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岐的美篇

王凤岐

《艰难的日子》

回忆录之三

下乡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1970年），那时候，由于村里连年歉收，工分的分值已经是每挣十分，只有九分八厘七毫四（不够一角钱），也就是大劳动力干一天，在城市能够买三根白水冰棍。像我这样的劳动力，干一年也就挣2800分，年终结账还欠生产队18元。可是大家都那样，（这就是吃大锅饭的好处），人们只能默默忍受着。

那时候知青的食堂已经解散了，我和陈玉来住在一家已经没有人住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是个里外间的2间土坯房，只有临当街有大门，后面没有门，里屋没有门（只有断间和门洞）。我们只能用秫节捆了一个简易排子，堵在后门。这样，夏天还可以凑合过去，最多也就是蚊虫叮咬，可是冬天就要受罪了。西北风一刮，后门的上面没有挡头，只能任凭狂风往屋里钻着刮，由于里屋没有门，只有一个布帘子，只要外面有风，里面的布帘子像万国旗一样来回飘荡。前一天晚上的洗脚水，第二天早晨再看，已经冻成实实在在的冰块了，还要用火烤了盆子底，才能把冰块弄掉。

那时候正赶上“一批三查”和“批林批孔”的运动，生产队要一天四出工，每天早上要干一段活，才可以吃早饭，然后是上午出工，下午出工，晚上还集中在大队进行学习和批判。

由于村里上一年（1969年）遭受水灾，下一个年度就要吃“返销粮”。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明明是生产队的粮食仓库堆满了粮食，人们却要到粮站去购买“返销粮”，而这种“返销粮”就是东北的玉米。由于这种玉米生长期短，晾晒的时间不够，人们吃了以后都有反映。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因为经常吃东北的“返销粮”的玉米，每吃一次胃口疼一次，一直到现在，只要见了玉米面就有抵触情绪。

由于粮食不够吃，我们从黄庄洼挑来的黄曲菜，揉碎了掺上高粱面做上“菜酿酿”充饥，这种野菜处理不好特别容易腹泻。就这样我们还要坚持出工。

有一天突然“断顿”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没办法，我和陈玉来只能在供销社求人家，买了几斤“隔窝”鸡蛋，大吃了一顿，解馋是解馋了，可是回味起来都是鸡屎味，转天仍然是挨饿。

麦收的时候陈玉来和大队会计陈凯负责全村的“看青”工作，说白了就是防止有人偷盗粮食，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得罪人的活。在地里遇到有人偷粮食，好说话的把粮食放下就走了，可是，遇见胡搅蛮缠的妇女，为了搪塞搜查，见到我们突然脱裤子，弄得我们也没法检查了。

一天，在巡逻到干渠上，突然看见闸门旁，有一条大鲤鱼（足有3斤多）在渠边上挣扎，陈玉来手拿着镰刀，把大鲤鱼按住了。心想这回王凤岐我们两个人可以解一顿馋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鲤鱼弄到住处。陈玉来把鱼放在水缸里，第二天我们就使盐面、酱油把大鲤鱼煮了，两个人开了一顿“洋荤”，真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没有吃的还可以用野菜充饥，那没有烧的怎么办？先头还可以到马号收点牲口嚼过的草根，好歹有点烧的，以后马号也没有可烧的了。我和陈玉来只能每个人背一个“大眼棱”筐，到8里地以外的宝坻黄庄洼去砍高粱茬子（高粱根）。每天晚上要摸黑跑2回。

为了躲避没吃的，没有烧的囧境，陈玉来和我一齐报名出河工（那时候出河工生产队管饭）， 在小辛排渠“挖冻方”，我们两个硬是干到腊月底，我们两个一个抬筐，那一筐土加上泥水得有两、三百斤，由于路滑泥水在上面，底下仍然是冻冰，有时一不留神两个人就要从高坡滚到河底。图的就是有饭吃，有烧的，不动手做饭，不挨饿。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扛过了一年。最高兴的是年终分红，那时候，分点白高粱苗子，分点高粱秫节，分点白高粱，感觉是收获的季节了。

这一年我分了18元钱（生产队扣回了上一年欠生产队的18元），回到天津的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小妹妹买了一双翻鹿皮鞋，然后一家人熬了一大锅白高粱米粥。全家人非常高兴，总算盼到下乡有收获了。

我在大月河南队下乡一共呆了2年零8个月，然后村书记于跃凤通知我，到公社去上班。自此我就离开了大月河村，53年始终没有回去。陈玉来也随我后，离开大月河，先到社直去上班，然后去石家庄铁路学校上学。至此我们两个人结束了下乡的生活。

下乡这段时间是非常艰苦的，也是特别锻炼人意志的。由于有下乡的锻炼基础，以后在干各种工作，遇到各种压力时，一想想下乡时遇到的许多困境和问题，好像可以产生很多解决方法，即使是有困难也不觉得有太大的压力了。现在回想起来，全国下乡青年有几千万，像我们遇到的困难，在别处可能是最小最小的，我们只是把下乡这点事做一次回忆，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本篇回忆录为陈玉来、王凤岐共同回忆，王凤岐整理并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