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军旅往事

德文霍金

　　在我们兄弟三个的人生旅途中，我和我的二哥都曾有过一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兵役的光荣经历，而我的大哥尽管不曾像我和二哥那样正式从军，但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威胁我国，大哥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地处中苏边境，实际上也担负起了戍边的重任，那时，无论兵团的编制架构，还是武器的配备，都是按备战的军事化要求进行装备的，因此，实际上大哥也曾有过一段光荣的经历。然而，我们兄弟三个中无论谁，无论那时都经历过什么，与我们母亲的那段军旅经历相比，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因为母亲的军旅历程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那里有一段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充满着硝烟的往事，那也是一段改变母亲命运的往事。

我们兄弟三人

　　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有 “八路军” “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四支。前两支属“国军”编制，其名称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后两支是地方抗日武装，他们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两支骁勇善战的地方抗日武装，曾令华南一带的日伪军闻风丧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高度评价这四支力量，并称其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的母亲黄瑞出生在广东省惠阳淡水的一个客家贫困家庭里，参加革命前，母亲一直生活在那里。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广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但在母亲生活的东江流域，却活跃着一支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母亲是在抗战接近胜利的那年加入“东江纵队”的。

母亲 黄瑞

　　参加革命前，由于家境贫困，母亲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改变命运、摆脱苦难一直是母亲的梦想。然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终于在1945年2月的一天来到了。那天晚上，母亲在乡长叶成超的安排下，被同村的一个名叫叶松生的村民领到村口，交给了“东江纵队”的一位名叫廖观莲女同志。于是，母亲被带到了距离淡水西北方向十多公里外的小镇新墟，（那位到村口来接母亲的廖观莲同志，日后成了她们转战南北的好战友、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当时，“东江纵队惠阳交通总站”就设在新墟镇，在那里，母亲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了一名抗日游击队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中，“交通站”是战时负责“解放区”内各地传递情报、信件、指令，以及接送过往人员的秘密联络点。

战友廖观莲 乡长叶成超

　　其实，母亲当年投奔“东江纵队”参加革命的动机很简单，只是因为家中生活艰难，又听了乡干部叶成超的鼓动 ：“与其在家受苦受难，不如去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男女平等，不打人、不骂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还有书读”。乡长所说的这些，正是母亲梦寐以求的。

也正是凭着这种朴素的动机，成千上万和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纷纷投奔了共产党，使得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当家做了主人。

母亲加入了东江纵队后被编入惠阳大队，跟随曾生司令员(客家人），以游击的方式展开武装抗日活动。根据当时游击队的状况，考虑到一名女同志在体能和文化水平方面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母亲凭着对周围地形熟悉的特点被安排在交通总站担任运输员，主要工作是护送来往交通站的同志过“封锁线”，闲时为队友们做一些诸如烧水、煮饭、印刷宣传品之类后勤保障工作。几个月后业务熟悉了，母亲做起了交通员，在大队和纵队之间传递情报和信息。

“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日”的合作基础，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国民党竞公然撕下伪装，调集武装力量，妄图趁机歼灭“东江纵队”，以除心腹之患。当时，母亲跟随东江纵队不仅要为扫清日伪军的残余势力继续战斗，还要与企图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然而，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东江纵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阴谋。

1946年下半年，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及其框架下的《中共广东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烟台协议》，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作为让步，共产党同意让出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尽管签订了协议，国民党还是设置了种种障碍，妄图消灭“东江纵队”于北撒结集的途中。但是“东江纵队”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冲破重重障碍，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2583名“东江纵队”抗日将士还是在1946年6月29日那天，成功地集结在（深圳）大鹏湾沙鱼涌的海滩上，然后登上了美国提供的三艘大型登陆舰。

　　“东江纵队”北撒的美军登陆舰

　　第二天上午，母亲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家乡，告别了前人流血牺牲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启程离开广东，随大部队奉命北撤山东省烟台解放区。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北撤人员克服炎热、晕船、缺水、疾病等困难，于7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港。 “东江纵队”的到来无疑增强了山东解放区的军事实力，因此，受到了当地党政军和群众的隆重欢迎。事后，很多军事专家感慨：“东江纵队能够成功北撤是一个奇迹”。

烟台党政军民欢迎“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到达山东后，由于环境发生了改变，刚开始生活不适应，游击队大部分队员都是客家人，山东的伙食不习惯，和当地老百姓交流语言也不通，碰到了许多问题。为此还专门开展了学讲普通话，学做馒头、窝窝头，学包饺子，学吃大葱大蒜等等，毕竟都是穷苦出生，大家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离开广东解放区后，由于不再需要“交通员”了，母亲就当起炊事员为同志们做饭，提供后勤保障。一个月后，北撤后的东江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进行了整训，游击队员们分别被送到华东军政大学和华东党校学习，由于母亲文化基础较差，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大学文化连补习文化。

华东军政大学旧址

　　1947上半年，国民党多次集结几十万国军进犯山东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积极应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军事行动频繁，因此对作战地图的需求量很大，测绘和作战地图印刷工作进度跟不上作战的需求。为适应战时的需要，上级决定把包括母亲在内的二十九名东江纵队游击队员，充实安排到当时位于山东临沂沙沟境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工作，以加强测绘和地图印刷力量，加快作战地图的出版，母亲的工作是在印刷组担任印刷员。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被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是在那时，1947年6月，母亲经战友廖观莲和李罗春两同志介绍，并经组织考察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9月上旬，国民党投入更多的兵力围剿山东解放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进攻，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奉命转移，在将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后，来到威海境内乳山县由古村驻防。刚到乳山后不久，国民党军又疯狂进攻胶东解放区，乳山又处在了敌人进攻的前沿。为减少伤亡保存力量，华东军区司令部命令“测绘室”人员脱下军装，分散隐藏在乳山百姓家中，母亲她们这些测绘人员就用假名和老百姓混居在一起，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以防不测。由于乳山是革命老区，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军打“鬼子”、打“老蒋”，百姓对子弟兵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把家里好吃的都给子弟兵吃，还专门为女战士做鞋，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以推磨、挑水、烧火、拾草、割豆、刨花生和刨地瓜之类的家务和农活加以回报，共同度过了近三个月时间。这段鱼水般的经历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底，随着“胶河战役”的胜利，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在胶东歼灭解放军的计划，扭转了胶东的战局。随后，“测绘室”的人员奉命分两批集中南返临沂沙沟归队。随后的局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母亲在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的战友

　　为做好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全面转变的准备，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示测绘单位，抓紧时间印制鲁西南和鄂豫皖三省1:5万地形图，并在此基础上编绘1:20万战役指挥用图。为适应战局的变化，“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抽调部分人员充实“测量队”。于是母亲被安排到了“测量队”印制地图，不再固定在临沂沙沟，必须跟随作战部队同步推进，测绘和印刷人员以及印刷装备成了“移动地图印刷厂”。那段时间，由于经常要行军，打“运动战”，这对母亲这个体弱的女同志来讲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共产党的部队行军不像“国军”那样靠汽车转移，完全是靠两条腿走完全程，辎重（包括印刷器材）都是靠人拉马驮运输的。由于年幼时营养不足，体质较弱的母亲在行军中途中不得不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有时靠拉着马尾巴助力走完全程，而且边走边打瞌睡，十分艰苦。有一次行军队伍要过黄河，人马和设备都必须乘船渡河 ，而且船都不是很大。那天风大浪急，有的船经不住风浪翻了沉了，有战友牺牲了，母亲和一些女战士们既担心又害怕，互相手拉手壮胆鼓劲，最终战胜了困难和恐惧，完成了渡河。这绝对是对人体能和意志的考验。那段时间，母亲一直随华东野战军测量队转战在鲁西南和鄂豫皖三省。

行进中的华东野战军

　　直到1948年4月，母亲终于支撑不住这种高强度的行军和工作倒下了，不得不离开了华东军区司令部，告别了与自己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住进了位于临沂的华东军区鲁南医院五队休养了四个月。出院后，黄母亲没能再回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而是被安排在了“华东邮电管理总局”的卫生所当了卫生员。（注：解放战争后期，位于山东临沂的“华东邮电管理总局”的前身是“山东战时邮务总局”（简称山东战邮）是抗战时期成立，负责华东解放区党政军之间通信和发行战时邮票的机构）

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正为 “淮海战役”做着准备，负责华东及华中地区通信管理职能的“华东邮电管理总局”，也积极准备着南下接管各地通信部门的前期工作，母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编入了“华东邮电管理总局”。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苏皖边区邮政管理局”，也已在四个月前并入了“华东邮电管理总局”，父亲顾银华在后勤部门担任保管员。虽然父母亲同在“华东邮电管理总局”工作，由于当时他们在工作上并没有交集，所以还互不相识。

“淮海战役”经过示意图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华东中央局（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关的全部干部力量都准备用于接管上海市。隶属华东军区的“华东邮电管理总局”除留一部分人员在山东德州外，包括母亲在内的大部分人员被编入“华东财经委员会第五大队”，奉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进总队南下，此时母亲才和父亲殊途同归，被安排了同样的任务——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接管当地的邮政和电信机构，并实行军管，维持上海市的通信正常。

栗裕将军做解放上海战前布暑

　　1949年5月25日，随着粟裕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后，5月26日，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也进驻上海。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进总队”的“华东财经委员会五大队”以“军管会邮政处”的名义进驻上海，接管了伪“上海邮政总局”。母亲当时和赵明医生、殷熙和药剂师，以及卫生员王者香共四人，自己以护士的身份参加了对上海邮政总局医务室的接管工作。接管后“上海邮政总局”更名为“上海邮政管理局”，隶属“华东邮电管理总局”。母亲和其他三位同志以军代表的身份，留在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医务室。

被接管的上海邮政总局

和担任军代表的母亲

后记:

接管后不久，上海邮政管理局医务室改为“上海邮电医院”，母亲在那里一直担任护士工作。1950年的2月，经战友介绍，并经组织审查同意，母亲与同在上海市的“华东邮电管理局”担任军代表的父亲结婚成家。

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1950年7月，组织上安排母亲转业，到江苏省南京市的“华东邮电学校”（后来改“南京邮电学校”），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深造，从此告别了她的军旅生涯。

　　母亲和南京邮电学校同学的合影

（前排左2是母亲）

　　四年的学习结束后，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母亲被安排到了浙江省德清县邮电局工作，与在那里担任领导的父亲团聚，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母亲始终以干部的身份工作在普通职工的岗位上，从不向组织摆资格、谈条件、要待遇，兢兢业业在生产第一线，默默地为党努力工作，直到退休。实施离休政策后，按照政策条件改为离休。

1995年和1999年，母亲先后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5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章，以确认母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光荣的军旅经历。

　　

感谢母亲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贡献！

感谢母亲为养育和教育子女付出的爱！

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深感骄傲！

（以上内容是根据黄瑞的回忆材料和档案史料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