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基……【在广州修复“武汉”号】——纪念两航起义74周年

北京之声

图1）待修复的“武汉”号静卧在广州天河机场一偶

在广州修复“武汉”号

徐国基

中南民航办事处修机队在上海龙华机场成功修复“广州”号返回广州后，又再接再厉在广州天河机场修复1架C-46型飞机，并被命名为“武汉”号。该机为原民航空运队抗战后从驻华美军廉价购买，出厂编号为77800，是美国空军在我国抗战时期参与驼峰飞行空运物资时的运输机，抗战胜利后就作为剩余物资廉价出售给民航空运队。

再接再厉 互相帮助

该机于1948年底在天河机场着陆时因机组操纵不当，导致机头触地（行内称“拿大顶”），机头下部严重损毁，以后民航空运队也组织修理，但至广州解放时还没有修好，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也不知去向。整架飞机就只剩下飞机外壳，机内仪表、设备早已荡然无存，修理难度比“广州”号要大得多，但在修机队的努力下，仅用不到3个月时间就把这架破烂不堪的飞机修复。

由于本次修复飞机是在广州的“主战场”，因此参加修复该机的除“广州”号修机队回到广州的59人外，又增加18人。在缺少大量修理设备和飞机零部件的情况下，修机队借鉴修复“广州”号的经验，群策群力，自制工具和设备，土法上马，按时完成修复任务。

修复“武汉”号时正值广州最酷热的盛夏，即使是在用茅草搭建的机棚里呆一会不动，也会汗流浃背。而在混凝土停机坪上烈日暴晒下的这架飞机，机务维修人员在其内外工作，机舱内温度经常是高达六七十度，也如同在蒸笼里一样热。有的人在工作中中署晕倒，但是一经救醒就爬起来又继续工作。一些人经常是白天在现场干，晚上还带一些小机件回宿舍加工。

图2）拆卸“武汉”号零部件

图3）吊装“武汉”号发动机

图4）清理“武汉”号发动机罩

因解放初期缺乏各种维修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由于没有大型吊车吊飞机主翼，高顺根就提出用多台吊发动机的吊架去吊装，仅此一项就节约了300多万元（旧币，下同）租吊车费；缺少蒸汽油箱，高大勳、於余兰就建议用油桶做成类似的蒸汽油箱。而大家对一条节约电源线路改变的建议，也节约了2亿元的开支。

许多年轻小伙子缺乏经验，作为师傅的尚文举、於余兰、胡德贵从不摆老资格，总是和气地向他们传授经验。装配组、管子组人员连续3天在临近的沙河涌里擦洗飞机安定面和燃油箱，他们风趣的说这么热的天气在河涌里干活，也就顺便洗个澡。一天中午试车时突然通知有空袭警报，大家就分头去砍树枝以掩蔽飞机，顾银泉、顾顺龙由此面部被蜜蜂蜇伤，但他们为了飞机的安全就强忍疼痛继续砍树枝。

8月中旬，液力组蔡关林、陈澎年因故调离，徐昌先请假回上海，谢道正上午要被审查历史，以致于液力组实际上就只有3人在工作，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下，剩下的人反而更加奋发努力工作，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在以往央航是不可想象的。

图5）修复“武汉”号机腹

图6）修复“武汉”号机头下的设备舱

图7）在竹棚里修复“武汉”号副翼

克服困难 全力抢修

为了赶时间，从8月10日至9月29日全体参与修复“武汉”号的机械员都主动加班，星期日也不休息。周锦麟为了赶时间，就抓紧每晚12时前停电的时间加班，由此而经常顾不上吃晚饭；周明广在吊装主翼时，不慎从飞机上跌下，左肩胛股折断，但他仍坚持从事轻体力的工作。

一些人不顾自己或家庭的困难而坚持工作。查光华发高烧、陈秋华泻痢疾，都不肯休息；高大勳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但为了不影响其他组工作，仍冒着大雨坚持将燃油箱装好；周鸿广小孩患脑膜炎，也不回去看望；周锦麟家中7岁的小孩从楼上摔下来，他早上得知后还是坚持自己的工作，直到中午下班才匆匆赶回去，把小孩送医院治疗后，又立即回来继续工作。

修复“武汉”号时一些不是自己组的事，其他人都主动去帮忙。如张金根协助地面灯光设备及空气压缩机电源的保养；麦维民主动协助机身组修理操纵面；木工组只有顾银泉1人，梁锡就主动去帮助做工作枱；机工组忙时毕顺福就连续两晚帮助制造可摇筒柄；喷漆组贴飞机字模时人手不够，其他人就主动去帮助贴；一天大雨路滑泥泞，1桶53加仑的红油需搬到机棚去，谢道正正在为难时，徐昌先、王汉华、姚文奎、毛嵚奇见状就用扁担帮忙挑去。

一些职工家属也积极参与修复“武汉”号工作，如张锦秀帮忙缝制防音棉，她初来时因对工作生疏有些胆怯，但在大家的鼓励下，她心灵手巧地从事缝纫修补工作，工作热情也不在其他人之下在修复“武汉”号的同时，修机队还组织政治学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多数人都讲述各自回到广州后的感受，如实地地交代解放前的历史问题。

图8）吊装“武汉”号机翼

图9）成功修复的“武汉”号在试车

图10）“武汉”号飞抵武汉南湖机场，机长边任耕（前右8）、副驾驶潘作霖（前右7）和周丕显（前右6）和武汉航站员工合影

破旧飞机 重上蓝天

“武汉”号修机队只用不到3个月时间就修复了1架破烂不堪的飞机，所花工时远少于修复“广州”号，比原计划从2月开始动手、至国庆节完成的时间提前了半年，这和77名参与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修复工作结束后办事处对参与的班组、人员进行评比，经过自上而下的反复酝酿，确定工作优胜组：机身组第一名，操纵组第二名；甲等工作优胜者：第一名许政新，第二名周明广，第三名周锦麟；乙等工作优胜者：第一名查光华，第二名张金根，第三名高大勳和蒋志扬（并列），第四名谢道正，第五名吴承祖，第六名朱毓宽。

此外在修复“武汉”号中，顾增龄、朱振和、陈秋华、王玉龙、陈言彰、朱惠庆、毕顺福、胡德贵、钟炳水、於余兰、麦维民、容伟南、诸永达、冼明、王关金、尚文举、周鸿广和张锦秀，共18人予以表扬。

1951年9月底，这架修复一新的飞机由机长边任耕、潘作霖、周丕显驾驶飞抵武汉南湖机场，军委民航局已将其编为“民航-217”号，由于之前中南民航办事处在上海修复的1架C-46型飞机已命被名为“广州”号，而武汉又是刚刚撤销的民航办事处，及由此缩编的航站，也归属中南民航办事处管辖，故就将其命名为“武汉”号。

图11）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在“武汉”号命名典礼大会上讲话

当年国庆节，武汉市政府在武汉南湖机场举行隆重的“武汉”号命名典礼大会。大会由中南民航办事处处长任泊生主持，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出席并发表讲话。随后，“武汉”号振翅飞向蓝天，在长江两岸上空飞行，以庆贺成功修复“武汉”号。

“武汉”号是“两航”员工在大陆修复的最后1架飞机，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最艰巨的修复飞机机群工程全部结束，使得中国民航都可用飞机达到29架（含两航起义回来是12架）。

不久，中南民航办事处根据军委民航局的指示，为支援已开工的太原民航机械修理厂的建设，把一些参与“广州”号、“武汉”号的技术骨干调到该厂工作，以后这些飞机的维修能手就参加我国航空工业、及以后的航天工业建设。还有些分散到中南地区各航站继续从事飞机维修工作。

2023年11月16日

图12）中南民航办事处在武汉南湖机场举行“武汉”号命名典礼大会后合影

11月9日纪念两航起义七十四周年/征文组

徐国基、钱向阳、沈爱英、沈爱娟、罗敏

（编辑/维恒、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