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 鼎盛时期的《东方图书馆概况》</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蔺德生</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这是一本十分罕见难得之书,极具文献史料价值。书后虽然缺了几页,版权页也不复存在,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个《概况》出版于民国18年5月(1929年5月),正值东方图书馆的鼎盛时期。</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这个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非营业机构,是从商务编译所的资料室演变而来,是张元济先生一手创立的。1907年编译所的宝山路新屋落成时,编译所内置备的参考图书已有相当规模,后又在三楼设立涵芬楼,继续收藏古今中外图书,经过不断搜集,藏书越来越多,直至扩充为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开放给公众阅读,为当时东亚闻名的文化宝库。</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书前是黑白摄影图片,依次是东方图书馆全景,董事摄影,职员摄影,书库等并附说明,阅览室附说明,陈列杂志架,杂志报章保藏室书架(一)、(二),附设儿童图书馆(一)外景(二)内景。接下来的是文字,依次是缘起、序、组织、建筑、经费、藏书总数、图书分类、片目排列、著者排列、图书标题、阅览章程、参观规则、公开阅览办事细则、附设儿童图书馆阅书规则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在“缘起”中海盐张元济意味深长地说:“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阳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时归安陆氏百百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此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自是会稽徐氏溶经铸史斋、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搜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缺,要为钜观。日本欧美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数去,数亦非少。同人踵夏君之志,岁轮赢金若干,购地设馆。今且观成,命名东方图书馆。因检取中外典籍,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今海内学者,方倡多设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黄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是难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后之人追念艰难,益有以光大之,故人有知,庶几稍慰于九泉之下乎!</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当时,王云五主持馆务。王云五,字岫庐,1988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中山县(旧名香山县)泮沙村人。11岁时读了三年私塾,之后进五金店当学徒,白天干活儿,晚上读英文。16岁时离开五金店,在教会办的英文夜校读英文。一年之内,因成绩优异连续升级,到17岁时就可以担当英文助教了。之后,他又以半工半续的方式进入英国老教师布藏林所办的同文馆担任教生,辅导低级班英语,自己在高级班修业。1906年,19岁的王云五转任中国新公学英文教员。当时新公学有英文教员两人,另一位是宋庆龄先生的父亲宋耀如。五年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他被邀任临时大总统秘书,不久又在教育部兼任科长职务。1921年9月经他的学生胡适的推荐进商务印书馆,1929年接任总经理职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他在序言中首先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叙述了中国古代五千多年的藏书历史,然后就东方图书馆建立的根本目的和深远意义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在《序》中写道:“清末变法议起,朝野知图书馆为教育要务,于是各大都会有公立图书馆之创设,而所谓图书馆者乃名实两得之矣。顾数十年间,图书馆运动之声浪虽时有所闻,而实际之设置尚远不逮乎需要。以全国最繁盛之上海,人口达二百万,而图书馆不数数,公开者尤鲜,视欧美后起之国,生聚数百户村落,莫不有分开图书馆者,宁无愧色?夫以彼千数百年演进而成之图书馆事业,乃远驾拥有四五千年图书馆史之我国而上之,无怪其人文之日盛,国势之日隆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同人近察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远瞩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增设公开图书馆之必要。以商务印书馆故有之涵芬楼,二十余年来经张君菊生肆志搜罗,所储书籍达数十万册,不当自秘,乃决议别建书楼,移此藏之,以原备编辑参考之书籍并供社会公众阅览,取名东方图书馆,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之意。惟馆中藏书既有新近中外之殊,目录编制自不能不别立新规,加以公开阅览,检查效率,最关重要。云五谬长馆务,乃取中外分类方法,融会而变通之,又别创索引之法,以便检查。筹备经年,始克就绪,然而藏书颇多,一旦改弦更张,疏略自知不免,大雅闳达,幸进而教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民国十五年三月八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在“藏书总数”一章里,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藏书情况:“中文书共有26万余册,东文书共有25000册,西文书共有39000册,内英文书约27000册,法文书约3000册,德文书约8000册,其他各种语言书约千余册,中外各种杂志共900种,约装订12000册,中外报章共45种,约装订1700余册,又地图约2000幅,各种照片约10000余张。”由此可见,东方图书馆当时各类图书的庋藏就是相当宏富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张元济创办东方图书馆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解决穷人买不起书的问题。早在1915年至1918的间,发行所就在楼下沿交通路(现昭通路)的一边,专辟了一间图书馆阅览室,又称陈列室,陈列全部本版图书及仪器、标本和模型等。读者要看什么书,可向招待员借取,坐在室内免费阅读。1922年至1924年间,他又倡议由发行所举办“巡回图书馆”,委派黄警顽、张敏逊两人将整批本版图书运至苏南和浙北的公开展览和出售,这两项措施不仅提高了商务印书馆的声誉,同时也为东方图书馆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王云五所说的“别创索引之法”,其实就是四角号码检字法,而且在“片目排列”一章中专著门介绍了这种检字方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因为编辑《辞源》,自然接触到检字法。负责编辑小学教科书的高梦旦先生认为,传统的《字汇》到后来的《康熙字典》的检字法都极不方便。于是工作之余,他就潜心研究,并设计了字形定位部首检字法,因为觉得还不成熟,就没有应用于《辞源》的编排上。王云五进商务印书馆后,也积极地参与研究。当时社会上已有很多种检字法。王云五从一种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检字法中受到了启发,他抓住其中的“面”进行反复研究,汉字是四方块字,方形就有四个角,因此他设想出一个以四角为基础的号码检字法。用“0”到“9”十个号码代表十种基本笔形,创造出名重一时的“四角号码检字法”。</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谁也不会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东方图书馆遭受到一次惨绝人寰的毁灭性打击。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侵占东北不久,又在上海燃起战火。29日清晨,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闸北地区,狂轰乱炸,使上海遭受空前浩劫,东方图书馆惨遭炸毁。后来日本浪人发现尚未燃尽的图书,又一次冲进去纵火焚烧,一座中国罕有、上海第一的图书馆,就此化为乌有了。五层大楼仅剩断垣残壁,几十年来搜罗所得的50多万册中外图书全部化为灰烬,黑糊蝶似的纸灰飘进了沪西张元济的园上,他潸然泪下,对夫人泣诉“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战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声声话语,字字泣血,天下最让人伤心的,除了白发送黑发,就是读书种子“垂泪对宫娥”那一幕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图四、图五为著名文化名人张元济、王云五。——图片为网络上下载。)</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