重要线索，据分子人类学家在其墓葬中发现了多具尸体遗骸，经过DNA检测，已经确认该墓葬的贵族属于Q单倍群，不同于中原人，与后来的突厥人更加接近，也可以说是一种黄白混血的人种，属于印欧种族与黄帝种族通婚交融的混血种族。

　　殷商时期的土方，被《三海经·大荒西经》称为北狄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被后来周人称为狄，《春秋》庄公三十年记载：“冬，狄伐邢。”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现狄的记载。被《史记·五帝本纪》称为北狄，帝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春秋初，在秦、晋、郑、卫、邢等国以北，即今陕北及山西、河北两省的中部与北部，有许多强悍有力的部落，是对中原诸夏的威胁，但当时仍与西戎及伊洛地区之戎统一称为戎，只在方位上称为北戎。至春秋中叶，出现了称上述地区各部落为狄的记载，因其在北，称为北狄。

战国《孟子》：“昔者大王（早周古公亶父）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史记·周本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早周甲骨文的“鬼吏”，是指居于陕南秦岭商洛“信巫鬼”的楚人，与西周毗邻。

楚起源于五帝时代的今陕南平利县大贵镇，历五帝夏商千年履程，商代晚期才到达商洛楚山。《世本·帝系篇》:“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娶鬼方(贵方)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六曰季连；季连者，楚是也。”并载“贵氏，陆终之后。”因此“鬼吏”楚亦尊称为“贵方”。“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是正宗的炎黄子孙。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留熊，留熊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于子男之田，居丹阳(今河南淅川)。”

周原遗址早周“龟室”出土的甲骨文有两片记载:“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哉。”“入鬼吏，呼宅商西。”证实了“贵方”即“鬼吏”的楚子早周居于商洛楚山。

西周前期《小盂鼎》铭文所称的“鬼方”，也就是被后者《逸周书·王会解》称为“鬼戎”，《竹书纪年》所称的“西落鬼戎”。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周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铭文记载：“王命盂以□□伐鬼方，□□□馘□，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十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小盂鼎》记载的这次战役，仅俘虏人数就多达1万3千人，杀掠数量之大，战争的激烈程度仅次于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从俘获的大量牛羊来看，周军已经攻破了鬼方的都邑。

要知道，春秋以前的战争通常是伐国不灭祀，即使是武王伐纣这种改朝换代的战争，也采取了“立王子禄父(武庚)，俾守商祀”的怀柔举措，纵然武庚后来发生叛乱，西周依然分封宋国给殷商遗民。

但对于鬼方的处理，西周却采取了毁坏城邑、俘虏首领、杀掠子民、掠走财物的毁国灭迹手段，初兴的周王朝对鬼方的愤恨，或许正是源自多年来鬼方对周原腹地的袭扰和牵制。

西周严惩的这个鬼方，不可能是陕北清涧鬼方，因为在武王伐纣时清涧鬼方并未趁虚而入攻击西周，而是归顺了西周。西周所针对的是其宿敌西部甘肃的“西落鬼戎”。

　　西周的小盂鼎，是周天子给大夫盂的鼎，上面记录着周伐鬼方的事。那么鬼方应当就在盂的封地附近。盂的封地在陕西凤翔，位于岐山的西北。关中平原四周环山，在西边汧水、渭水流域开了一个口子，给西北少数民族留了一个渗入的通道。故而鬼方地在汧、陇之间，或更在其西。故而周人称其“西落鬼戎。

　　殷墟甲骨文中的“戎”，没有指代用于族称，只有兵器与战争之意，因此可以确定以“戎”为族称始于西周。其实，商朝对于其他势力的称呼，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殷商称呼四方部族都是“方”，比如“巴方”、“羌方”、“鬼方”、“土方”、“工方”等。

春秋战国时期才将四方异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史记·五帝本纪》说帝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但在西周时期，“戎”并非西部外族的专称，东西南北的很多外族也被称为“戎”。以淮夷、徐夷为例：《尚书》记载，西周初年“淮戎、徐戎并行”；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中期《冬戈方鼎》铭文记载，“率虎臣御淮戎”，这里的“虎臣”当是汉水中游的虎巴罗国；而“淮戎”即是“淮夷”。“淮戎”在淮河一带，“徐戎”在徐州一带，两者都属于东夷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西戎”相距很远。

　　周人之所以痛恨蔑称西戎为“鬼戎”，因为在夏商时期，以农耕起家的先周早周，就饱受西北游牧民族戎狄的侵掠。

　　《墨子·疆国篇》:“秦西有巴戎。”西戎由两个族系组成:其一是黄帝族系，《山海经·大荒西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壮(雌雄)，是为犬戎。”以白犬为氏族图腾。

其二是伏羲之孙乘厘后世“苗民厘姓”，《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汉学堂丛书》:“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晋郭璞注“三苗”:“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虞舜是将在丹江闹得最凶的有苗三族迁到甘肃的三个危险地带。以白狼为氏族图腾。

西戎是伏羲、黄帝的后代，无疑属于华夏民族，当然也不排除与异族融合壮大。

据周人及后人的记载《竹书纪年》:“商王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王反自西戎。”（殷墟甲骨文无载，而所载商王师到西部是征“羌方”）“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并载周文王之父季历因伐西戎有功，被商王太丁命为“牧师”。商纣王“赐弓矢斧钺，使西伯征伐。”而周文王率兵击败“畎戎”（犬戎）。《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有“鬼戎”。西戎和早周争地不休，所以“牧野之战”西周宿敌西戎缺席。

《国语·周语》载周穆王不听大臣劝阻“伐犬戎，得四白狼”。《竹书纪年》:“周懿王七年(前901年)，西戎侵镐。”《史记·秦本纪》:“周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前827年)，乃以秦仲为大夫，伐西戎，西戎杀秦仲。西夷、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

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伐而至歧，卒。生文公，文公十六年(前750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遗民有之，地至歧。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反攻，秦得而复失。直到秦孝公元年(前360年)，“西斩戎之源王”，秦才最终获胜西戎。

可怜强大的西周始终未能征服卧榻之敌犬戎，反而被犬戎所灭。先秦历时468年才赶走边界西戎，继而在秦忙于统一的147年南征北战东伐的苦战中西戎得到休养生息和平发展，统一六国的强秦又畏惧西戎北狄凶奴而筑长城防御。

西戎之所以厉害，一是其活动于西北广阔地域资源丰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大；二是其以伏羲黄帝族裔为主力，与西来异族融合兼容并蓄奇能异才者众多，创造出与中原并驾齐驱的辉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