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中之冤——红西路军甘肃籍将领李彩云蒙难始末——（西路军魂之一）

大江东去

　　悲中之冤——红西路军甘肃籍将领李彩云蒙难始末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授衔仪式在北京举行。评定出10大元帅、10大将、57名上将、167名中将与802名少将。其中王树生杜义德二人被授予大将和中将军衔。这二人是红军西路军的代表人物，战功卓著，职位显赫，在红西路军兵败河西十八年之后，终成正果。可是，红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却蒙冤屈死十八年，尸骨无存……否则，中将中名单中将会出现他的名字，最差也是少将…

一、殒命上司枪下

“砰、砰”两声枪响，一个高大的身驱在血泊中抽搐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两枪全都命中头部。此时为1937年6月12日拂晓，地点：甘肃民乐县东固祁连山下（一说事发地在永昌东大河口南坝乡阎家墩），死者名叫李彩云，开枪者是王树声和杜义德。枪声惊醒躺卧在山坳里的人，李新国等都被眼前的一幕惊愕的不知所措。随后，杜义德下令将李彩云遗体就近处理，李新国与几个警卫含泪将李彩云的尸体拖到一处低凹处掩埋。原本11人的队伍剩下十人，他们进入祁连山继续向东移动。这群人是红西路军右支队。

1937年 3月13日下午,溃败后的西路军总部在石窩山召开会议,决定把剩余的二千多红军分三个支队,分散游击,设法突围。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二十余人化妆回延安。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辗转跋涉40余日，又经安西域、王家屯庄、白墩子，红柳园之战，终于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接应下，以不足500的人数到达新疆，并且多数都被培养成我军早期特种部队的骨干。右支队在副总指挥,九军军长王树声率九军余部百余人向东转移。在祁连山与敌军周旋两个多月后只剩余11个人,就在端午节前一天,大家在民乐县祁连山的一处山坳休息时,李彩云在熟睡中被王树声杜义德枪杀了,年仅29岁。

二、李彩云的人生历程

李彩云,1908年生于甘肃临洮城关镇,在南街小学毕业后,考入兰州省立第一中学。在兰州上学的李彩云,胸怀远大抱负,毅然投笔从戎,考入西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学校骑兵队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排长、副连长,后随部队编入国民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李彩云参加宁都起义,编入红五军团任营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7月,李彩云随红五军团在粤北南雄参加水口战役,这次大战红军伤亡较大,击溃敌军8个团。李彩云身先士卒,英勇无畏,指挥全营奋勇杀敌,战功卓著,战后提为团长。1933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李彩云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8月他的伤基本治愈,即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使他更好地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李彩云时任红五军团训练科长,随军踏上了艰苦征程。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编入左路军,归张国熹指挥。张国熹分裂红军,分裂党,强令红五军南下,执行创建“川康根据地”的任务。9月中旬,李彩云随红五军,再过雪山,转战川康,在川西北地区成立大金省和金川省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李彩云任大金省军区军事部长,后任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北上,8月初到达甘肃南部地区,9月中旬,李彩云被任命为甘肃省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员兼甘肃独立师师长,同时受命率部前往渭源、官堡(今会川)、临洮地区开展工作。他每到一地就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不到一个月,独立师发展到2000多人。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洮州(今临潭),岷州(今岷县)、渭(源)、临(洮),继续北上,总部决定李彩云带500名新兵补充入红五军。10月下旬,红五军到达甘肃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随后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作战计划,红四方面军率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队21800余人,相继从靖远渡过黄河,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踏上了悲壮的征程。1937年1月1日,红五军攻占高台县城,李彩云成为董振堂军长的得力助手。高台失守后,董振堂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只有李彩云等少数同志跳城突围,回到了西路军总部所在地临泽倪家营子。1937年2月,为了增强部队的机动性,总部决定重建骑兵师,任命杜义德为师长,李彩云为参谋长。早年李彩云在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骑兵队受过马术和骑兵战术的严格训练,因此骑兵师在他的指导下,很快就担负起了作战任务。2月底,西路军遭受到马家军的围攻,伤亡严重,突围时兵力不足,弹药奇缺,李彩云协助杜义德指挥骑兵浴血奋战,掩护总部率部队转移,骑兵师伤亡大部。3月12日敌军骑兵又发起进攻,九军掩护大部队转移,被敌军切断退路,李彩云、杜义德指挥骑兵师回援九军,经反复厮杀,接出了九军机关。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骑兵师与第九军余部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指挥，向东转移。6月，王树声、杜义德、李彩云等11人从民乐县以南的一座山中走出祁连山后，熟睡中的李彩云被王树声和杜义德枪杀。

三、李彩云为什么死在自己人枪下

李彩云这名从宁都起义走过来的师级干部，没有死在马家军的屠刀之下，而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而到了50多年后的1992年，中央军委才给予其烈士的名誉。而李彩云同志为啥会被自己同志误杀呢？原因在于，他作为原红一方面军的一员，在西路军被打散后，抱怨过两句张国焘，比如“要不是张国焘，我们早和毛主席到陕北了”这些话语，而这些话语被红四方面军的王树声和杜义德听了去，自然造成了他们的不满。或许是在被马家军追击的重压之下，两个人心理负担过重，也或许沾染了不少张国焘的“枪指挥党”和其肃反风格的一些不好的习气，于是就这样，对自己并肩作战的同袍痛下杀手。

而红四方面军打压红一方面军事例很多，比如郭天民上将，出身红一方面军的他在长征的时候差点就被张国焘扣帽子给枪毙了。究其原因所在，无非就是红四方面军军阀作风极度严重，就好比张国焘本人，对反对自己的人，就会想办法给杀掉或者是给赶走。所以说，当时在四方面军里类似“李云龙”一样的干部绝对是不少的。于是就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简直快成了张国焘手里面的一支私兵。这也就成了他“另立中央”，“枪指挥党”的底气，差点在藏区酿成了红军内部火并的惨剧。而偏偏张国焘这人很有能力，而且也是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所以也怪不得毛主席日后回忆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了。同样，张国焘在得知自己原来系统下的李特和黄超被苏联回来的王明被扣上托派的帽子杀掉后，知道遇见与自己相似的人了，而自己的实力也是大不如以往，于是便走为上策，一九三九年清明节以到黄帝陵扫墓之名抛弃了这个自己也贡献了不少的党，叛逃到国民党的一边。李彩云被杀还有一层因素裹在里面，那就是李彩云是红5军团的人。红5军团脱胎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对于这支队伍的起义，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器重，但是，董振堂作为军团长却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遇。红四方面军谩骂红5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因为反对张国焘而受到非人待遇的我党地下工作“前三杰”之一的胡底（另外二人是钱壮飞、李克农）来到红5军寻求保护，董振堂、欧阳毅同意接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随后先行抓走胡底以后秘密杀害。张国焘为了控制红5军，调任亲信黄超来担任红5军政委，架空董振堂。在分裂会议上，董振堂、欧阳毅始终拒绝出席，从而激怒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红5军的痛恨由此形成。1937年1月，高台战役吃紧，董振堂准备突围，报告临泽的政委黄超，黄超却写来意见说：“高台是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这种意见等于直接陷董振堂于死地。董振堂战死后，头颅被马步芳等人砍下，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延安，不少干部战士了解董振堂的都难过不已、痛哭流涕，以至于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原红5军团旧部还有人动手去打张国焘。所以，以红5军团中反张的情绪很容易激起王树声、杜义德的恶感。此外，像董振堂这些起义将领虽然已经跟定共产党，但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眼里，他们还是“野性未退”，时刻都加以戒备。类似的情况就是旷继勋在川陕根据地的遇害，杜义德在交代枪杀李彩云时还满不在乎的胡说什么“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可见董振堂红5军团这些人的出身在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力鼓吹“工农至上”的环境中受到暗算几乎是一定的。

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向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杜义德了解有关原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杀事件的原委。在出示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批示、指示后，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终于语焉不详地说道：“李彩云是我和王树声同志错杀的。”其时，距离李彩云烈士牺牲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杜义德晚年著有《杜义德文集》，内中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开国中将征战厮杀的一生的回忆。然而，这部厚厚的文集中我们却丝毫也看不到他对红四方面军山头主义横行、军阀作风肆虐、公然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的深层次反省。在杜义德的文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随意就把这些个错误扣在了死人张国焘身上。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张国焘当然要负有首要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高级将领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在张国焘横行霸道的历史状态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对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可惜，杜义德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历史告诉了我们真相。

四、山头主义的牺牲品

李彩云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是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战士，也是百战之余的精锐忠贞之士。据他的老战友原于海军东海舰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李新国在《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中回忆，为了固守倪家营子，西路军总部决定第二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李新国时任骑兵师作战科长）骑兵师配备的马匹十分恶劣，但是李彩云仍旧斗志昂扬的率领全师400多指战员奋勇杀敌、临难不苟。可包括李彩云在内的所有人应该都不会想到这位被“青马”（青海马步芳军阀集团简称）悬赏2000元大洋的优秀将领躲过了敌人的堵截、追杀，却在生路透出一丝曙光的时候，遭到了来自王树声、杜义德这些自己人、来自背后的黑枪，永远的长眠在自己家乡甘肃河西走廊的土地上了。和李彩云的经历相比，王树声显然“显赫”的多。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授衔时被授十大将军衔，这点我们从他的官方简历就能看出来。王树声能够迅速跻身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除了他自身的战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红四方面军提拔使用干部的准则——刻意选拔工农干部或者带有浓厚工农色彩的小知识分子。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引自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92页）。而在这个公式的背后实质原因则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让张国焘不能随意的为所欲为。例如曾中生、许继慎、舒传贤、徐以新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背景的干部，张国焘必杀无疑。是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东西呢？显然不是，张国焘的这种阴暗的举动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树声、沈泽民、陈昌浩、郑义斋、徐宝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开提倡大力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随着这股妖风的横行，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在必杀的范畴之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晚年回忆，他曾经偶然冒出一句“牛顿”的名词险些遭到张国焘的清算，幸亏徐向前机智的予以搪塞才幸免于难。

1938年，毛泽东郑重指出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断送了红军的前途；而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当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农干部中也突出涌现了像许世友、徐海东等名将、猛将，也突出涌现了一大批坚定忠贞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排斥、滥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张国焘推行的这套办法和后来“文革”当中鼓吹知识无用实际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愚弄下属、摆弄群体，以便于一人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在这样的风气下，工农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对张国焘一体凛尊、绝对服从，也天然的对来自其他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出现本能的排挤、打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彩云的蒙难实际也是这一政策的应有体现。除开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一前提外，还有一个就是红四方面军固有的山头主义在作祟。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多次引用足以证明党内的山头、宗派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共存。不独红四方面军，红一、二方面军的派别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相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更为严重一些。严重到可以自视最高、目无中央。张国焘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红四方面军土壤的烘托。红四方面军这种派系林立、山头激涌的现象不仅在红军时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还有所流露，例如红25军旧部围攻程子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王树声在这些缺点中留下的痕迹算是最重的一个。关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素养比较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余天云几欲殴打朱德、谩骂刘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红军公认的创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说且为人宽宏，只是因为在南下问题上同张国焘有所分歧，这就在像余天云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心目中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别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给张国焘调教出来的喜欢动辄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诸如机会主义错误、右倾主义错误、日本特务、国际特务这类的帽子的手段则颇有一套本领。有人不过是给朱德在马匹上提供了一点便利，立刻遭致余天云的唾骂和殴打，有一次甚至准备对朱德老拳相向（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当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参见《莫文骅将军自述》144、145页）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可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看来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岂非咄咄怪事？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也在证实这一点，即“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引自该书214页）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王树声何以例外？事实上，王树声、杜义德比这些个“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的将领比起来走得更远。发展到了直接枪杀同志，目无组织、目无中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李彩云为什么遭到枪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彩云在路上发泄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李彩云身属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对于张国焘在草地会师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枪的行径有所了解，他认为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针，后面的有些情况完全可以更好一些。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早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更不是什么秘密，连陈昌浩都开始松动，逐渐向中央靠拢，张国焘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消息日渐传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彩云背后议论张国焘就算是犯了作风散漫的错误，也不到论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国、李彩云休息的时候，王树声、杜义德的枪口指向了李彩云的背后······几声枪响之后，李彩云这位红军骑兵部队早期组建者之一、英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

据《西路军沉浮录》作者、西路军史研究者董汉河说，当时王树声、杜义德都平静无事的告诉李新国，这是枪支走火所致。（参见该书424页）一名红军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逃难途中给“枪支走火”杀掉了，杀人者用鲁迅的话说：“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彩云遇害且死于同志手中则是确认无疑。四、沉冤昭雪李彩云遇害一事，李新国作为目击者曾经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过，却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影响了王树声、杜义德和他的关系。这点在董汉河的《西路军沉浮录》中说的很清楚。李新国的回忆西路军的文章关键部分始终不提这段往事，直到1980年在和董汉河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还心有余悸的告诉董说：“不要公开发表，更不要外传。”王树声、杜义德两人对随意枪杀李彩云更是三缄其口，而一向以所谓的公正示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人也是一律不谈(徐向前作为西路军总指挥也是不了解实情,1937年3月经组织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撤离，从此和西路军失去联系，6月李彩云被杀)，李彩云这位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烈士的家属在解放后居然长期不知道烈士的去向。

据《甘肃经济日报》记载：“李彩云将军沉冤半个世纪后，1985年中共甘肃省党史委的同志在征集研究西路军史料时被发现。甘肃省委、省军区、张掖地委、临洮县委党史部门十分重视，把李彩云作为甘肃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并积极调查核实后，向中央提交了为李彩云平反的报告。李彩云的亲属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呈诉。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起冤案，立即组织调查，先后找了17位老红军了解情况，查阅西路军史资料，终于拨开了历史的浓雾，弄清了事实真相——李彩云当年的战友、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李新国将军等为平反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85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处长温云湜同志来兰州，在了解了李彩云冤死一事后，向中央军委写信反映，总政遂向住在北京的杜义德同志了解过，杜义德同志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1992年5月初，李先念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后，5月13日和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并向李彩云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通知书》和《革命烈士证书》。

五、悲壮的红西路军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与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张国焘所属司令部未能全部渡过黄河。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西路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1906-1967)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虽然歼敌5000余人，但自身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1939年秋，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李彩云画像

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

红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生大将

1955年9月，粟裕、肖劲光、王树生、谭政在授衔仪式上。

杜义德中将，八十年代曾经担任兰州部队司令员。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西路军老战士王定国。

河西地区红西路军纪念馆

马家军与红西路军遗骸

残害西路军的罪魁祸首马步芳

马步芳与马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