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日本窥探下的四川中江县

猪小七

二十世纪初日本窥探下的四川中江县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中江县史料浅析

中共中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黄清

　　《中国省别全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调查后所形成的报告汇编，是日本最早撰写的成体系的中国地方志丛书。该志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蓄谋侵占中国的铁证，其中对川渝地区近十年的大规模踏查的成果最终编纂出版为《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它聚焦川渝地区，再现了日本人镜头下清末民初川渝地区的历史样貌，书中对中江的城区情况、道路交通以及经济贸易等相关史料的详细记载，为研究中江地区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省别全志》编纂背景
清末民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国力衰弱。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为在博弈中抢占先机，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日本与中国在地缘上接近，在文化上同源，自古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与国情变化。但中国幅员辽阔，明治维新前日本囿于国力，对中国的调查多在中国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所知较少。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让日本国力日渐充实，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昔日的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极大的鼓舞了日本武力对外侵略扩张的滔天野心。在“大陆经略政策”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中国内陆展开了细致的实地勘察，足迹遍布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包括台湾），为日后侵华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踏查历史最长、覆盖面最广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1898年，日本东亚会和同文会在东京合并，以“保全中国”为口号，成立东亚同文会。1900年，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经略中国的人才。该书院从1901年到1945年共招收了46期学生，在中国进行了持续45年之久的旅行调查，参加者达5000余人，调查路线约700余条，调查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经济状况、经商习惯、地理环境、民情风俗、地方方言、农村实态、地方行政组织等，形成了上千份《调查报告书》和《旅行日志》。并以此为基础，先后于1915—1921年、1942—1946年编纂《中国省别全志》（18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9卷）。 二、《中国省别全志》概况简述
《中国省别全志》是唯一一部完全由外国人编纂的中国志书，同时也是建立在周密实证调查基础上的较完整的中国各省志书丛编。其编纂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继而为侵略和占领中国服务。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在《中国省别全志序》中提到“欧洲战火终将熄灭，可想而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问题之中心，日本人须尽早熟悉中国国情民物，应对其深谋远虑……”，该志对于日本所关注的内容记述详尽但也极具功利性，可以说《中国省别全志》是日本蓄谋侵占中国的铁证。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后称《全志·四川省》）由东亚同文书院于大正六年（1917年）１月24日出版刊行，共10编169章，全文1080页，附地图36幅、照片72幅、事物说明图17幅，总论记载了川渝沿革概略、清代及现今之行政规划、面积及人口、气候、四川与外国关系、四川之鸦片。同时，分章节详述了重庆、成都及所辖县城城市状况、川渝贸易总论、川渝交通及运输状况、川渝主要物产及工业、邮政和电信、商业机构与商业习惯、货币与金融机构、度量衡等，是一窥清末民初四川社会的重要史料。 三、《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关于中江县的记载
《全志·四川省》分别在第一编总论、第四编都市、第五编交通及运输工具、第六编邮政及电信、第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以及第十编度量衡中均有涉及中江县的史料。
（一）在四川省总论第二章清代及现今之行政区划中记载中江县上属嘉陵道潼川府。总论中面积与人口章节列举清末四川55州县户口统计数据，其中中江县所属的潼川府有145，962户。但后文称清末官方户口统计数据“真伪难辨，难使人信服”“言过其实”。 （二）在第四编“都市”中，《全志·四川省》单列一章记载中江县城主要情况。文中记载“中江县城人口虽称有5万人，然此地户口只不过2000户，人口应在1万人左右。”关于城区，文中称“城内面积宽阔，然空地较多，街道宽敞，商业普遍较为兴旺。”文中特别介绍了中江之特产：挂面与烧酒，称“面，中江面虽名扬四方，然因皆是个体制作，故并无大规模之工厂。城内外合计应是一共有60～70家。而其从事制面之工人，1家亦不超过4人，普遍是2～3人。所产挂面，品质良好，1束长8寸有余，以黄纸包裹后成1 把。与中国人平时所食用之切面相比品质上等，因此价格亦是更高，故以下层民众为顾客之面店并不出售此类挂面。消费地以本县外之成都、重庆、潼川为主，其价格一把批发价为64文，零售价为66文。运往重庆之运费1担为1吊400文，一把面之重量虽不定，然基本上为7两到8两。”“烧酒，以玉米为原料制得，城内有30～40家从事酿造……消费地为成都及附近一带。” （三）关于“交通与运输工具”，在前文“都市”部分中提到：中江至成都需2～3日。沿涪江而下，在合州进入嘉陵江可达重庆。在第五编“交通与运输工具”各地间陆运及水运中顺天府成都府间篇章有两小节提到中江县，分别是“潼川府中江县”和“中江县赵家渡间”。从潼川府（三台县）到中江县分水路，陆路两条线，水路在前文“都市”部分已有详细介绍：罗江河（中江）在中江县西南转向向东流去，在潼川府城（三台县）与涪江干流交汇。中江县至潼川府110华里水利开发良好，有宽1间、长5～6间民船往来其间，上航需3日，下航只需1日。关于两地陆路线，文中记载“此区间内道路平坦而无山脉，仅有丘陵，高在百尺左右，地势高低不平。罗江河(中江）在道路以南，与之相隔较远。道路出自三台县西门，向西进入山谷，行走100华里，在回龙场以西约5华里与罗江河相遇，沿江岸走15华里即到中江县。道路为石子路，路况较为良好，宽4～5尺，曲折不多，并无坡度。交通工具有轿子、马匹。此区间内交通往来频繁，1小时所遇轿子有4 顶，20 余人。货物大部分走罗江河到达中江县，少见有走陆路者。” 中江县到赵家渡段记载“出中江县南门直到南峪口5华里范围内属于东河与罗江河流域之平原。2河自北而来，在中江县中央合并，转向东方。翻过南峪口以南小丘，上上下下不断前行，直到中兴场（现属辑庆）以西兴隆场之间仍是平原，各地有小山丘，此区间30余华里。自此通往赵家渡之路途属于沱江流域，平原开阔，路程约10华里。除兴隆场以西铜官山一带需翻山以外，此区间内皆是平地，通行自是容易。铜官山之山路铺设良好，故亦不难走。道路皆是为石子所铺设，宽4～5尺，山路稍多，坡道以观音桥、山王庙约8华里区间内最大，此外山王庙以西约3 华里左右之地有陡坡。交通工具有轿子、马匹，在平地之上有使用所谓小车、推车一类工具，其少见于铜官山以东地区，以西地区则多有使用。交通往来繁忙，人夫往来极为盛行。” （四）在“邮政及电信”中，记载有1个邮政二等局：中江县（Chungkianghsien），8个邮政代办所，分别是：中兴场（Chunghingchang）、兴隆场（Hinglungchang）、兴隆场东（Hinglungchang E）、兴隆场南（Hinglungchang S）、回水铺（Hweishuipu）、广福镇（Kwangfuchen）、胖子店（Pangtzetien）、半边山（Panplenshan）。其中兴隆场南代办所仅在夏季营业。关于“代办所”，文中载明“民间兴设民信局及镖局等机构，统称私设邮局，多行诸如送递书信、金钱，输送商品之类事务。后私设邮局多改名为代办所(Agency)，且依地区亡繁荣有增设。”由于文中以直接罗列的方式刊载邮政局，并为注明邮政局所在地，因地名存在新旧差异、重名等情况，所以一些邮政局无法确定其是否属于中江县管辖。 （五）在第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第二十四章“中江之货币”介绍了中江县的流通货币通用银为九七平之银票，银元为四川银元。中江县主要金融机构为40余家钱铺，文中列举34家，其中除位于南街的裕丰魁外，皆从事块银之买卖及短期小额贷款。另外中江县商务分会位于城隍庙内，设有商务分会借贷处，由商会72行联合设立，资本有500吊文，专为贫民行无担保贷款。其期限为3个月，每吊3月之利息为300 文，以月付之方式付之。此实为1种高利贷，货款额每月可达百余吊文。 （六）在“度量衡”中，第十六章“中江县之度量衡”中参照日本度量衡，介绍中江正才尺（裁尺）、官尺、鲁班尺以及升、斗度量标准。另外，文中称中江测量物体重量的工具一般为天平，称盐时以20两为1斤。日本300匁（日本汉字：重量单位）等同于天平30～32两。 四、《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与《中江县志》对比分析
清代中江编有《县志》6部，民国时期，1930年出版《中江县志》（民国十九年版），新中国成立后，1993年出版《中江县志》，是中江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记述了1912年至1985年间全县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民国19年版《县志》出版时间与《全志·四川省》出版时间（1917年）较为接近。另外，1993年版《中江县志》是一部与《四川卷》所涉及时间范围有所重合的志书。 《全志·四川省》中江县相关史料记述与《中江县志》的史料记述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全志·四川省》的调查编纂出版完全出自于日本人之手，从第三视角观察中国之社会，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共同呈现更为真实的明末清初的中江县。
　　(一)中江县城人口数大致确定。民国版《中江县志》在“政事”中载光绪六年（1880年）县令李德查得县城人数为33,061人，县令龚维佶册报民国二年（1913年）户口调查表：在2,458平方公里县域内，有正户97,274户，附户48,291户，男436,681丁，女314,375口。县城正户1811户，附户1734户，男9286丁，女6522口。正户和附户共有3545户，人口15,808人。表后按语说：“李、龚两任所查户口，差数相距甚远，今又相去十余年，其最后之调查总数经乱兵遗失，又因或欲增加选举票数，骤羼入虚数若干，遂致溷淆难据。”然而《全志·四川省》中记载中江县县城“此地户口只不过2000户，人口应在1万人左右。”民国二年龚维佶的官方数据与日本调查数据相比人口数更多，但相差不大，大致可以确定中江县城人口数为1万多。 《全志·四川省》中并无中江县全县人口户数记载，总论中仅记载清末官方户口统计中江县所属的潼川府有145,962户。但后文称此数据“真伪难辨，难使人信服”“言过其实”。若按民国《中江县志》龚维佶户口调查表统计中江县全县正户有97,274户,则占清末潼川府户口统计数的67%，然潼川府下辖9县，其余8县仅占总户数的33%，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由此见得龚维佶关于中江县除县城以外的一至十二乡户数统计恐怕存在较大的出入，甚至清末总的官方户口统计也不完全准确。但是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人口流动较大，户口统计难免不准确，出入较大。

　　（二）详细记载中江特产。民国《中江县志》在“舆地·物产”中记载中江较为有特色的挂面与酒，与《全志·四川省》中记载相互印证补充。据民国《中江县志》载：“挂面原料只宜小麦，今价高几与米等。面细如丝，初长八九尺，截两头取中段，名曰“腰面”，一名“银丝面”；扁阔者名“韭叶面”。县城内外俱佳，河西谭家街尤胜，色白味甘，食之柔滑……细而中空，他处不然。”“酒玉麦来牟皆可蒸酿，惟高粱为胜。其陈而佳者注碗内，以瓢挹之，细泡叠积不散，名曰“堆花”，旧推东街八角井，今县北彭家桥以上至五间房沿江两岸，味尤醇厚。甫运出境，便觉香气馥郁，邑人王朗山《竹枝词》 云：‘中江烧酒中江面，一路招牌到北京。’盖纪实也。”由此看出民国《中江县志》对挂面与烧酒的记载详细，侧重于本质特色的描述。而前文《全志·四川省》的记载则侧重于挂面与烧酒的生产与销售，甚至详细记载了中江挂面价格一把批发价为64文，零售价为66文。运往重庆之运费1担为1吊400文，一把面之重量虽不定，然基本上为7两到8两。记载如此细节，令人叹服。

（三）详细记载中江县主要陆路与水路线路。民国《中江县志》在“舆地·道里”部分以表格的形式简要记载中江县城至北京、成都省城、潼川城、广汉县城、金堂县城、德阳县城、罗江县城、绵阳县城、乐至县城、简阳县城距离和中江四至及横过道路的里数（即：东、南、西、北、西南、西北以及东西）。相较于《全志·四川省》关于中江县交通及运输的记载，民国《中江县志》记载内容较为简略但涉及面更广泛。《全志·四川省》仅详细记述了“潼川府中江县”和“中江县赵家渡”两个方向的路线，概述了中江县到成都和重庆的大致路线和时间。但其记载之细致和准确性远超民国《中江县志》所载。《全志·四川省》详细记录潼川府到中江县和中江县到赵家渡道路地势地貌、道路状况、主要交通工具以及沿途河流桥梁状况，并运用科学的方法精准测量记载沿途各地里程和道路区间人流量。 （四）邮电通信内容全面。1993年版《中江县志》中记载：清末，县境有邮局二：即中江(县)邮务局与胖镇(仓山)邮务局。中江邮务局原名中江邮政代办所，于1904年3月22日开办，1910年7月16日改升为局，局址设城厢大东街马王庙内。胖镇邮务局原名胖镇邮政代办所，于1909年11 月15日开办，1910年7月22日改开为局，局址设胖镇下十字南侧街房内。两局同属四川邮界邮务总局。1919年,中江邮务局下辖黄鹿镇、兴隆场、半边山（中兴）、大磉墩(龙台）、回水铺(回龙)、刘场(永安)和三台县的大石缸(金石）、观音场(西平)、建林驿(建林)等9个代办所和信柜；胖镇邮务局下辖广福场和蓬溪县的玉峰场、石板滩(象山）、蓬莱镇，以及三台县的千字坟(郪江）、河嘴(安居)、落板桥(鲁班)和金堂县的广元寺(广兴)等8个所、柜，而县境石笋场信柜则归成都（支)局管辖。1923年，中、胖两局同属西川邮区邮务管理局。
　　1993年版《中江县志》详细记载了清末民初中江县邮政局的发展演变，相较于《全志·四川省》更详细，准确。部分邮局、代办所名称与前文《全志·四川省》刊载名称相重合。但值得一说的是《全志·四川卷》为清末民初中江县邮政局的史料补充了英文名记载这一空缺。
　　关于电信，《全志·四川省》所载内容未涉及中江县，而1993年版《中江县志》中记载到县内有线电报从民国7年（1918年）2月熊克武部进驻县城开始，此时为军用电报。民用电报的开始要追溯到民国29年（1940年）县各界人士申请开办民用电信业务。 （五）中江县金融记载详尽，商业繁盛。《全志·四川省》中“中江之货币”提到的中江县商务分会在民国《中江县志》中有专门介绍。两者互为补充。民国《中江县志》载：“宣统元年（1909年）奉文饬办商务分会，议分城区商务为十八帮，各推分董一人，……，仿设借货局取息以作经费……”这里提到了中江县商务分会有借贷业务，与《全志·四川省》中提到的商务分会借贷处相印证，《全志·四川省》中更为详细准确的记录了其借贷业务：“专为贫民行无担保贷款。其期限为3个月，每吊3月之利息为300 文，以月付之方式付之。此实为一种高利贷，货款额每月可达百余吊文。”民国《中江县志》在县商会按语中写道：“吾蜀商会仿自西人，仅袭皮毛，无裨实用。……近惟托辣斯及一切，投机贸易尚未能禁绝耳。西人以商务为立国之本，故商律甚严，吾蜀则形式而己。”由此见得清末民初中江县商会只是形式上存在，但并未完全实现商会应有之价值，社会大环境的动荡和割裂使之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和严明的律法规范。因此商会存在打着专为贫民行无担保贷款的旗号，本质上确实一种高利贷的违法行为，实为上层对底层人民的一种压迫。 1993年版《中江县志》中关于钱庄（铺）的介绍较为简略，仅仅简要梳理了几家有代表性的钱庄（铺）的开办和停业情况。其中提到中江县农村和主要场镇均有钱庄（铺）全县数十家。此处《全志·四川省》记载更加准确直观明了，称：中江县有40余家钱庄（铺），并以表格的方式列举了中江县34家主要钱庄（铺）的招牌、东家、所在地名。这34家钱铺中除位于南街的裕丰魁外，皆从事块银之买卖及短期小额贷款。同时详细记录中江县短期小额贷款利率和还款期限种类。 关于流通货币，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加之川政不统一，县内流通货币种类尤为混乱，1993年版《中江县志》记载民国前期货币沿袭清制，使用银两，同时民国以前也早有银元流通。在银元和银两流通时期，制钱和铜元也同时流通，且银、钱可以互兑。关于中江县之货币，《全志·四川省》中提到：“中江县通用银为九七平之票银，银元为四川银元……”这里所说的九七平是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川省商务局统一省平，以正九七平为全省通行的制平。四川银元应是指民国成立后，由四川军政府自创模型改铸汉字大洋，称“川版”。“一面中书四川纸币四字，中心作海棠花一小朵，上边加军政府造四字，下边加壹圆二字，另一面用十八小圈绕一大圈，圈内书篆文汉字，大圈内加外直线纹为底。上边加中华民国某年字样，其银字的金字旁系连书四画。此模型即为四川银元定型，一直未变”。 （六）关于度量衡，民国《中江县志》记载较为详细，1993年版《中江县志》记载简略更为宏观。总的来说《中江县志》中关于度量衡的记述更侧重于中江县度量衡的宏观变化，聚焦于县内横向对比，而《全志·四川省》中记载更为微观，记述更简单明了，更符合现代记述方式，并着重与日本度量衡作对比。民国《中江县志》记载：“中江境壤辽阔，分上、中、下三村，所行度量衡制由上而下逐渐加大，商贩以此谋利，各地自成习惯，卒莫能改。度法分营造尺、裁尺，由工匠仿造，土木石工之营造尺不一致，……裁尺则缝工与布贩不符，相差约以分寸计。量法分仓斗、市斗，仓斗最小，仅合市斗五升零，惟官仓量谷用之；市斗各地不同，其容量城区最狭，中村增广，至下村胖镇为极，则每斗较城区广三升余，而各地升不合斗，一斗仅九升余，以故升斗之价不侔焉。衡法分官平、官秤、行秤，官平定九五砝码，戥子仿之，惟金银珍品遵用；官秤通用天平，惟远货公卖物遵用，若土产日用物通用行秤，法以制钱重量为标准，钱以下分厘毫丝忽无异焉，钱以上两为单位。”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中江县的度量衡是混乱不统一的，不同的地方各自有习惯，商贩甚至以此牟利。而《全志·四川卷》中所呈现出的较为稳定、准确、单一的度量衡大概是中江县城的数据。这一部分内容弥补了《中江县志》关于度量衡的记载中缺乏准确直观数据支持的不足。

　　五、结语

《全志·四川省》因为其编纂目的是为日本在华利益服务，紧紧围绕经济调查服务于军事和政治野心，因此对日本关注的交通、物产、商贸、金融和产业等内容记述极为详尽，但对于中国传统志书重视的文征、人物、风俗等内容几乎毫无记载，忽视精神文化内容的传承。当然这与《全志·四川省》的本质、编纂目的和调查方式等有关。志为信史，方志，是指记述地方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志，如果说中国传统志书是“贯通古今”的一条线的话，那么《全志·四川省》则是这条线上的一个放大的点，是清末民初川渝地区社会实景的一个切面，以“他者”的视角，将调查重心放在农村，通过实地踏查同时运用科技手段详尽调查了川渝县城与县城间乡镇村的情况，见今不见古，不追求纵向历史叙事，但却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更清晰客观地还原清末民初川渝地区的历史面貌，为川渝地区的地理和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庞大资料信息。

2023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