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柯华伯伯2

秦友友

柯伯伯和张明阿姨。 边区党委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局机关，在延安南门外的一个山上。李卓然是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他是党内的老同志，1922年在巴黎参加了少共，后在苏联学习，三十年代初期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兵运训练工作，参加了遵义会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把柯华留到宣传部，分配的工作就是管报纸。当时陕甘宁边区有几个分区，分区都有报纸，就是地方党报。每天，他把这几张报纸从头到尾都认认真真地看好几遍，然后，写审读结论。结论写的多了，他也就有些心得，写了篇文章，主题是谈关于怎么办好党报。发到当时党内的一个刊物《共产党人》。李卓然看见《共产党人》刊登的文章，很是欣赏。 在延安时李卓然伯伯。 当时毛主席已经开始批评党八股的问题了。柯华他的文章有一定针对性，在文章中批评了这个八股问题，讲要言之有物，不能言之无物。再一个他就讲写文章要认真，办报纸尤其要认真，特别地谈到了校对问题。
办党报校对可是个大问题。他在宣传部管报纸这几年，养成习惯，一旦写文章，自己就要校对好多遍，错别字会误大事。
当时，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经济形态不好，没有什么工业，1940年的时候，全边区只有9个工厂，工人才400多人，一年的产值仅2万元。国民政府扣发八路军军饷，不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拨款。并且动用50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实行长达上千公里封锁，不允许把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布匹、药品、纸张、电讯器材等运进来。边区政府平均每个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菜金。连毛主席都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真是困难。
1939年，边区进行了土改。但两年过去了，边区进行的土改情况到底如何？上述问题都是他们这一次搞调查研究需要搞清楚，并且尽可能提出合理建议。必须得通过一个相当广泛的调查研究，来形成新的财经政策。毛主席当时倡导搞调查研究。张闻天带中央调查组下去搞调查。西北局李卓然牵头，也成立调查组，带着柯华和秦川还有两个警卫员以及一匹老马去宜川县的固临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了解一下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破解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赤字的根本问题，最后落实到怎么能吃饱饭吃好饭的问题。
而固临镇具有典型的陕甘宁边区乡村形态，很有些一叶知秋，观其一点而知全局。
从1941年9月24日到11月25日，两个月内，在李卓然的领导下他和秦川在固临镇一家一户的走访，各个阶层的人都见了个遍，包括农村的二流子……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特别是对1939年土改前后的农民经济生存状态，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考察。白天走村串户之后，晚上，李卓然、秦川和他睡在一个土炕上还要继续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们三个人都得先干同样一件事情：必需认真的拿一个小埽把，也用手，将衣服里面的虱子清理掉，完成之后，他们开始将一天得到的各种情况数据汇总起来。李卓然给他和秦川从框架结构上谈，高屋建瓴地进行各类问题列举、分析，仅仅是各类小专题，就搞了四十多个。然后，秦川写，他也写，反反复复修改，最后定稿，形成了十几万字的《固临调查》一书。
《 固临调查》一出来，毛主席看了，评价相当高。初稿送给陈云看，陈云连校对工作都做了一遍，他正管着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认为《固临调查》很实际。从大的整体的中国历史来看，每当一个政权遇到财经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向农民征税，土地是农民的饭碗，当然也是政府的饭碗。现在陕甘宁边区在财经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增加农业方面的税收来解决一下呢？《固临调查》的结论是不能再增加农民的税收了。
他们在固临镇的调查，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和它的整个社会组织形态下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掌握了原始的数据，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赋税不仅仅是不能增加的问题，而且已经是赋税过重的问题了。《固临调查》把这个问题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响应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
毋庸置疑，《固临调查》对随后中央制定新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大生产运动的发起与开展，就是将边区非生产人员转变为生产人员，直接进入到了经济活动中去。这一切，都与《固临调查》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主席在1942年2月份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宣布开展整风运动。到了1942年5月份，彭真、刘少奇、康生组成了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整风。柯华他在宣传部也开始参加整风。
1943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4·3决定”，即《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不知道怎么搞得整风运动的风向变了，开始审干，搞抢救运动。决定上面讲，现在整风进入第二个目的，就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延安党政机关内部“特务如麻”，先前的整风和肃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本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形势并未循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领导者的整风战略很快产生极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顿转向夸大敌情、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施行残酷的组织清理，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审干和肃反路线。
肃反、“抢救”以来，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多数被“抢救”成“特务”，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清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但没有得到整顿，反而变本加厉地铺陈开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战局面，真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

西北局宣传部是知识分子比别的部门多，是抢救运动的重点单位。运动的领导是李卓然、陈蓬飞和秦川。
他当时思想有个准备，就算枪毙了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不枪毙我，我就种菜去。
在开他斗争会的时候，科长蓬飞给他私下打了个电话，说，柯华你不要怕，我们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但我们的压力很大，所以开斗争会的时候，不能不叫你交待，但你没事。蓬飞说他们压力很大是实话。
因为李卓然、蓬飞、秦川领导着宣传部的抢救运动，采取着“慢慢”抓特务的办法，后来也就没有抓出个什么特务来，不了了之了。像他们这种敢于为干部负责任，实事求是，反对抢救运动的态度，在整个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单位并不多见。
抢救运动这一时期，李卓然把柯华抽调去搞些接侍、组织放电影和组织文艺欢迎晚会的工作，其用意显而易见……。
西北局宣传部搞抢救运动与其它单位相比，战绩平平。但搞起大生产运动却有生有色，三十多个人的单位，每个人都参加生产，纺线、做鞋、做衣服、开荒搞种植还有其它副业，相当的投入。
他和王顺桐在离延安90多里的金盆湾包了两亩水稻田。蓬飞和董纯才包了山地，种甜玉米和白兰瓜。秦川和吴文林在河滩种菜。
他期望有个好收成，能吃上大米。他们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插秧这些活他和王顺桐做得还可以。种好以后，锄草排水这些活也做得比较到位，静等着风调雨顺收获了。这期间，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烧火做饭。
那时没有发现陕北其实有很多煤，得砍柴烧火。他俩借了农民一个独轮车，进山砍柴，装上满满一独轮车的柴火往回运。他在前面拉车，王顺桐在后面推。
接着他俩等待稻子成熟，可一个多月后，一场洪水，把他们俩种的两亩稻子冲的颗粒无收，只能打道回府。
回到延安一看，秦川、吴文林在河滩种的菜地，也一样被洪水冲走，没有收成。但是吴文林他会做生意，到靖边买了两匹马，拉回延安在骡马市场上一卖，居然赚到了钱。
而蓬飞和董纯才种的地，在山坡上，没有被冲走，董纯才懂得科学种植，他种的谷子，套种了一些苜蓿，苜蓿和谷子套种在一起，苜蓿根上有含氮的瘤菌，可以促使谷子增产，再有董纯才的种子也好，是他到自然科学院搞来的种子，所以谷子大丰收了——生活慢慢的好起来，饭堂里的伙食比过去丰富，四菜一汤，还有肉，还能有聚餐，肉吃的更多一些。娱乐生活也丰富。
本来到延安的年轻人中，女同志就少，加上还有些女同志和很多长征老干部结婚了，所以当时有首比较流行的打油诗说：年已二十五，衣破无人补，若要补衣人，再过二十五。
女大的张明经人介绍和他好起来，以后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帮助她挑粪、挑水，还在这个周末的舞会上也见见面。西北局高岗爱跳舞，其他的部长也喜欢跳舞。他和张明接触了几个月时间，他有一天向张明提出来结婚，张明不同意。可第二天的时候，张明的领导跟他讲，张明同意和他结婚。三天以后他俩就了结婚。
转眼间抗战胜利，毛主席到重庆，紧接着1947年春天，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们开始转战陕北。
形势万分紧张，他负责西北局机关撤退时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他把李卓然的日记还有一些文件埋了，后来，这些东西等到收复延安后，就怎么也没有找回来，这让他一辈后悔，那些日记实在是宝贵历史财物。
有一天，他们转移到一个村子，突然遇到张明一行，他很高兴，可她一见他就哭了。当时张明带着老儿子，肚子里还怀着老二（女儿玲玲）。她说从延安撤退，一路走来，到现在把被子给丢了。晚上睡觉不能没有被子啊。他柯华就把他的被子从中间一扯，一人一半。然后，他们各自回单位，接着转移。
1947年6月份，中央工委到西柏坡，要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李卓然带着他，还有一个警卫员去参加。他们过黄河，到了晋绥遇见一位党内的老同志张稼夫，他正因开展土改挨整。后来，毛主席在去西柏坡路过晋绥的时候，和张稼夫谈话，说康生烧了开展土改时出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称份》小册子，毛主席说这是“把晋绥仅有的一点马列主义烧了。＂总之，这一个时期，党内存在一股左的风气。
冬天的时候，柯华当团长，带着土改工作团到绥德。第一天刚一进村，就看见一颗树上吊着一个人，农民围成圈喊打倒他的口号。他赶紧让把人先放下来，一调查，这个人尽管有土地，但人家的土地并不是靠剥削得来，没有雇人劳动，都是自己种地，经过调查工作团给那人划成份为富裕中农。
他们在另一个村子，有个妇女，要定为地主，实际上她儿子娶不起媳妇，就把女儿卖了800块钱，还差200块才能把媳妇娶进门。这个妇女把卖女儿得来的钱放高利贷，第二年她就有了1600块钱，再一年翻到3200块钱。按土改工作团的意见，放高利贷就要定成地主。但全村人却不同意。柯华的意见是把高利贷的部分去掉，留下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工作团内部争论不止。他回延安去见习仲勋书记说了他的办法，习仲勋同意他的意见，他回到村子公开宣布了工作团的意见，全村人都高兴。
毛主席在1947年10月评价土改在防御战略中所起作用中写道：……深入和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既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的进攻……凡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
土地改革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他被任命为西安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分工，他主管公安局、城市建设、宣传部。西安刚刚解放，和全国一样，其中最为主要的工作是全力肃清国民党特务、残匪，搞好社会治安。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提到的“镇反运动”。他负责的公安局，抓了一批匪特，名单出来，立即要公开枪毙28个匪特。没有过多长时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运动刚开始，西北局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后来，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他担任了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到1954年10月，大行政区撤销，他接到了调令去外交部报到的通知。自此，他离开了生活、工作了十五年的西北。
到外交部几十年柯华伯伯先后曾任礼宾司长、西亚非洲司司长，中国驻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加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党组成员、顾问。

柯伯伯百岁时我和弟弟、妹妹、弟妹前去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