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以《肇庆府志》编纂为例

陳情表

两广总督府始设于明代成化五年，地点在广西梧州，嘉靖四十三年（1564）迁往肇庆，此后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府都在肇庆办公。肇庆因此成为两广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就肇庆本地的文化建设而言，地方志的修纂无疑是传统社会的一件大事。

一、两广总督府时期的府志编纂

两广总督府驻扎肇庆之前，肇庆府志已有三部志书刊行，分别是明代正统年间四明人王莹、成化年间云间人黄瑜和嘉靖年间海盐徐所修。由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总督府驻扎肇庆后，到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府设在肇庆的180年间，又编纂府志四部。前三部府志早已遗失。万历之后的四部府志尽管有残缺，但至今尚存。据道光二年（1822）刻本的阮元《广东通志》卷192《艺文志》对此有简单记载：

1、《肇庆府志》20卷，明郑一麟修、叶春及辑，佚。《归善县志》：春及，字化甫，举人，万辛卯以荐起，官江西司中，著有《政书》、《榷书》《肇庆府志》、《顺德县志》、《永安县志》。谨案：一麟，万历十六年任知府，修志。

2、《肇庆府志》50卷，明陆鏊修，佚。崇正八年刻本，载吴志。

3、《肇庆府志》32卷，国朝史树骏修、区简臣辑，未见。吴志：树骏，号庸庵，江南武进人，进士，康熙八年任。前朝郡乘鼎革后荡然无存，树骏竭力购求数载，乃得陆太守鏊刻本于郡人梁应时家。考正舛误，补编成书，为三十二卷，十二年工竣。简臣，高明进士。

4、《肇庆府志》32卷，国朝宋志益修，未见。吴志：志益，长洲人，岁贡，康熙甲午任，五十八年续集郡志。

上述的吴志是指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肇庆知府吴绳年修，南海何梦瑶辑的《肇庆府志》，时两广总督府已经搬迁广州。从万历至康熙年间编纂的四部肇庆府志的体例来看，不同时期修志者的观念颇为不同。

万历《肇庆府志》共计22卷，没有《艺文》部分；崇祯《肇庆府志》共计50卷，其中卷26至卷50均为《艺文志》；康熙十二年《肇庆府志》共计32卷，《赋役志》比之前两部多了两卷，《兵防志》减为一卷，卷25-32为艺文；康熙五十八年《肇庆府志》是在康熙十二年志的基础上所修，框架基本没有变化。万历时期《兵防志》占有两卷可能与明朝中后期瑶乱及社会动荡有关。为了加强对岭南的控制，朝廷自然会加强在两广的驻兵设防。清统一岭南后，加上康熙初年实施的迁海运动，兵防布局估计有所减弱。此时当局关心的是人口和赋役问题，体现在志书修纂上的，可能就是《赋役志》所占篇幅的增多。

四部府志变化最大、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关于《艺文》部分的编修了。万历《肇庆府志》中无一卷涉及艺文，但这并不意味着肇庆一地在万历之前没有任何文化传播或者文化印迹，此时距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总督府的治所迁往肇庆仅有24年。但是47年后的崇祯年间肇庆再度编修府志时，肇庆似乎突然人文蔚起，在共50卷的府志篇幅中，艺文部分就占了25卷，占了总篇幅的一半。其中文人所写“记”有9卷多，“诗词”有7卷，其他的为奏疏、碑文、序言等各种文体。此后康熙两部志在编写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虽然编者有意识地加以删减，但《艺文》部分仍有8卷之多，篇幅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从《艺文志》卷数的增减可以明显看出，官方对肇庆文化建设的关注。编修者以此为媒介，开始了对肇庆府文化工作的大普查与深度挖掘，以此展示肇庆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二、官绅联手建设地方文化

万历《肇庆府志》由时任肇庆知府郑一麟主持编修，主要修纂者为归善人叶春及。郑一麟，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为兵部侍郎，知肇庆府事。到任后，他一改前守知府王泮清“慎简严难”的严厉作风而转向温和，“为政大有体，不屑苛察。”所以“人以是并贤之”。郑一麟当政之时值肇庆大水，他“朝夕露次步祷，拯溺赈饥不遗余力。又分遣乡落抚恤，所存活以万计。水退补筑诸决堤，亲见版钟，修桥建闸，备水利民，一如前守。而又创塔于新江口为形家利。凡士民所急，知无不为。秩满迁去，士民遮留不及，若失慈父焉。”与郑一麟修志做搭档的叶春及，则是广东本土归善人，字化甫。据说他“天资高明，少以古人自期待。好读先秦以上书，而尤致力於《左传》、《离骚》。年二十一举于乡，计偕过白沙，谒罗念先生，就上客之位，论学无所屈。”但这位叶春及却是明代珠三角地区极为活路的一位士人，他除了著有《政书》、《榷书》及这本《肇庆府志》外，还编修了《顺德县志》、《永安县志》。这样就构成了外地主政官员加本地士大夫共同合作编修府志的格局。

其实，万历年间《肇庆府志》的修纂，主要提出者是郑一麟，他对此事强烈的责任感来自于他的家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修志的愿望来自于他父亲的教导：“余自司马署中出守肇庆，家大人聿而之余昔守柳州也，先刺史子厚好奇郡中山水，可游详哉。其记之矣。夫天子命吏以经国家，理人民，匪直游观尔，将补子厚之阙，未果。肇庆为粤西门户，余过之，控三江，包八州，洋洋乎，大郡哉。纪载不备何以考镜，且职方亦司马所有也。”即他的父亲在做柳州刺史时未能主持编修其志书而一直引以为憾，所以当得知儿子要出守肇庆时，嘱咐儿子要以此为任。事实上郑一麟正是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他到任地方后，即与众人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并推荐了叶春及共同编修府志。 同时，因为此时两广总督府设置于肇庆，所以编修府志对于官员来说也成为了行政工作的需要。时为按察司副使的黄时雨就指出：“往督府驻苍梧，岁一镇端才泱旬而去。今弭节永镇兹土，则兵戎践更，钱谷出入，舟车榷算与诸调度置立，能无改于畴曩乎？”鉴于行政管理的需要，纂修府志亦成为一种必行之举。这种较强目的性可从万历《肇庆府志》的体例上清晰地看出。

崇祯版《肇庆府志》的修纂没有延续万历年间的格局，主持编修的陆鏊与陈奎都是外地人。陆鏊，平湖进士，崇祯二年（1629）任广东布政使司分守岭南道副使兼参议。陈奎则是南安进士，崇祯六年（1633）在肇庆任职。但是陆鏊能够编修此书却与本地士大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肇庆在被设立为两广总督府所在地之后的47年间，经济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的肇庆已经是“岭海奥区，绾毂两粤，山川秀丽，贤哲挺生，称名郡焉。属者军旅频兴，赋役孔棘，虽陈元经术薪火长传，而步骘之干戈亦相寻而未有止也。一切经制裒益倍异曩时。郡邑所纪欲不更张得乎？”但是各方面的发展也为后来者的施政带来麻烦，尤其是当之前编写的典籍散佚不清之时。崇祯二年（1629），“水部出守首访图志将观法焉，”但是“岁久例殊，人亡典蚀，皮板左藏者没字碑矣。”于是，重新编修史志又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陆鏊得到了当地士大夫的广泛支持，“商诸同志，郡孝区君怀瑞、何君湛然、黄君虞龙及吾友茂才陈君诗教，谋为订讹补缺，芟繁易新，翻而刻之。”惜未果而终。直至崇祯五年时此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开馆庀糈，聚材卒业以纂订。属之诸君以搜核，责之属部以赀斧计之。敝邑以绳督严之府史若夫总持衡鉴、删润葛藤。”有了官府的提倡，加上肇庆地方士绅如高明举人区怀瑞等的广泛参与，详细搜核材料，肇庆的地方文化就被广泛地采集以供编修之用。

康熙十二年《肇庆府志》的编修是在清政府统一政令的要求下展开的。其编修者为当时的肇庆府知府史树骏、肇庆本地人区简臣共同完成。史树骏，江南武进人，康熙八年知肇庆府，“甫下车剔厘宿弊，吏畏民怀。期月而郡大治。时有神君之颂。前朝郡乘鼎革后荡然无存，树骏购求数载，始得陆太守鏊刻本于郡人梁应时家。考正舛误，编辑成书为三十卷。一方文教赖以不坠。（《旧府志》）土棍乘乱诬害良善，树骏察其冤皆立予省释。郡有巨猾，煽诱闾里，间密访捕之。置之法曰：不去此不足以活一郡人也。又力行保甲，奸宄无所容。一年之内四境肃清，民立碑颂德。” 区简臣，字卜徵，高明人，性聪颖好学，“弱冠领顺治辛卯乡荐，辛丑成进士，任湖广江华令。华，凋敝邑也。其民每多因营债鬻妻子，因荒税离散四方。简臣下车目睹仳离，即遣人归卖业办金代完逋赋，赎其妻孥，华民获安。遇旱求雨必应。民悉欢呼以为至诚所格。因杂务繁杂，自量不给，父孕彪命曰：损人媚人不可为也。遂辞职归。民歌颂之。孕彪素以孝闻。简臣之成立而官声藉藉者，皆庭训也。简臣归里后事亲色养备至。” 为了响应王朝号召，肇庆知府史树骏等开始“即肇庆旧志正其条目，删彼繁芜”。但是因明末战乱，典籍散秩，版刻废坏，传世者极少。史树骏到任后从本地人梁应时处觅得崇祯版《肇庆府志》加以阅读，他指出陆鏊一书的缺点：“大约鏊之成书喜为标目，有表、有传、有纪、有志，议论虽多，考核未尽，事多舛互，编次失伦。所收艺文半于卷帙，未免滥觞之议。乃于簿书之间谋所以序正之。”时又恰逢清廷命各地编修方志，“于是咨之故老考之，令甲残碑断简靡不毕讲。竭一人之愚，阅五月而书成。文减于前，事增于昔，定为三十二卷。肇庆之志复备。”

此次参与修志的区简臣是崇祯时期支持陆鏊修志的区怀瑞侄子之子，祖孙二人参与了两次修志，他对陆鏊之志评价说：“于是取崇祯六年陆公所修旧本阅之，觉事略文繁，未合志体，予伯祖怀瑞曾佐其事，考核虽详而未臻尽善。况迄今已四十余年，事久阙载，又值兵燹之余，多所遗略，修辑益艰。”可见，陆鏊对艺文部分的规划是引人诟病的重点之一。加上兵火洗劫，缺失更多。此时的清王朝刚在岭南站稳脚跟，为了拉拢士人，清廷下令各地编修方志，于是趁此机会，肇庆的文化工程序得以再度启动。地方官绅和本地士人的感情就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加深。经过文化上的认可，人们从心理上慢慢接受了清廷的统治。

康熙五十八年的《肇庆府志》是在康熙十二年史树骏版的基础上编修的，其主要参与人有知府宋志益和顺德的郑际泰。宋志益，长洲人，康熙五十二年知肇庆府，“以廉介称。父广业，以济东道明。农家居志益。重包孝肃菊圃迎养其中，以教孝。乙未，朱天相啸聚焚掠，志益亲行剿捕。旋即扑灭，民用安堵。又续缉郡志，典赡有体，与史志并称。”郑际泰，字德道，顺德人。康熙丙辰进士，入翰林，吁请终养。十年，母卒。服阕入都供职，纂修《三朝实录》。甲戌，分校礼闱。乙酉，召对广东粮米事。称旨，授吏科。明年三月，京师雨愆期，求直言。际泰上五事。中间停止在任守制一条议论正当，寻奉谕办事史馆，纂修《大一统志》。以病归。生平以主敬存诚为学，尝着理学真伪论。兄启中，积学能文，官雷州教授，为士林祭酒。际泰师事之。

郑家在广东顺德属于仕宦之家，顺德文献对他的记载颇有意思：郑际泰，字德道，号珠江，林头人。宋宝庆间主簿汉章后。汉章以盛德开伦教林头族，自有传。祖国相，字阳，隐居事亲，授徒清远四十余年。……父昌绪与兄昌烈共力学、行善事。际泰生而悟，家贫乏，拾丧者门帖钞誊文字，贴社壁映灯而读。一婢采蚬供馔而自检稻甲为薪。弱冠补番禺学生，康熙乙卯举乡试，明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当逆藩吴三桂构乱，隔绝南北，际泰有母且老矣，音书不时达，焦灼弥甚。至是戡定即请终养。奉母十年，母死服阕乃入都供职。

宋志益对各个版本的《肇庆府志》有一个较全面的对比，他说：“宣德中，郡首四明王君始为镂版，海盐徐君始分例为十，有五图经、疆域、公署、学校、礼乐、赋役、秩官、选举、兵防、名宦、流寓、人物贞烈、艺文、外志。其后，山阴郑君一麟、平湖陆君继之。我朝鼎兴，郡守史君树骏修辑于康熙十有二年，其赞襄而任分编者高明区简臣进士也。史君之序，谓鏊书喜为标目，议论虽多考核未尽，事多舛互，编次失伦。又所收艺文半于卷帙。因而艺文删削过半，正其舛互，则史君之所谓修也；文减于前事增于昔，则史君之所谓辑也。其辞若颇自矜者。夫班马皆良史才，而前汉书尚于史记有微词，况史君之于陆君哉？”所以宋志益根据史树骏之本进行补辑，按其体例仍志定为三十二卷。

从现存四部《肇庆府志》编修来看，多是地方官员主导并牵头进行府志的编修，具体参与人员有外来官员和地方士绅。在编修过程中，肇庆本地士绅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参与搜罗本地情报，汇集材料。而对本地艺文的大篇幅记载更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塑造，这是两者联合打造的结果。 三、府志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包公为例

包拯是千百年来清官的化身和代名词。他在宋康定初出守端州，成为肇庆地方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在历代编撰《肇庆府志》的官宦或人物卷中，包拯必有记载。万历十六年《肇庆府志》卷十七名宦中记载的包公就突出其三个方面的形象：一是审案断狱果断、有魄力，“（包公）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二是清洁廉政，“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三是体恤民众，为民请命，“寻拜监察御史疏请选广南知州”、“寻又奏请广南添差职官章再，上从之”。即后来志书上整理的包拯在肇庆期间的三份上疏：《请选广南知州疏》、《请添差广南职官疏》、《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

崇祯《肇庆府志》的编修者陆鏊在志书撰“包肃公奏议序”谓：“公生平性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至于私牍于请，虽故人亲党，一切谢绝。人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康熙十二年《肇庆府志》收录了明人张诩撰写的“宋包孝肃公新祠记”云：“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公首，而公之善政每以清正之本。其自云：心治本，直道是身。可知按史公立朝毅，戚宦官之手。平居私，故人皆之。至比其笑黄河，又相目包老。古之直弗也。自奉如布衣，戒後裔出仕。有犯者生不得本家，死不得附祖葬，古之直弗也。”可见，包公已经成为肇庆地方官员“善政”的写照！

肇庆府志还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官宦在肇庆时期有感于包公事迹而撰写的诗词歌赋，如：

关节无由到，阎罗一老夫。昨宵风雨过，霹雳是龙图。

先生事宋主，车马未尝喧。报国无他技，酬恩只片言。

古庙多阴雨，端人奚恋兹。不持一砚去，能弗令人思。

一砚不持去，端人前祀之。岂知千载后，犹听哭声悲。

包拯在任端州知府期间的政绩，散见于历代编撰府志中，人们甚至把肇庆官场的各种政绩都追溯到包公身上，“（端州）比年以来号为易治。政平讼理、囹圄空虚，公无负租，民安其业。虽有水旱疾疫，不为灾眚。牧长行平之政，幕宾尽佐理之方。是皆蒙公之泽囿。”

当然，包公在肇庆期间为政造福的主要是地方百姓，他的功绩自然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缅怀，“（包公）官满归之日，不持一砚，其有功于端民者固多。至今非独端民称颂，普天之下虽妇人孺子无不知包待制之名。”包公以直言敢谏、公正严明、廉洁自律、关心民瘼为平民百姓所爱戴。

包公祠的修建，据康熙十二年《肇庆府志》记载：“端旧有祠以祀公，在郡署仪门之左。宋熙中郡守新建，其後修不一。皇明成化乙酉，知郡事瑜始疏入祀典，春秋，以少牢之。宏治甲子，督都潘公以祠限郡署内，凡西往瞻者弗之便也，乃委郡守侯于郡署外之西百步，相地而改祠焉。”可见，从宋代开始，肇庆官民就已经修建了祭祀包公的祠庙，元代也继续维护包公祠，时人王揆撰写了《包孝肃公祠记》。明代官员不仅重建包公祠还上书请求将包公祭祀纳入国家正祀范围。明代为了方便民众的祭祀瞻仰，又将在署衙内的包公祠移到署衙外，重新建立新的包公祠。黄瑜在上“请祀宋守包孝肃疏”中强调包公“有功于民，则祀之”，“考之碑石，前代有祭。今历年久，祠宇虽在，祀典不闻。”恩请“乞该部计议，合无每岁于春秋仲月支给官钱买办牲醴，择日致祭。”并恳请“降与仪注祭文，刻石永为令典”，树立起来的是代代相传的贤臣标榜，“不惟前代贤臣有功于民者，得庙祀于无穷，将使今日与后之任郡邑者有所感发而兴起矣。”包公祠在清亦有多次重修，康熙九年知府史树骏重修，康熙五十五年知府宋志益重修，嘉庆六年知府杨有源重修，道光十一年知府珠尔杭阿重修。

历代仕宦在肇庆工作期间，多会去参拜包公祠，也留下了许多祭拜包公后的感受，明人胡经撰写的《包公祠》七言律诗：

清风祠下客三宿，碧草庭中月二更。

太守功名此溪石，两间正气一江城。

潮声夜静蛟龙吼，树影秋空斗柄横。

藻可招魂不返，鹤猿吟处露萃明。

志书所载的多次修建包公祠，除了对包公的怀念之情外，更多的是在民众心目中建立其包公的形象以勉世人。这在宏治十八年修建包公祠时体现的尤为明显，“夫今昔生民之不幸也，莫甚于官吏之，亦莫甚于政刑之弗平。民膏血而凋瘁其本矣，政刑勿平繁而下疲于供，法而民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耻，衰而盗起。……则以之而正心，治人孰谓其不可哉。”可见，修建包公祠，赋予包公祠更多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明清时期肇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

明清时期，肇庆官民为了纪念包公对地方的贡献，还对包公在肇庆期间使用的许多物件加以命名，并进行保护，如包公井、包同堂、菊圃、洗砚池，其中包公井在府厅之东，宋康定间郡守包拯所凿，其水冽；包公堂在中和堂后，包拯守端州有廉声，后人因筑堂改名孝肃；菊圃在府厅西，宋守包拯建行十数；洗砚池在府治西北，宋守包拯凿。崇祯年间的《肇庆府志》编撰人陆鏊、怀瑞特为《包公井》赋予了诗词：

陆鏊：《包公井》

喻清于水洌于泉，无意垂名名自传。

民德式歌初凿日，吏情无染再疏年。

春浮大地轮温玉，月映澄渊微二天。

多少亭台时鼎革，独占用汲古堂偏。

怀瑞：《包井水清》

一脉源流几穴成，使君深泽遍端城。

霜凝碧银床净，日照寒泓玉鉴清。

光映水壶侵座彻，气凌梧叶藉阶平。

县来一砚清操励，遂使甘泉有令名。

包公作为历史上的公众人物，历代以来都受到官民的推崇。肇庆府志记载的包拯基本上是素描式的记载，并没有说包公在肇庆期间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实实在在地为民服务，因而赢得了民众世世代代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