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六）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7、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年代：西汉。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长58.1厘米，高34. 1厘米，重13.5公斤，是以一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苏门犀牛为原型创作的。

黄金和白银是世人广泛认知的贵金属，也是人类最早开采和利用的金属。

金在大自然中大多数呈自然金的独立矿物形式存在。人类发现和利用它的年代比铜还早，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之前。地球上的金资源有60万亿吨之多，按照当今地球上80亿人口来分配，每人也可以得到7500吨，和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美帝国库的8133吨金砖相差无几，是天朝国库的3.5倍还多。只可惜，地球蕴藏的绝大部份金都在地幔之内，我们人类是躺在金库上既不可望也不可及。因地壳移动和火山爆发等地质变化冒到地面的黄金少之又少，总量不过25万吨，而且已经有20万吨被开采出来了，所以它变得越来越金贵了。

银通常与铜矿脉一同出现，所以它几乎是和铜在同一时期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据统计，人类有史以来开采的银大约143万吨。

　　人类早期对黄金的利用简单粗暴，就是直接把它打造成金箔，或独自成器，或包在诸如木头或青铜的表面。

2000年前后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太阳鸟金箔”和“金面具”就极具代表性。太阳鸟金箔已入选中国9大古代文物中金箔类的代表。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局部）

错金银工艺在青铜饰件上的使用，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西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 错金银”，也叫“金银错”，包括镶嵌和错两种工艺。

“镶嵌”是把一个物体嵌入另一个物体中，使二者固定在一起的装饰工艺。“镶”和“嵌”也不完全相同。以将宝石镶嵌到黄金里为例，镶是将宝石或放入黄金底座上后再用金来边压，而嵌是将宝石直接嵌入金属中，不需要再压边。

“错”是将一个物体嵌入另外一个物体里后，再用错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的工艺。

错金银工艺的做法是：先在铜胎上铸出浅凹的图案或铭文字体，再在凹槽的底部凿出糙面，以利于和金银的结合，然后将预制的金银片或金银线加热变软，最后用玉石制成的压子将丝或片嵌压入槽内，用错石错磨抛光。这种工艺可能源自于绘画的灵感，以青铜为背景，以金银代替颜料，“绘”出金属画。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说，“错，金涂也，从金昔声”。许慎生活在错金银流行的时代。他对“错”字的解释应当准确，说明那时错金银，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工艺。

犀牛是目前世界上体重仅次于大象的陆生动物。据考证，犀牛是在6500-5300万年前从犀超科与貘科进化而来的，在第三纪距今4000千万~500万年）时其种群曾繁荣一时。

人类的祖先出现在迄今500万年前，和犀牛走向衰落应该是适者生存的巧合。犀牛是植食性独行动物。它不像老虎狮子等肉食性动物那样位于生物链的顶端，它所需要的是活动空间。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50公斤草料，其活动范围要达到50平方公里。

犀牛不是攻击性动物，但它的皮肤呈革状，厚达2-4公分厚，自带的防弹衣可以抵挡除了人类武器的所有其它动物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兴起之时，便是犀牛末日来临之际。据记录，商王武丁在一次狩猎中就捕获得70头犀牛。

犀牛浑身是宝，除了人们熟悉的犀牛角，犀牛皮早在商代就用做人类相互残杀的冑甲了。

到上世纪初年，野生犀牛已经从中国大地上绝迹了。

现存犀牛仅剩4属（双角犀属、独角犀属、黑犀属与白犀属）5种：苏门答腊犀、爪哇犀、印度犀、黑犀和白犀。黑犀和白犀生活在非洲，苏门答腊犀、爪哇犀和印度犀生活在亚洲热带地区。总数不过27000头。

苏门答腊犀是犀牛种群中体重最小的，也是亚洲现存野生犀牛中唯一长着双角的。非洲的黑犀和白犀都是双角。

犀牛角不同于其它动物，它们不是长在骨骼上，而是长在皮肤上的，有点类似人类的指甲，剪掉还可以再长出来。它的作用也不是战斗，而是拱泥巴。

　　我们很幸运的是，国宝犀牛尊的活体动物还在，我们暂时还不需要看作品认犀牛了，但愿这种现象还能持续下去。

　　和更早期的动物造型器具相比，铜犀尊为相当写实的犀牛形象，头部有双角，耳小；足为三瓣蹄；眼睛以蓝料镶嵌，闪烁有光；尾夹于股间。犀牛头部右侧口边有细管状的流，器口开于背部，椭圆形，上覆素面活动铜盖，可以启闭。犀牛躯体不同部位施加各类花纹，以形成相异的质感。犀身主要部分遍饰精细的嵌金流云纹，华美的纹饰既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又有助于表现犀皮粗糙厚重的质感，使纹饰与造型得到完美结合。

在人类文明早期，因为缺乏对动物骨骼的了解，动物造型显得拙朴和夸张。随着艺术的进步，匠人和艺术家们手下的动物和人物造型日益逼真生动。以至于在上个世纪，人们对骨骼的了解，尤其是照相术的成熟，模拟到逼真的艺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于是就出现了返璞归真的现代派艺术。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是1963年1月11日在陕西出土的。那天，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农民赵振秀在村边土岗上挖土垫牛圈时，意外发现了一只陶瓮，里面有一只铜犀尊。他好奇地打开犀尊背上的铜盖，发现里面还装了近20件铜镜、铜挫、铜砝码，还有铁器、陶器、石器、贝壳等古董。他小心翼翼地把文物取出带回家里。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赵振秀发现文物的信息很快就传到了陕西考古研究所领导耳朵里。

2月4日，陕西考古研究所渭水队队长吴梓林到单位参加政治学习，被领导交代带着200元现金到豆马村找赵振秀上交文物，只从身上拿出50元钱就把事情办了。

几十年后，已经担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吴梓林，每当谈起当年去取文物的经过时，总带着一股歉疚，觉得当时他应该给赵振秀多一些钱才对。

对于错金银铜犀尊的年代，吴梓林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年将其年代定为西汉也是错误的。它应该是战国时代的文物。当年确定铜犀尊年代的是在中国考古界一言九鼎的郭沫若，而吴只是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谓是位轻言微。

几十年过去了，谁来翻错金银铜犀尊的旧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