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金瓶梅》之五十三 女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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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人都会遇到，大多在某个时段因事而起，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就是一个例证。至于无事而莫名焦虑，成了抑郁症患者，另当别论。

“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第二性》）。女人的焦虑，由于身体结构的原因，又因为社会角色定位的特殊性，和男人有很大的区别。女人因为焦虑而成为女人。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西蒙波娃首先从人体结构分析女人的焦虑。她在《第二性》中说，女人最初的焦虑因自我意识觉醒而来。当男孩子愉快地享受他的男性特征，为他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器官而自豪时，女孩子却为自己看不见的内藏于体内的另一个“它”感到焦虑不安。男孩有权触摸他的阴茎，就像玩弄玩具一样使用它，而她们的器官对她们却是禁忌。“我怨恨大自然剥夺了我这样一个又方便又有装饰性的器官。任何一个缺了壶嘴的茶壶，都不会感到如此凄惨”。

西蒙波娃在书中写到：毫无疑问，缺乏阴茎在小女孩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她没有认真地嫉羡它。男孩从阴茎中获得的巨大特权是，由于拥有一个能看得见和握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部分地与之保持距离。他身体的秘密，它的威胁，他都投到身外，这允许他与它们保持距离：当然，他感到自身的危险是在他的阴茎中，他害怕阉割，但这种恐惧较之小姑娘对"体内"感到的弥漫的恐惧更容易克服，后者的恐惧往往延续女人的整个一生。她极其担忧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比男性更不透明，更深地受到生命的朦胧的神秘所包围。由于小男孩有一个可以认出自己的他我，可以大胆地承受他的主体性；与之相异的客体本身，变成一个自主、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衡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他和自己的同伴比赛小便能射多远；后来，勃起和射精是满足和挑战的源泉。小姑娘却不能体现在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中。

作为上世纪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之后，把女人的焦虑归结为社会角色的定位，她在《自传》中写到：“给我做自己想做的工作造成最大阻碍的是不安全感。它部分来自我特殊的经历，但更多的是源自社会定义女性角色的那种狭隘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的共有特征。一直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们相信，自己将来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男人快乐和舒适，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凯瑟琳的观点和西蒙波娃的最终结论走向一致，西蒙波娃说：女人的正常命运是婚姻，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人；男性的威信远远没有消失：它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

普通人对女人焦虑的研究，既不可能像西蒙波娃那样专业和深刻，也不可能有凯瑟琳那样定义的高度。大多数女人在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中，焦虑着各自的焦虑。

《金瓶梅》第五十三回中写了吴月娘和李瓶儿两个女人的焦虑。月娘的焦虑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瓶儿的焦虑是因为她有了孩子。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放不下，得到和得不到，各有各的焦虑。

吴月娘本来怀过一个，不小心流产后再没动静。这天她履行“班长”的职责，去看望李瓶儿的孩子，回来却听到了潘金莲在背后说她的闲话：

——月娘走过房里去，只听得照壁后边，贼烧纸的說什么。月娘便立了听着，又在板缝里瞧着，一名是潘金莲与孟玉楼两个同靠着栏杆，嗷了声气，絮絮苔苔的讲说道：姐姐好沒正经！自家又沒得着，别人养的儿子，又去漒遭魂的挜相知呵卵脬！我想穷有穷气，杰有杰气，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长成，只认自家的娘，那个认你？只見迎春走过去，两个闪的走开了；假做寻猫儿喂饭，到后边去了。月娘不听也罢，听了这般言语，怒生心上，恨落牙根，那時即欲叫破骂他。又是争气不穿的事，反伤体面，只得忍耐了。一径进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每觉着了，不好放声哭得，只管自理自怨，短叹长吁。真个在家不敢高声哭，只恐猿闻也断腸。那時日当正午，还不起身。小玉立在床边，请大娘起来吃饭，月娘道：我身子不好，还不吃饭。你掩上房门，且烧些茶来吃。小玉捧了茶进房去，月娘才起來，闷闷的坐在房里，说道：我沒有儿子，受人這样懊恼。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个来，羞那些贼淫妇的屄脸！

虽然是潘金莲讥讽挖苦，却也说中了月娘的心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嫁作人妻，承担着延续香火的责任，更何况母以子为贵，中国妇女“三从四德”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那个女人没有职业选择空间，没有经济自主能力的社会里，儿子是女人生命中的希望和最终依靠，吴月娘为没有孩子而焦虑实属正常不过。李瓶儿因为官哥儿身体不好，又时时受到潘金莲的威胁而焦虑。在儿子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日子里，李瓶儿的焦虑已经到了恐惧和寝食不安的地步。没有孩子，吴月娘还有期望；有了孩子，李瓶儿则一步步走向绝望。

焦虑的产生既有客观原因，又有杞人忧天这样的主观心理因素。对问题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别，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人拿得起放得下，心宽体胖；有人寝食难安，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吴月娘和李瓶儿生活在那个年代，她们的焦虑就既有延续香火的压力，又有自身心理承受能力问题。潘金莲则不然，她也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在实现不了的情况下，她并没有当回事，该吃吃该睡睡，撒萌卖娇享受她的生活。应该说，潘金莲是大智慧，是生活的强者。

人的焦虑不会因社会进步而消亡，反而因社会发展带来的生存竞争而更加复杂和剧烈。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使妇女得到了极大解放，这种解放把女人从香火延续的焦虑中解救出来，又投入到更广泛更强烈的焦虑中。选择是焦虑的酵母。当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就走入更大的选择空间，空间有多大，焦虑就有多大。婚姻不再是女人命运的唯一选择，家庭不再是女人生活的唯一空间，传宗接代不再是女人的唯一任务。单亲家庭、同性家庭、丁克家庭等等，女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中。一方面，她们不再为有无子嗣而焦虑，甚至无暇顾及。据《环球日报》报道，在日本，年轻人打算终身不婚的比例持续上升，2023年的调查比2015年男女分别高出5和7个百分点。结婚生子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到2022年，日本的总人口已连续12年负增长。中国面临着同样情况，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到1.09，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率水平。另一方面，当女人的关注点由家庭转向职场，由丈夫转向上司，由儿女转向项目，由生育转向升职时，她们面临更残酷的竞争。她们从家庭主妇的单一角色走向专家和教授，老板和官员，甚至情人或小三、妓女或明星等多种角色。官场升迁，商场打拼，情场失意，女人柔弱的肩膀上承受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使她们的焦虑更加多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白日的光鲜和黑夜的恶梦并存，一个竞争的时代必定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女人实现自我，出人头地的时代，必定也是焦头烂额，处处碰壁的时代。女人一旦走出家庭，她们的焦虑点立刻发散，再也收不回来。原来的焦虑消失了，却面临更大的焦虑，就像娜拉出走，脱离了丈夫的阴影，最终却面临“死亡、堕落和返回”三个结局，不难想象娜拉在困境中如何焦虑。

过好当下，过好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它的都去他妈的，这虽然不是倡导的文化主流，却也是新生代的一种生活选择，是一种不可用权力干涉的权利。她们不同于嬉皮士，不是颓废者，她们只是要生活的更轻松一些更少一点焦虑。焦虑是心境之上的乌云，少一点焦虑，就多一点阳光。坦诚，自信，快乐，蓬勃向上，管理好自己，不去窥探别人的隐私，不去干涉他人的私人空间，少点勾心斗角，多点光明正大，这个世界因他（她）们而纯净而轻松愉快。去年我在川藏旅行结识了一群这样的年轻女性，她们有收入但没有储蓄，有男友而没有家庭，她们重在当下，注重每一天的生活质量。她们忘情于山水之间，人人一脸灿烂，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青春。在海拔五千米的营地，我们男女混帐同宿于一个铁皮屋中，男左女右，夜间听到了她们的对话。那是两个三十多岁的女士，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影视导演罗某和来自杭州的登山爱好者王某。

罗：我这会儿好想睡睡那个藏族歌手**。

王：哎呀，那要好好洗洗才行。

罗：洗什么洗，我要的就是那个口味。

黑暗中众人大笑，半夜狂风暴雨，差点把房子卷走。天亮后头顶一碧如洗，脚下乱云飞渡，我看着嘻嘻哈哈走出来的美女，说：

你们也不拉个帘子。

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

哈哈哈哈，一堆颤笑。

是啊，这是一个焦虑之夜，也是一个轻松之夜。我焦虑着我的焦虑，她们轻松着她们的轻松，高下立判。我真不明白美女们都不焦虑，我一个大男人焦虑什么。

从为繁衍香火而焦虑的月娘瓶儿，到在打拼中焦虑的职场女性，再到眼前这一群无忧无虑的美女，我看到了一种境界，一种人生态度。少一分焦虑就多一分幸福，让人们不再生活在焦虑的恐惧中，固然需要客观社会的打造，但也需要自身的修炼。几个月后我在普陀山看到几句唐诗挂在墙上：“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看着前来烧香拜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卸下焦虑几多。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放下了，一切都是过烟烟云。

如果吴月娘、李瓶儿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们将和大多女人一样，面临着焦虑或不焦虑的选择。

焦虑着是一辈子，放下执念也是一辈子，一切都在一念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