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口述史21红五军团失散红军蒋朝俊自述

绿树村人

21.蒋朝俊自述

我叫蒋朝俊，1916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枧头公社枧头大队枧头村，原名康治祯。现居住在凤凰区三里公社斗江村。

1930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们的革命圣地江西人民处于革命白热化之际，不分男女老幼，执刀抓枪投入革命的武装斗争行列中，向反革命暴力开刀，我于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编入独立第五师十四团一连任传令兵兼理发兵等职，在半年以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八师第一团第八连任战士二年之久。在师长肖克同志的率领下，1932年我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颈部受伤，送入沙山县留院治疗。伤好之后，我被编入红一军团一师特务连当战士，在陈连长和刘指导员的带领下，我们参加反围剿战斗，头三次取得辉煌的战果，不幸最后一次在右倾机会者指导下反围剿失利。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我参加了兴国高田战斗，这一仗之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被编入第五军团任班长之职。

1934年我们跟随毛主席进行了威震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当时打出的旗号是北上抗日。11月底，红军经过广西全州的凤凰地区时，在凤凰与积极反共的蒋家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混战之中，我左腿部受重伤，不幸与部队失去联系。这时，前行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切断，加上长期行军打仗，生活无规律，我本来得了胃痛的毛病，这一仗又伤了腿，剧烈的腿痛和饥饿更加重了胃病，就更加没有力气行动了。

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我躲身在新屋场的文岭中。待伤稍好一点后，我又准备追赶部队。后来，赵灼田老人从山边路过，看见了行动不便的我，就想把我带回家做崽。我们刚走到新屋场(新民公社浸口村)的公路边，就看见蒋家军打着枪进行搜捕。当时我就躲在新屋场张陈武家里，于是赵灼田先背着我的一点东西返家，准备第二天来接我。屋主张陈武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要我给他做崽，所以第二天赵灼田来接我时没有接走。张陈武老人为我请来当地两位较有名望的草药医师为我医治枪伤，今天尚有一位在世，可以为我证明。我在张家住了半年之久，期间边治病，边给附近群众理发，群众关系非常好。由于张姓在当地人少，我在他家时有被赶和抓的危险，所以在1935年就搬到三里公社的斗江村蒋又山家中住，给蒋做崽，取名蒋朝俊，仍以理发为生。由于我为人忠厚老实，周家把女给我做老婆，在蒋家成家立业。在此隐姓埋名，一直到1963年才在蒋太宴老师的协作帮助之，下写了一封信给老家的公安局。请他们帮忙，终于找到了分别40年之久的亲人，是公社和县里给我最大的照顾，资助我返家，我很感激。

1964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归途。在万安县人委会见到了堂叔，在民政局里，他们从烈士名录的行列中的第三名找到了我的名字。第二天，兄长康治禄来城接我，见面后两人抱头大哭一场，眼眶里淌满了喜悦的泪水，当天与全家欢聚。在敬老院见到了我姐、许多老党员和参加过革命老人。公社书记亲手摘下挂在我老家门口的烈士牌，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活人了，再也不是挂死人的名字了。1964年江西万安县给我一份长征的证明，当时凤凰区党委书记盘西林同志转交给我，我又交给了区委马祖松同志，他说他已交给了县民政科，但县民政科未收到，又不知证明到哪里去了，请政府查明，找不到也可去电江西万安县民政局问明是否真有其事。

口述人: 蒋朝俊

口述时间:1966年4月23日

采访人: 蒋宏奎

整理人:王子豪

证明

一九六六年记录

我社社员蒋朝俊（家庭贫农）现年五十岁，原是江西省万安县枧头公社石塘大队枧头村人。原名康治祯，确实由1934年冬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来到我们公社的。当年该同志在灌阳县新圩与国民党匪军作战时左脚负了重伤，但仍然坚持行军四天，来到我们全州县凤凰地区。此时却因伤势过重，真正无法行走，才留在新民公社浸口村的一个贫农家里养伤。（该同志受伤情况虽无法查询，但当年为他医治腿部抢伤的两位草药医师尚有一名在世可以证明）伤愈后又转至我社斗江村安家落户。从此该同志在我社就专靠理发为生，一直坚持到现在。当时为了免遭国民党匪徒的迫害，因此，改名为蒋朝俊。并且三十年来未与江西万安老家通讯联系。解放前该同志虽娶妻生子，然而劳少人多，生活极为贫困，解放后该同志被划为贫农。曾任过乡农民协会的干部等职（后因体弱多病才未坚持工作），直到1964年在江西省万安县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才为他找到了江西老家的亲人。同年又在我县民政部门的协助下使之得以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同时在返回江西时还获得万安县民政科以及万安县枧头公社所发给的证明材料（并有该公社敬老院部分老红军战士亲笔签名作证）。这足以证明该同志确实是由江西省随红军长征的老战士。

现在该同志身患胃下垂之症(据他说是长征时引起的），常常卧病在床。医药费用无法支付，更不能担负体力劳动，同时再加上全家人多（七口）吃饭且无其他劳力（长男只有13岁），因此，家庭生活颇为困难，因该同志在红军中的一些证件均已丢失，我们又无法查询，同时又未得到上级的有关指示，因此，不能给予应有的照顾，更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之后总政组织部的负责同志来信说，他们已将该同志情况交给国务院内务部优扶局处理，然后，至今尚未得知优扶局的处理意见。因此该同志打算自去北京面见他在红军中的部分首长（如肖克将军等同志）。以便请求他们给予帮助查明其身份。为了关心贫下中农的生活，尊重老红军战士的正确需求，经公社支部研究决定同意该同志的意见，为此特给证明，以资证明。

凤凰区三里公社党支部书记:蒋德波

社长:马怀忠

1966年2月28日

失散在全州的肖克理发兵

我叫蒋廷生，出生于凤凰乡三里村，是全州县房地产管理所的退休干部。我父亲叫蒋朝俊，原名康治祯，是江西省吉安地区（吉安市）万安县枧头公社石塘大队枧头村人。生于1916年至1918年间，因为当时当红军年纪小，记不清了。到全州时约十三四岁。

肖克的理发兵失落在全州

我父亲当红军的年岁小，但他说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我父亲有一门手艺，在红军队伍里是理发的。他自己说，他是肖克的理发兵。他是经常帮肖克理发的。他说，肖克是个癞子头。

1934年时，他随肖克过灌阳时，在新圩与敌人打了一仗，伤了腿，伤口很大，有碗口粗。他走不动，过湘江当然就更困难了。后来在凤凰新民村委黄沙江村被一位姓赵的好心人收养了一段时间。这户人家有三个儿子，家里困难，民团又常来喊打喊杀的，我父亲只好被迫离开。到新民村委浸口村时，被一位草药医生收留了。这医生治好了我父亲的伤，但家里穷，还是养不起。我父亲只好离开他们家，在凤凰镇三里村委斗江村时，被一个名叫蒋作魁的好心人收养。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虽然有两个儿子，但这两个儿子是后妻带来的。

原来的一家人有三种成份

蒋作魁养鸭婆，家里有钱，解放时田多，有50多亩，被划为地主。他那两个儿子都回原来的家了，都被划为雇农，算是帮我爷爷蒋作魁打长工的。还有一个跟蒋作魁一起生活过的他的外甥，也被划为雇农，我父亲则被划为贫农。

爷爷蒋作魁虽然是一个地主，但文革时我们没有挨斗。

由于村民的信任，我父亲解放初期便成了农会干部。但农会干部要对地主采取措施，如斗地主，搜查地主家的东西。我父亲觉得不好，后来便辞了职。

凭理发手艺找到了老家

我父亲在长征中患了胃病，做不了重活。但他的理发手艺挺好。生产队时，他每年缴两三百元给队里就行了。他时常背着黄挎包在附近的村庄理发。队里也好，那些由他包着理发的村民，每年一块五角包全年剃头，每年两块钱包全年理发。到年底，队里结算帐时，便统一扣了钱。

我父亲出来时年岁小，虽然有点文化，毛笔字写得很好，便他不知道他的家究竟在哪儿。他是凭他的理发手艺结识了一位老师从而找到家的。那时，他经常帮老师理发，与一个叫蒋太宴的老师理发时，引起了蒋太宴老师的关注。蒋太宴老师了解到他是失散的红军后，便主动为他写信给县公安局，最后通过公安局联系到我父亲老家的人。

第一次回老家

我们在蒋太宴老师的帮助下联系到了老家的人。1964年大雪，父亲带我回了一趟老家，住了十多天。当时，公社拿了200元，县民政给了200元，我们自己拿了1000元。那里路不好，坐了好几天汽车。

我们下车时，我父亲见有个人挑着一担箩筐，上面写着“康治禄”，这正是我的伯伯，我父亲一下子便认出来了！

老家的人以为我父亲牺牲了，把我父亲当成了烈士，伯伯家有烈属牌。我们回家之后，便撬掉了。　　　　　　　　

热情村民的挽留了我们

与老家的人联系好后，那边县里为我们修了房子，我们是准备回去的。但三里村的村民舍不得我们走，还杀了猪，劝说道，都住了几十年了，感情也深了，难道一定要回去吗？这样动摇了我们回家的心。接着又来了文化大革命，路又阻，就更不能回了。

我有个娘娘也是红军，后来她在县敬老院当副院长。我们在老家弄了一些证明，这些证明可以证明我父亲是红军。但我们证明放在当时的凤凰区公所，没有送到民政局，那组织委员在文革时挨批斗，将证明都给弄丢了。

在崇拜红军的年代

我父亲有过非常开心的日子。在崇拜红军的年代，他经常给学生讲红军的故事。当时苏联援建的洋堰完小，是与众不同非常好的小学，是附近新民大队、三里大队学生读书的地方。学校经常请我父亲去课，讲“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当红军”。他还唱红歌，写红色标语。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人。

他想去找肖克

由于证明材料丢失，我父亲决定去找肖克。1966年2月28日，他先在村里打了证明（此证明在蒋廷生手里）。村里的人见过我父亲弄回的材料，故“三里人民公社”盖章证明了我父亲曾有万安县民政科及万安县枧头公社证明我父亲是红军身份的证明材料，还有敬老院一些老红军的签字。但当时凤凰区公所却对此不认可，要民政科核实一下，这让我父亲很生气，便没有去找肖克了。

待后来落实红军政策来时，我父亲却于1977年病逝了。

采访时间：2016年8月6日

口述人：全州县房管所退休支书蒋廷生

整理：蒋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