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

强哥

　偶而在互联网上读到新城办河渎村丁继坤先生一篇“红薯”文章，让人思绪万千！特分享一下，下面在丁先生的“文章”基础上添加了一点我的亲身经历，在此先向丁老师声明一下没有侵权意思，望谅解。

　　秋天是红薯成熟的季节，不论你行走在城乡的集会、商场超市、早市摊位，随处可见一车车红薯摆满了市场，从而勾起了我对家乡红薯的记忆。红薯原产于南美洲，又称红苕、甘薯、地瓜等，是一种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后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载种。相传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93年），在菲律宾经商的福建长东县商人陈振龙无意间发现，红薯不仅对气候条件适应性高，而且香甜可口，产量很高，老少皆宜。他想到家乡粮食欠缺，人们经常食不裹腹。特别是遇到灾年，更是雪上加霜，难以度日。于是将红薯引进我国种植。

家乡的红薯是一种香甜可口的食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的红薯成了人们的救命粮。曾经流行这么一句话：“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那时候，因为红薯产量高，易管理，生产队就把红薯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每人年分红薯200公斤左右。当时栽种的品种有“农大”、“武功红”等。由于大部分农田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只能把红薯栽种到棉花地里的疙凜梁上。每年一到5月份左右，我们从育红薯苗的池子里拔出，拿到地里去栽，要求做到保栽保活。到了夏季，红薯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生长的一片葱绿。为了能让红薯结的果实多，我们将红薯蔓要翻一遍，把草拔干净，然后就等待秋天去收获。到了秋天红薯成熟的季节，我们沿着田间小路，手拿镢头，肩挑笼担，穿行在一片片棉花、玉米、谷子的田野里，在棉花地看到地垄上的红薯将地皮拱开了一道道裂缝，有的露出了红红的笑脸，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风采。来到地头，只听生产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人占一行红薯开始用镢头挖了起来。大家你追我赶，边挖边拾，在身后疏开的土壤上出现了一堆堆鲜红的红薯。到了夕阳落山之时，大家把挖出来的红薯，用笼担挑到地头，开始过秤分红薯。地头堆起来的红薯像小山似的，有4、5斤左右重的大疙瘩和又长又粗的棍棍红薯，亩产可达1500多公斤，是种其他粮食作物的一倍多。刹时田间地头热闹起来，只听的保管粗嗓子的报秤声、会计算账拨算盘的“啪啪”声、人们的谈笑声……奏成了乡村丰收的欢乐交响曲。那时候，由于粮食产量低，红薯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粮，每人年分红薯200多公斤(每5斤红薯顶1斤口粮)。因为红薯多了，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吃红薯，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早把人给吃厌烦了，也把许多人吃成了胃病，至今落下了病根。红薯不但能蒸着吃、煮着吃、烧着吃，而且可制作红薯粉面、红薯粉条、红薯丸子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于是，人们就把红薯变着戏法去吃，记得有什么红薯米汤、红薯饸饹、红薯馒头等。后来又把红薯做成淀粉、晒成红薯片，最多的时候还把红薯煮熟后喂猪吃，把猪喂的又肥又大。

到了冬季农闲时，生产队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开会，我们就抱上一堆棉花杆点燃后，边烤火边烧红薯。一会儿红薯烧熟了，扑鼻的香味使人馋延欲滴，我们纷纷把红薯从火堆中刨出，吹去柴灰，慢慢品尝起来。那时候为了贮藏红薯，防止冬天冻坏，家家都有红薯窖，每年将收回来的红薯贮藏在里边，几时用几时吃，十分方便。

【我是66年跟随父母从城市下放到老家南涧西村，记得那时的村里人，家家都穷的响当当，没吃没穿的，生产队粮食亩产大概在400—500斤左右，每年收成下来，不论是小麦、玉米、棉花等首先是要先上公粮的，剩余30%部分根据工分、口粮分配给社员，记得棉籽油每人每年分配不到1斤，家家粮食不够吃，人们为了为值生计，经常组队到黄河滩挖苦菜、挖野菜。由于当时红薯产量比较高，种植红薯也就成为社员的救命粮。当时我们村的土壤适合红薯生长，产量质量优良，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砂锅渠的红薯、土门口的蒜，苏村的辣子，专头村的葱”。记得我们在城里上中学时，两块红薯就是我们一天的干粮，红薯做的饸络也不例外，把人吃的出的气、放的屁都是红薯味，大部分同学渭都吃坏了，面食、大肉是我们的梦想，真的熄火真的可怜啊！真不敢想象哪个年代…！】

如今每当我们看到街道、集市烧烤红薯的摊点，香味就会沁人心脾。红薯品种更是更新换代，过去被人们吃厌烦了的红薯却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美味佳肴，调节生活的希罕之物。红薯由多变少、由让人吃厌烦到争先品尝见证了时代发展的历史变迁，成为我对过去生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