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连祸结

翰墨春秋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整个华夏大地，全部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华北、山东狼烟滚滚，日寇铁蹄之下，生灵涂炭。鲁西北地区的军民，在专员范筑先的率领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下，率先在敌后建立起拥有20多个县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着正面战场的作战。

但是，战争是残酷的，当战火燃起来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什么家境，都会在这烈火中化为灰烬。就是在父亲坚决抗日行动的影响下，昔日辉煌的张家大院被日寇点燃的一场大火烧光。整个家族开始了背井离乡，四下逃难的生活，最后有了不同的结局。

1937年8月的某一天，一大清早，屋里还点着灯，此时在聊城工作的张家老五张维翰，风尘仆仆赶到馆陶南彦寺的张家大院。他顾不得喝一口水，匆忙叫醒全家，说出来的消息让刚起床的张维翰的母亲大吃一惊。张维翰匆匆在这么紧张的关头赶回家来传递消息，肯定是遇到很紧急的情况。“敌人离这里只有7、8里了”。

当时的张家大院里，只有张维翰的母亲、妻子媳妇宋文庚及三个女儿，老太太一听这消息也没了主意，这时张维翰的父亲张锦帷在开封，老太太赶紧和张维翰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到开封一个亲戚那去找张锦帷，家里只留下看家护院的仆人，细软都来不及收拾，备好马车在张维翰的护送下匆匆离家赶往冠县。那时，秀兰13岁，秀荣5岁，秀玲刚刚1岁。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出外躲一躲，过几个月就可以再回来，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返回，张维翰的父母客死他乡，张家辉煌的缔造者张维玺被日寇挟持，被害身亡，张家大院在日寇点燃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张家老太太逃跑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一伙土匪马上得知，在路上就准备劫人。冠县离南彦寺有几十里地，马车走得慢，已经能远远看到土匪马匹扬起的灰尘。张维翰率人在后面抵挡，家人坐的马车加速飞奔。进了冠县县城，立即紧闭了县城大门。

那时，冠县属于六区专署，县长和在专署任职的张维翰认识，他接待了张维翰一家。这时，土匪已追至县城门口，既不攻打、也不退走，双方僵持在那。

1937年8月份，正值日寇入侵鲁西北的关键时刻，此刻聊城范专员的电话来了，让张维翰马上回专署布置下一步行动，一接电话，他急的团团转，自己在，土匪或许忌惮不敢攻县城，但家属们还要赶往开封，自己一走，全家人的安全肯定得不到保证。张维翰急得四处打电话求援，总算从专署那里得知一个消息：宋哲元的29军在日寇的攻击下支持不住，已从前方退了下来，马上就要从此经过。

一得到这个消息，张维翰马上有了主意，他立即从县城另一个门骑马奔出，去迎往29军，在29军退兵中，他见到了宋哲元。宋哲元在西北军曾是张维玺的同僚，一听说张维玺的老太太被困，二话不说马上派人随张维翰赶往冠县县城。即使是战场退兵，应付一伙土匪还是绰绰有余，当即解了土匪之困。

赶走了土匪，宋哲元调来一辆吉普车，张维翰的一家五口人，随宋哲元29军退兵一起离开。他还是不放心，亲自护送着家人到莘县才离去返回聊城。

从汉口到贵州

张家老太太一行风尘仆仆先到的莘县，在那里见到了同样在聊城专署任职的冉光远，张维翰把母亲和自己的家人交给冉光远，嘱咐冉光远一定护送母亲及家人到开封，他和母亲告别后匆匆赶往聊城，没想到的是，这一分别，竟是他和母亲的最后相别。

莘县此时也是慌乱一片，有条件的纷纷离家出走，县城一片萧条，行人稀少、商户紧闭。冉光远在县衙招待所安排张维翰的家人及护兵们住了一夜，饭堂连做饭的都没有，胡乱自己弄了点饭匆匆住下。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匆匆上路，到了河南濮阳，从濮阳渡过了黄河直奔开封。

一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看着一路牵儿带女，哭天喊地的难民，大家都沉闷不语，三个孩子也都懂事的不哭不闹，大家都在沉闷着，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张家老太太还好，有辆宋哲元提供的吉普车，宋文庚跑前跑后，安慰、伺候着婆婆、照顾着三个女儿，秀兰已经13岁了，帮助着宋妈妈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一路上颠沛奔波奔向开封，

开封有一个张家的本家姐姐，丈夫叫王志远，曾是张维玺的部下，此时是川军122师364旅旅长，是开封人，现驻防四川。没想到找到这个本家姐姐家后，人家也是人走院空，老爷张锦帷也是跟着王家上了四川，家里也只留下一个仆人看院。一行人只得自己在此住下，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打听张维玺的情况，冉光远则返回了聊城。

张维玺这时还陪同老长官冯玉祥为抗战的事四处奔波，1937年11月底，河北省完全沦陷，是月，上海失陷，武汉形势吃紧，1938年初，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委任鹿钟麟、孙良诚、张维玺为军长编练三个新军，以加强抗日力量。蒋介石当时点头同意，并批令军政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武器装备和粮饷，但事后却指示何应钦借故拖延，什么也不拨给，故编练新军之事未成，蒋介石仅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游击总指挥，妄图使鹿与华北八路军制造磨擦。

1937年10月，冯玉祥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南京没有实际职务，曾连续给蒋介石写信，就补充兵源、补充军官、解决经费、发动民众 抗日等问题，向他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11月8日，在南京芦席营冯玉祥请老部下张维玺、孙良诚来谈，勉励他们要振奋精神“为推动整个抗日工作，而稍尽个人绵薄，并向二人赠《纲鉴易知录》和《曾文正公家书》。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决定迁都，先迁武汉，后迁四川，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到平汉路南段视察国防工事，张维玺随冯玉祥一行人经徐州、郾城、西平、信阳、孝感等地，视察了各地的国防工事后，于1937年11月底到达汉口，张维玺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跟随冯玉祥同住在武昌黄土坡。冯玉祥在武昌闲居，时常与一些文人和社会名流来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进行了震惊世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百年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时，武汉的战争空气也是空前紧张。

1937年12月25日为纪念李烈钧云南起义二十二周年，冯玉祥请文化界人士在家中聚餐，客人有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王炳南等，张维玺和孙良诚也参加了聚会。老太太在开封得到张维玺在汉口的消息，遂领着儿媳宋文庚及三个外孙女，赶往汉口去见张维玺。

张维玺见母亲到来，知道了家乡发生的事，不由叹了一口气，战争发生了，灾难谁也阻挡不了，战争来了，只有抵抗，父母现在暂时平安了，他关心的是五弟，那个还在抗日战场上拼杀的小弟弟。这个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将军，此刻知道聊城已是敌后，第三战区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已全部撤到黄河南，唯独五弟所在的山东第六区聊城，范筑先专员向全国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皓电，五弟在家乡打游击坚持抗战，他是深表赞成的，三个多月前，他们一起说服了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坚持敌后，此刻的聊城，全民抗战的形势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回看主战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这里即将变为双方争夺的战场，国军能抵抗多久？战火何时能烧到武汉？下一步又是如何？张维玺这个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将军此时也感到无能为力。

全家住在了汉口杨子江饭店，旁边住着西北军将领石敬亭、孙良诚家属、鹿钟麟家属和张维玺及母亲、弟媳和三个侄女。当天晚上，住在武昌的西北军老长官冯玉祥听说张维玺老太太来了，晚上在饭店请客为老太太压惊，弟媳宋文庚作陪，三个侄女由于太小没去，由秀兰在宾馆照顾着。

餐桌上大家谈起了现在的形势：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进行了震惊世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百年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时，武汉的战争空气也是空前紧张，下一个战场，即将是武汉，日本飞机已经开始了对武汉的狂轰滥炸，现在，全国尽管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但中国军队的精华，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几个德械师几乎丧失殆尽，形势很不乐观。

张家老太太她们在武汉住了下来，每天提心吊胆的躲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张维玺还是每天忙于公事，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经常带着女儿来看望老太太。秀兰到了要念书的岁数，战争时期哪有学上，只能在家，一面帮着宋妈妈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一面抽空在二伯张维玺得空时，由二伯教着读书写字。

1938年5月中旬，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冯玉祥带张维玺等人及护卫人员，乘专列到各地视察。一日，冯玉祥一行人来到河南郏县，这里有一位原西北军十三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他见到冯玉祥和张维玺后十分高兴，热情招待，冯对他说：“一个是对地方上的父老要谦恭，要帮忙；一个是预备地方打游击，抗日保家乡；再就是要抚缉流亡，对伤兵、伤官要送茶送水送饭，对逃难来的要招待安顿。”，赵连连点头说：“我一定这么办。”，冯还拿了名片问候他的老人。据了解，赵凤林在地方上办了许多公益的事情，本地的老百姓都说他为人不错，乐于助人，当赵凤林得知张维玺的母亲及弟媳带着孩子住在武昌，建议张把她们接到郏县居住，以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和免遭奔波之苦，张维玺很以为然，答应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

月底，冯玉祥回到武汉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当面汇报。7月中旬，由于日军大轰炸，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搬至六合村居住。是月，日军攻陷九江，武汉形势危急。中日双方集结100多万重兵，准备开始武汉大会战。

1938年10月上旬，蒋介石派冯玉祥到湖南、贵州、四川各省去检阅补充兵部队。冯玉祥趁检阅部队之机会，向运输部门要了一辆专列，张维玺带着母亲、侄媳及侄女与其他跟随冯玉祥的随从人员及家属，一同都被带到了长沙。这时，张维玺还是陆军中将，国民政府按标准还配有勤务员、副官和厨师。（10月25日武汉陷落）。

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待了他们，武汉陷落后，日寇铁蹄一路南下，长沙会战即将开始，张治中透露了蒋介石已经下了到时火烧长沙的命令，并建议张维玺他们在长沙会战开始前赶快离开长沙，这里马上就要变为主战场。一行人在长沙没住几天，只能继续往南，从衡阳西行到了桂林。（1938年12月13日长沙大火）。从长沙离开时，张维玺的随从人员就都离开了，只留下副官苗秀生。

一行人在桂林的乡下住了一阵，又搬到阳朔，为了躲日本飞机，经常住在山洞里。张维玺还是在忙碌着，偶尔回家看望母亲，教秀兰、秀荣读书识字。自中原大战退隐后，张维玺就再也没有任过实职，眼看着抗战烽火燃遍全国，一个带兵的将军不能为国尽力，其焦急的程度可想而知，而蒋介石排除异己，对不是嫡系的西北军将领心存疑忌，虽然再三请战，可始终得不到任命，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1939年1月，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督练区督练长官，张维玺也被军委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督练官，虽然是在后方训练新兵，但毕竟是有了正式为抗战尽力的机会，张维玺欣然受命，他母亲也带着宋文庚和三个女儿随他一同迁往贵阳。

　　七七事件爆发，山东在韩复渠的不抵抗中很快沦陷，鲁西北地区在专员范筑先的率领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全地区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馆陶县南彦寺的张家也愤然投入到熊熊的烈火中区。已经退出军界的张维玺，跟随老长官冯玉祥四处奔走，联络旧属、编练新军，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他是深表赞同并亲自做工作。他的五弟张维翰和他关系最好，他也是深深的喜欢这个五弟，并且知道并赞同五弟走共产党的路。

抗战还未全面爆发时，为完成彭雪枫交代的任务，张维翰曾派王化云专门上了一趟南京，那时张维玺还在南京陆大特三期（国民党高级将领培训班）学习，张维翰专门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日本灭亡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抗日战争不可避免。我和几位朋友想了解军事知识，望能搞点内部材料，以便学习。”张维玺看信后，对五弟及家乡子弟主动考虑投身抗日之事深表赞同，几天之后备好材料交给王化云带回聊城，张维翰将材料托关系送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彭雪枫。这些材料，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当时急需的关于国民党对于抗日战争的政策，军事调动、关于日本方面的动态、军事态势等等文件及情报。

张家老五张维翰，此时已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十支队的司令了，在敌后拼杀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张家老三张维衡、老四张维藩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1937年下半年匪患开始向馆陶八区蔓延，不时有匪帮向八区进攻滋扰，收缴民间枪支。为了保护本乡本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八区区长郝国藩（馆陶县南拐渠村人）带领八区的民团北援庄固、长洞、翟庄两次，和正在收枪扰民的吴作修、武金亭两股约有四、五百人的土匪激战，将其击退。南援卢里、鸭窝两次，并和广平县张洞民团取得联系，进行联防联保，一时间稳定了局势。 由于民团有效地保证了馆陶八区乡民的安全，孟良寨、孙店、卢里、范庄、交庄等偏僻穷乡纷纷要求将全区民团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各村的大地主在土匪的压迫下，看到埋枪不行，单个看家护院也不行，都无法抗拒土匪的侵害,也以支援民团抵御土匪的名义，由西庄固的大地主张仲宝出面邀请各乡士绅，各乡乡长在房儿寨镇公所（镇长王传）开会商议,与会的士绅乡长们一致同意组成馆陶县第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由郝国藩担任团长，由王传、李尚达任副团长。组成一个团部，负责指挥作战。下设四个大队，将原来散落在各乡各村的人枪都集中起来，一共有400多支枪，500多人。在张维衡和张维藩这兄弟俩的倡议下，乡绅们还成立了馆陶县第八区人民自卫社，推选了张维藩为社长，刘国政、张仲宝为副社长。（1937年底，张维翰得知人民自卫社有通敌行为，与大名的敌人勾结，十分气愤，强行下令解散人民自卫社，并通缉张仲宝、刘国政，张、刘二人外逃）。

1938年5月，为了收编惯匪王金甲并拔掉日寇和汉奸部队皇协军在馆陶这颗钉子，张维翰亲率十支队机枪营和1、2团兵临馆陶城，破城后抓获大汉奸张向斗，在公布其罪证后将其枪毙。

张家众兄弟积极抗日的举动，自然成为汉奸日寇的眼中钉，他们公开喊出“活捉张维翰悬赏十万大洋”。但是在当时鲁西北轰轰烈烈的抗日形势下他们始终没机会得手。

汉奸的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殉国聊城，鲁西北形势突变，由于抗日部队的分化瓦解，给了汉奸日寇以可乘之机。

聊城失陷，张维翰领导的十支队受损，在国民党及顽军阴谋歼灭十支队之际，陈赓率八路军344旅进驻鲁西北并在十支队的配合下击溃了王来贤，八路军的到来，确实震慑住了像反攻倒算的汉奸们，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春秋战国般的变化让汉奸们也未敢轻举乱动。

1939年1月14日，原鲁西北共产党领导的第十支队整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接着，筑先纵队又在鲁西北地区完成一系列收编、改编原鲁西北抗日武装的动作，正在此时，汉奸们趁共产党的部队新整编，马上勾结日寇，在1939年2月对鲁西北地区进行了大扫荡，新成立的筑先纵队正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在反扫荡过程中受到损失，鲁西北的抗日形势转入低潮。

1939年2月17日馆陶县城北馆陶第二次失陷。日寇占领县城后，形势急剧恶化。日伪军开始在县城内建立伪政权，发展伪军，建立据点，实行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县城周围的一些区成为敌占区，一些地主汉奸及土匪武装乘机大肆活动。张家自然就成为敌人报复的首要目标。

大汉奸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勾结日寇定于1939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直扑馆陶县南彦寺村，围抄张家大院，并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并“悬赏十万块大洋活捉张维翰”。

筑先纵队在敌人内部的内线事发前三个小时得到敌人罪恶行动的消息，张维翰急速派人赶去南彦寺村送信，告诉家人要立即逃离，张家闻讯后，匆忙出走，连夜逃出南馆陶，于21日凌晨到了冠县。此时，日伪军正气势汹汹地冲入张家大院，发现扑了个空，疯狂叫嚣要把张家抢光、烧光，随即四处放火，顷刻间，整个张家大院化成一片火海，大火焚烧了两天两夜，将张家大院内外所有的楼宅及财物烧成了一片废墟。

张家三十多口人逃到冠县，因馆陶县日伪军不断四处“扫荡”，汉奸特务们又在追捕张维翰，家人的生活无着且处境十分危险，为了脱离险境，1939年2月底，张维玺的大哥张维清、三弟张维衡、四弟张维藩一同带着家眷跑到天津避难。张家人虽然侥幸逃出虎口，免遭日寇毒手，但从此背井离乡，故土难归，曾经闻名南馆陶的张家大院也就从此消失。

根据回忆复原的张家大院模型图

　　此刻，张维玺携母亲及弟媳宋文庚和三个侄女到贵阳后，当时的民国政府贵州省秘书长劝，为了安全（躲日机轰炸）还是住到农村好，全家就在贵阳附近的农村找了一个院落住了下来，1939年2月，张维玺又把父亲张锦帷从成都接了过来，两个老人总算是团聚了。

还和往常一样，张维玺每天忙于公事，好歹他的职责是在贵州，不用在全国各地的四处奔波，由于蒋介石对异己的限制，训练新兵也是受制颇多，所以现在倒是清闲一些。

宋文庚上上下下照顾着家里，伺候公婆、照顾女儿，非常的贤淑；秀兰这时已15岁了，在二伯的教授下已认得不少字，每天二伯布置作业，写字帖、背诵古文，倒也长进不少。晚年的秀兰曾回忆到：“我的知识都是二伯教的”。战争年代，谁又能好好上得了学？

据秀兰讲，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交给张维玺一个任务，编写《西北军誌》，自从接了这个任务，张维玺下班后也开始忙上了，每天晚上伏案疾书，他一面写，再由秀兰誊抄，秀兰的毛笔字也是这时练成的。

平静的日子总是暂时的，一个消息，不但打破了这难得的宁静，还使全家陷入深深地悲愤和恐慌之中。

1939年3、4月间，从天津传来的一个消息，消息首先是由张维玺得到的：山东老家南彦寺在1939年2月21日被日寇付之一炬。他在证实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还是松了口气，毕竟人是第一重要的。

张维玺小心翼翼的把这个消息慢慢的透露给父亲，他没料到的是，还没来得及说出人员没有伤亡时，老人双目怒睁，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该死的日本鬼子，王八蛋！！”就直挺挺的倒在椅子上。全家人慌作一团，将昏倒的老人扶到床上，宋文庚在听说因为自己的丈夫才引起的汉奸的报复，为了替丈夫“赎罪”，拉着三个女儿跪在公公床前，三个女儿齐声啼哭，二伯和婆婆怎么劝也不起来。

张锦帷终于恍恍惚惚的醒来，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小心翼翼的开了口：“那老三、老四————？”

张维玺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急忙说道：“老五提前给了信，他们和全家都脱了身，现在都在天津”。

张锦帷长长呼了一口气，连声说道：“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刚才我还以为全家遭难了。”他对跪在地上的五儿媳妇宋文庚说：“起来吧，这事不怪老五。”

转过头对张维玺说道：“老二，你现在带不了兵了，报仇的事就指着老五了，你回去捎个信给老五，一定给我狠狠地打鬼子，尤其是汉奸，咱张家的这个仇一定要报！国恨家仇啊！你也要记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管我这个老头子，报仇是第一位的。”

毕竟是几十年的心血，三天内老人始终沉闷着，很少说笑，再也不去逗弄孙女。宋文庚还是觉得自己的丈夫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也同样没有了笑脸，小心翼翼的说着话，伺候着公婆。张维玺一再给父亲宽心，可张锦帷还是决定回一趟天津安排一下，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派副官苗秀生护送父亲回天津。

走的那天是4月的某一天，天下着小雨，阴霾的天气给人们的心都带来一层阴影，好像预示着有什么灾难的发生。带着负罪心的宋文庚冒着雨跪在院子天井里的地上哭泣着劝阻公公，秀兰和秀荣两个孙女哭着抱着爷爷的腿不让走，奶奶则在房间里搂着2岁多的孙女秀玲哀哀的哭着。

张锦帷还是狠心的挣脱了家人，在张维玺和副官苗秀生的陪同下上了汽车。这一走两位老人真正是生离死别，一年后，老太太病逝灌县，张锦帷这一走，三年后，张家又发生另一场更大的灾难。

　　张锦帷走后不久从天津传来了消息，老家被烧什么东西都来不及带出，全家挤在天津使天津的生活压力倍增，由于住在天津的家口陡然增多，看守天津家里的维玺妻子王仲瑛卖掉了伦敦道的菜园，在天津五十二号路附近的文兴里租赁住房，解决人多房少等问题，同时精打细算，紧衣缩食、缩减开支，全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

此时张维玺在贵阳督练九十九军，但这一军的人分住在二百几十处，很难进行督练，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这样勉强的训练他们。其实这只是一个“闲职”，也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惯用手法，但张维玺还是尽心尽力的去做，空闲时编写着《西北军誌》，还辅导着两个稍大点的侄女学习。

在贵州住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家里始终关心着张家现在唯一在敌后前线的老五张维翰，各种敌后的消息不断传来，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寇的大扫荡、河北山东的大灾荒等等，每一条都是那么让人揪心。最让人揪心的是从天津传来的一个消息：张维翰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寇“击毙”。得到这个消息，宋文庚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好像天塌了下来，几天不吃不喝。后来张维玺又通过情报网获得前一条消息是假的，张家老五张维翰已是当地著名的抗日将领，那条消息是日寇为了打击和消弱根据地军民抗日的决心而捏造出来的虚假消息，全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贵州住了一年多，南方的天气北方人毕竟难以适应，尤其是连绵的阴雨天。1941年2月张维玺因患感冒又在训练场受了风寒，头痛发烧病倒在床，延医诊治数日才见好转。自此，就时常感到头晕乏力，经检查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劝应长期休养，而且母亲早就患有的胃病在这几年的奔波劳累中日益加重，张维玺遂辞去督练官职务，带着母亲、弟媳及侄女们迁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当时的重庆虽是大后方，但也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为了安全，全家住在离重庆60多里的乡下。提心吊胆的住了不长时间，张维玺曾经的同僚宋哲元来电，邀张维玺全家到成都，1938年邓哲熙给宋哲元在灌县东关外观凤楼附近，建有一处宅院，共有三院，小楼一座，茅屋数所，辟地十亩为花园，竹篱茅屋，环境幽雅。在此宅居住的除了宋哲元的夫人常淑琴及两个女儿外，尚住有赵新儒、邓哲熙、秦德纯等人。张维玺与家人居住在一所茅屋中，在这里进行身体的调养。这些没有了兵权的西北军将领时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议论战局，老长官冯玉祥也经常光顾，一是看望这些老部下，二是只有和这些老部下们才有说不完的话题。

人年岁大了毕竟经不起折腾，更何况是疾病缠身。尽管有着宋文庚的尽心照料，老太太的身体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经查，已经是胃癌晚期，多次去成都诊治效果不大，1941年10月张维玺的母亲病情加剧，经抢救无效在四川灌县病逝。也许是天意，老太太从山东老家出逃时第一个落脚县城是山东的冠县，去世时则是四川的灌县。

此时的张家老五张维翰已是八路军新八旅旅长了，在得知自己的母亲客死他乡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家破人亡。仰天长啸，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母亲去世后，张维玺非常挂念在天津的父亲，且觉得长久寓居四川宋哲元处多有不便，打算迁居成都再设法潜回天津，宋文庚也很想赶回老家和丈夫见面。正在筹划安排之际，1942年9月初，张维玺的副官苗秀升从天津赶来急切地说：天津张家出了大事，由于男佣李庆林的告密，老爷和张维玺的妻子王仲瑛被日本宪兵从天津抓走，扣押在济南日本宪兵队作为人质，要挟张维玺到济南听命，否则难保人质的安全。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李庆林说起。

李庆林，山东馆陶县鸭窝村人，早年参加西北军在石友三部当勤务兵，因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得到石友三的宠信。1931年8月，石友三部溃散后，带领李庆林和少数随从寄居济南韩复榘篱下。

石友三本想去天津与日本人联系，以图东山再起，韩复榘以“任何地方都没有济南保险“为由，阻其前往。石友三怀疑韩复榘有他意，于是派李庆林密请他的参议陈敬斋(陈与日人素有勾结，且与一个名叫小林的日人结为兄弟）赴济南商议。陈敬斋为石友三荐来一个日本特务，在他的安排下，石友三扮作日本人，由这个日本特务保护着潜赴烟台乘船到了天津。李庆林随石友三到1天津后，在英租界石友三设立的冀鲁银号做事，1934年，李庆林经石友三介绍到张维玺宅内当管家。

李庆林生性贪财好色，在他当大管家时，利用造假帐、假单据等欺骗手法贪污钱财，经常去“三不管”、“小白楼”等处妓院进行挥霍。王仲瑛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把他安排去伦敦道看管菜园。李庆林被断了财路后，忿詈不已，仗着他和石友三的关系，好吃懒做，恶习不改。

1936年，张维玺离开天津，李庆林更无所顾忌，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弄得菜园里乱七八糟，王仲瑛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1939年3月张家卖掉菜园后，李庆林被安排在宅中做杂役。1939年4月李庆林的堂兄李尚达（馆陶县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曾担任县民团的总团长，被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改编后，担任“筑纵”独立团副团长）由于暗中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张家老五张维翰调筑先纵队卫河一支队将其处决，因此李庆林心中对抗日武装充满仇恨，尤其是对张家。

1941年张维玺天津宅中发现被盗，丢失了一些古玩、字画等物品，以后又陆续发生了多次失窃之事，但均未查出结果。1942年6月间，王仲瑛突然发现摆放在小客厅里的珍贵古董“唐三彩仕女俑”不翼而飞，遂与家人商议到特别行政区警察局（1942年3月，日军将英租界“移交”给伪天津市公署，改名为“特别行政区”）报案，经警局侦查认为李庆林有重大嫌疑，将其带到警局进行讯问，李庆林拒不承认，羁押半月后，警局以查无实据为由将其释放。李庆林借口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向张家索要五百块大洋作补偿，被王仲瑛拒绝并将他辞退。

李庆林愤然离津回山东，跑到济南日本宪兵队告密，检举天津张家的家庭成员——张维玺（国民党陆军中将）、张培温（张维玺之子，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 张维翰（张维玺五弟，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司令）是重要抗日分子。1942年8月，日本宪兵队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抓捕到济南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后将二人押解山东（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大桥熊雄少将），囚禁在济南林祥街90号“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组”）作人质，胁迫张维玺回济南为汪伪政府做事

张锦帷被抓的消息传到了八路军129师新八旅司令部，汉奸们专门从敌占区给八路军新八旅旅长张维翰送来一封劝降的信，信是在济南写的，信中写道张维翰的父亲张锦帷被大日本皇军“请到”济南并被“厚待”，日本人非常“仰慕”张维翰将军的“人品”和“胆略”，希望能和张将军交个“朋友”，并希望张将军能到济南“供职”，大日本皇军一定“扫榻以待”等等，“否则的话————”。

张维翰看完来信，双目尽眦，拍案而起，大骂一声：“该死的鬼子，这种下三滥的事也只有你们这种没人性的畜生干得出来，今后战场上见！有本事你把人杀了分我一杯羹，看我张维翰皱不皱一下眉！”

张维翰当着众人的面撕毁来信，将满手的碎纸砸向来人的脸，下令轰走了来人。然后当着司令部里愤怒的众人的面，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了下去，满面泪痕的说到：“爹！孩儿不孝，现在只能尽忠了！孩儿牢记你的嘱托，一定要报张家的血海深仇，现在不能去救你，这里先给你磕头了。”说完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的张维翰擦了一下脸，“砰”地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慷慨的对众人说：“张家的仇也是民族的仇，我张维翰把话放在这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