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16：人囗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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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报纸报道了河南省大李庄乡有一批小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大神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他们中最小的女生才14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萝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66、67、68届毕业生无法分配工作，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共计达200万人。

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控的大神终于在1968年12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神授意《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由此，全国知青掀起了“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世纪这场最大的人口迁徙运动，历时25年，至今也统计不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从而无法统计多少家庭被牵连，多少青年学生投身其中。据称，能称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3000万。

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1978年9月开始，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邓小平副总理、华国锋主席接连写了三封公开联名请愿信。其后，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发布了北上宣言，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到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及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1978年12月16日，请愿团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景洪上访至昆明，次年又上访到了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决策，随后，各地知青们都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实际上，凡是家中有青年学生的，当时绝少不被波及，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无不按大神的指示，将子女送到农村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都有晚辈上山下乡，就连红极一时的陈伯达，也将儿子送到内蒙古草原。至于部长、将军们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许多插队点出现，不足为奇。

特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丧失殆尽，何况这些人当时也没有特权。

1978年，华国锋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将中学毕业的女儿送到了北京市一个远郊县插队落户，标志着知青运动的即将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