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漂泊与灵魂守望

随方就圆

田发刚忆事作品总汇——

《活火集》（增订本）

总 序

（文中插图均为职场留影，不按时间顺序，纯为装饰美篇，随意而已）

《活火集》是我职场40年的忆事纪实作品，在《活火集》的写作过程中，常常思来想去，我半生的“职场漂泊”，在有些人看来，我不算成功人士。进了官场，多数人是以官阶升迁来衡量的。我从来不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成败其实有不同标准，追求不同，标准自然就不同。我的追求始终同快乐与幸福连在一起。借用我的朋友李超的一句话：“（在为党和政府效力的事业中）想说的话没憋着，想做的事做成了，这是一种幸福。”我没有浪费党给我的每个平台。我说话讲底线，做事有原则，连吹牛也觉得要有底气。我对恩施那些唯我独秀的文化狂人们曾经提议搭台子搞吹牛比赛，以杀杀这些人的威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保持一点血气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哪怕党实际上希望我们这样做。能做到的人就有一种别样的快乐人生。

我于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回乡当了农民，1969年9月入党，当过大队民兵连长，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在恩施地委机关工作了6年，当时分管群团的地委耿副书记劝我不报考，说“三十岁的人了，正是为党为国卖力气的时候”，硬是把我从复习备考的斗室里叫出来跟着他去下乡。1978年，我铁了心要参考，最后是用一句话打开耿副书记那里的通道：“当年我上恩施一中就是为了考大学，现在有机会您不让我考，与我同等条件的人考取了，我就埋怨领导一辈子；我这次考不上，一辈子也没有再谈这件事的权利。”你想，当时一个中国行政最低级别的小干部，敢对我党13级的高级干部说这话，算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结果是我说了，我考了，被录取到华中师范学院。这位领导反过来称赞“小田有本事”。按照当时政策，我带着薪水去读书。这时，我的工资已由行政26级晋升为25级，每月36元。18元用于读书生活费，5元购买书籍，3元凑起来用于假期路费，10元供农村家庭开销，算是养家糊口。我在大学做了四年学生会主席，毕业时，我的党员同学大都分配到省直机关，我义无反顾地按照地委有关领导的意思回到恩施工作。我在大学毕业时，有位“60后”的小同学给我一句很有意思的赠言：“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做好掌舵的准备。”大学毕业两年后，我竟然由州委政策研究室一个科长直接去当了建始县县长，举荐我当此重任的是州委书记田期玉和副书记王宽中[1]。

那个时候我这样的年轻干部当上县长，自然成为风云人物。党让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当上县长，就要为老百姓做事，别无旁骛。我在任建始县县长期间，在州委、州政府和县委的领导下，作了许多敢为人先的事。可是每做成一事都要经过认真学习、缜密思考，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我只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1987年，我们要把穿行业州镇到化肥厂的道路从8米宽扩成18米宽，这就要砍去8米道上的行道老树，在18米道上栽上新树，可由于这段路权属公路部门，砍树就好像犯了天条，状子一日之间从州告到省，陈副州长亲自打电话给我，制止砍树。他们的思维是路可以不修，树绝对不能砍！我怎么都想不通。后来我找来在老城关镇当过书记的周大海讨教。他说，不准砍是因为他们管着的，你想法不让他们管，由政府管不就行了吗？于是县人民政府下文将这段路划归业州镇管，变成了街道，才取得砍树和扩宽道路的权利。

我在建始主政期间，县委、县人民政府创造了好多个全州第一。如：第一个打财政翻身仗在恩施州实现财政自给的县，第一个建立区级财政，第一个水电建管分家，第一个国家验收的电气化试点县，第一个基本脱盲县，第一个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第一个成立科技服务中心，让科技走向市场，第一个不由副县长兼教委主任，第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村支书中选乡干部，唯一一个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县，第一个由县人民政府给村干部发岗位责任津贴，第一个将街道干部给予“县内干部”待遇等等[2]。这些开始大都受到州和其他县市或观望或质疑，但是不久州和不少县市都这样做了。我开玩笑说，怎么没给建始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创新发明搞奖励？

我在县长职位上卸任之后没有当上更大的官，有很复杂但说得清楚的政治背景。一些不知底细的好心人帮我总结，总是离不开“狂傲”二字。其实，我并不狂傲。这是对我的误读。我被很多人误读了30年。我从来不辩解，依然我行我素地做事，昂着头迈着八字步走路。我给自己创立了“世人评说总纷纭，自己要有八两秤”的座佑铭。退休后，我萌萌哒地写《活火集·建始纪事》，在潜意识里也有还原自我，昭示天下的意思。前年10月，我与88岁高龄的老领导王宽中通电话时，他告诉我，看了我的《活火集·建始纪事》（不知是谁送给他的），加上建始的一些老人们每年都与他有通话交流，“说小田好话的多，很高兴，证明那时破格选你当县长没有错。”

我在建始工作期间的行事风格是柔中有刚，内心是有些霸道的，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我喜欢直去直来，不喜欢绵里藏针，那有搞阴谋诡计的嫌疑。我与建始的干部群众有很深的感情，虽然离开建始已经30多年，时时还是建始百姓的话题人物。

我1990年7月底从建始离任时，很有一点悲壮色彩[3]，这里就不赘述。调回州委机关后，组织与行政关系转到州委统战部。州委组织部长杨俊发送我去见统战部部长张克勤，我们俩在行走的路上讲了至今也只能说是几句私房话。我问：“杨部长你不给我谈话吗？”他说：“谈个什么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以后再说。你先不在统战部上班，先去干农村工作队，当副总队长。”我就这样去干了8个月的州委农村工作队副总队长，还干得有滋有味。8个月后州委朱纯宣书记亲自给我谈话，让我就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我表示不去。朱纯宣说：“当县长后安排州委部委的副部长职务是合适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是合适的。那是不当县长后及时安排为副部长，我会感到荣耀。你们让我在统战部当了8个月的'县级一般干部’，再去当副部长，统战部的干部会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不方便工作。”朱纯宣带气地反问我安排到哪里合适？我也有点霉不倒威的气魄，说除统战部外，哪里都合适。于是复议我去州财委当了一年半的副主任。

1992年6月州委决定将我调任州科委主任。用朱纯宣的话说是当了两届县长的人还是要弄个州直正职当着才合适。其实，是我在建始的功过是非已渐渐清晰，他也看中了我的战斗员品格。科委当时是州委认定的三大烂摊子之一。朱纯宣在常委会上说：“让田发刚到科委去，可能只要半年就会见成效。”他还算是知我的领导。我上任一年就有很好的治理成果，尤其是突破传统的“项目科委”的格局，做了为州政府制定“五年科技计划”和建立州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区”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将州科委与农林水医战线、与各县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目标是摆脱项目科委的格局，建个大科委。在科委工作期间，朱纯宣书记曾给我非正式谈话，让我到利川去当市委书记，我当即表示不去。我说，我已在县里主政两届，证明不错，没有必要再去县市（折腾）。

我虽然在州科委认真工作，但我不热爱这个单位。我不时向朱纯宣书记提出换岗。1993年下半年，州文化局的新局长人选未获州人大通过，州委有意要我出任州文化局长，挂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组织部部长杜端三代表州委征求我的意见时，说朱纯宣书记允许我考虑三天，我说：“一天都不需要考虑，我又不是治乱战斗队的队长，治了科委又去治文化局？请组织上另选高明。”当然，我不去文化局是有背景的。其一，1987年，省文化厅周济洋副厅长在建始驻扶贫点时，带着省厅的任务，留意考察州局局长人选，我比较中他们的意，省厅向州委推荐过，因县政府刚刚换届，州委没同意；其二，这次任命出了故障才想着叫我去，我也不想去趟这潭浑水。当然，不是我说不去就可以不去的，是州委领导觉得我说得在理，就不强为。当时杜端三问我：“你不是不愿意在科委工作吗？”我说“是的。但我也不愿意到文化局。”于是，州委就选择了王正东出任州文化局长。我继续任州科委主任。

1994年10月，恩施日报社社长一职出缺，州委经过选择就决定我出任社长[4】。每当有人说朱纯宣书记对我不公平时，我就回答说：“他让我当报社社长，就是对我的政治信任和能力肯定，我觉得比当个副州长别有一种荣耀。”朱纯宣书记离任时，我给他送了一套二十四史，算是一件很用心的礼物。

报社社长是我心仪的一个职位，我准备在这里干到退休。1996年上半年，州委宣传部部长蔡万顺带着组织部、宣传部组成的届中考察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认为改革有成效，工作很出色[5]。后因离婚成为事件，几个人上告到北京，下传播到乡政府，弄得昏天黑地惶惶然。不过，州委常委态度很明确，认为田发刚如果有问题应该由组织调查处理，不应该采用散发传单的办法，于是州委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调离了两位干部，并没有变动我工作的打算。半年之后，还有几位老干部不依不饶，不时到州委书记刘贤木那里反映我的事，主要是“离婚是道德品质问题，不能当报社社长”。州委书记刘贤木在常委会上说：“看来田发刚在报社很难搞了，老干部总在告状。”1996年11月，州委决定调我到州体改委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也是想对我进行的一种政治保护。我给刘贤木写信表示到州政府大院工作有诸多不便，请求常委复议。后来就同意我的申请，到州委政策研究室作了专职政策研究员。这也是刘贤木第一次同意改变对一个干部的任命决定。

我这次争取州委改变决定让我在极端逆境下有了最后到州民委做文化工作的回旋选择机会，成就了我职场生涯中下半场的“事业”。我在建始和报社工作时，曾经被列为州级干部第三梯队名单，因政治遭遇不幸两度被取消。这件事我从未在意，一直抱着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的态度。我到州民委工作，改变了我的职业走向，也让自治州的文化事业凭添了一位战将。我每想到这些苦痛无奈的经历和还算光鲜的后半场人生，就要想到州委书记刘贤木。是他对我的意见悉心倾听和善意的政治包容才得以有我致力于文化事业机会的前提。我写过两篇纪念文章，即《书记形象：刘贤木的新闻情结》和《关心别致：我与刘贤木的个性交流》[6]，与已调省任职的陈亚平相约带着文章去拜会已在省工商局供职的刘贤木，表明我的谢意，殊不知还未成行，刘贤木就不幸英年早逝。两篇文章被收入刘贤木亲友为他办的网络纪念馆中，但愿他在天国也能知我感恩之情怀。

我从恩施日报社离任之时，还有一个情节需要交代一下。州委决定我去州体改委任职，我不能去。州委宣传部部长蔡万顺给了我一个黄金建议：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就去州委政策研究室。我就在向州委书记刘贤木写信时提出去做专职政策研究员的请求，得以如愿。当时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钟声银在使用我的事上却不按常规出牌，依然分工我管机关，管州委机关刊物《恩施通讯》的主编与发行。他这种分工，我就俨然像政策研究室的实职领导。他是在我政治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接纳我的，况且在70年代我们同在共青团系统，他在恩施县担任县团委书记，我在地团委作专职团干，相互了解，关系不错。这时我纵然有千般愁苦，万种情绪，也不能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与待人接物中有任何表露。我尽力做好钟声银分配给我的工作。1997年，在我的建议和运作下，改革了《恩施通讯》协办栏目的管理，走社会支持办刊的路子，每个干部都出谋出力，跑路动嘴，争取社会支持。外面的人以为我在政策研究室会天天发牢骚说怪话，问钟声银得到的是大大出乎他们预料的回答——从未听到我的怪话和牢骚。说实在的，当时我成了干部队伍这个群体中关注度最高的人，许多人认为把我放到政策研究室是一种变相处分。我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搞得再好也难以挥去这种政治世俗阴影。我必须寻找机会作恢复名誉的抗争。

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我用一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文化著作《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换届时，我向州委书面提出了重新调整恰当工作，以消除社会对我误解的要求，刘贤木认为我有文化功底，应当“发挥专长，干点事业”（刘贤木批语）。1998年6月，州委决定我任州民委副主任，分管民族文化。我在州民委工作将近十年，成为我供职时间最长的单位。

我热爱我的民族，但我不怎么热爱民委这个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从上到下既无传统的行政职能，又无系统性工作谋略，工作时常是见子打子，缺少魂灵。我戏称是“有权不大，有钱不多，有事不忙”的单位，又经常种别人的田。而我正是在这样的系统里发挥了自己当过县政府主官的优势，营造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空间。这段时间的主要成果都在《州民委纪事》中有清晰讲述。

当然，在州民委也有好些可以讲述的非文化工作的故事，我却没有那种如建始、如报社亲情式的心境，没有讲在州民委供职时民族文化工作之外故事的兴致。但在州民委有几件有趣的事可以在这里记述一下。

一件事是到州民委之前，州委领导批准了我与谭笑的婚事。到州民委不久，我与谭笑举行结婚大典，邀请了我供职过的报社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和社会上要好的朋友。所谓“要好”，有三个条件：一是过去我们是朋友关系，二是对我的离婚再婚表示理解，三是有愿意参加我的再婚大典的知会。州妇联主席马春菊为我们主持大典，发表激情讲话，成为最“出格”的亮点。谭笑的上小学的儿子上台给我们献花，拍着我的手说：“我妈妈就交给你了！”他的这一没人导演的精彩发挥令全场动容。我与谭笑的结合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大事，无论是自此以后的家庭生活还是事业发展。

第二件事是原州民委主任升任州人大副主任后，我主持了州民委半年的工作。我在主持工作后的第一次职工会上申明：“我是一个不会接替主任职务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既不会刻意革故鼎新，搞新花样，也不会散漫淡然，所以大家也不要不以为然。客观地说，州民委班子创造了恩施州民委系统的一个时代，我们大家都要珍惜，平静地等待新主任的到来。”在主持工作期间，每周一上午开全委职工碰头会，由各科长介绍本周事务计划，需要研究明确的事当场拍定，一周工作就这样公开透明，井然有序。此间，我与当时州教育局主持工作的某副局长共同推进民族学校“五个一工程”建设，第一次共同在建始县召开现场研讨会，后又共同命名了13所“五个一工程示范学校”，本为促进民族学校“五个一工程”建设向新阶段发展，只因人事变动，这项很有成效的工作就等于偃旗息鼓。州教委在这两次会议中，提出这项建设是民族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民委在帮教委作工作，表示要全力支持，这标志着教育行政部门对以州民委为主开展的这项工作的正式认同。

第三件是我在主持工作期间还发生的一件很搞笑的事。州直一位县级负责干部也算我的朋友专门到我办公室，请我推荐他出任州民委主任。我没加考虑的回敬了他：“在州委没要我推荐人选时，我没有这个权利；即使推荐，我也应该推荐自己啊？”搞得这个伙计十分尴尬。我这个人头脑反应较快，他一开口我就觉得他认为我不会是民委主任人选，于是我才有此“毒舌”。后来，在一次由王坤元做东接待到省工作的州领导（杨家志、张洪伦等人）时，当着州委副书记陈天会和客人的面把这件事“抖”了出来，想开个玩笑出我的“洋相”，我只好将原场景和对话如实道来。还是陈天会高水平解读说：“第一句话符合组织原则，第二句话也没错，符合田发刚的性格，不说这句话就不是田发刚了！”

第四件事是2003年初州人民政府换届，我有一种预感，觉得我有可能调出州民委。当时新任的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在看望我时询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就说要求哪里都不去，尤其不去人大政协当专门委员会主任。我不是瞧不起这类职务，而是不愿失去当时做事的平台。换届后研究州直单位班子调整时，竟然真有我去政协任某专委会主任的方案。因为我有预想防范在前，主要领导在州委常委会上为州民委的民族文化工作说了话，我才得以在州民委继续工作。回头去看，假设2003年初我的工作变动到政协，我就从此失去了做文化工作的平台。

我在州民委工作期间，民族文化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我自己称是“弃政从文”，并戏嘲自己是“一颗政治明星过早陨落，一颗文化明星冉冉升起”。2007年3月，我在州民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退休前夕，在州委、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与王大超、陈力等人创建了州文化促进会，从此步入文化志愿者的一种新生活，走进一种新领域。其成就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许。我的文化艺术学术成果《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获得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成为这个领域成果的最高奖项；我的文化保护与抢救工作成就获得国家文化部旗下中华文化促进会评选的2011年度中华文化人物，成为这个年度11个获此殊荣的世界华人之一。

《活火集》之《建始纪事》、《恩施日报社纪事》《文化策论与实践》、《文化纪事》成书之后，又利用闲暇时间完成了《团地妻纪事》、《州委政研室纪事》、《州科委纪事》，《活火集》前四部也已经过十年的洗礼。重新回过头去翻看这四部书，觉得有适当修改的必要。于是在做文字校正和个别字句修订之后，将《建始纪事》与《恩施日报社纪事》、《团地妻纪事》、《州委政研室纪事》、《州科委纪事》等合并为《活火集（上卷）政务篇》，将《文化策论与实践》与《州民委纪事》合并为《活火集（下卷）文化篇》，并对这两部书的篇章结构进行了调整。各编内容和写作过程已在本书的“引言”表达，不再赘述。

我在职场波波折折，算是一路漂泊，但无论做什么事，我都能认认真真，脚踏实地，为党供职，始终守望着一种精神。于是，这篇结语叫做“职场漂泊与灵魂守望”。我所说的漂泊，不是落魄的飘荡，而是一种在浪涛中的搏击，于是就有一点心潮澎湃。该修订本不再批量印行。只制作样书数套，两套赠送州档案舘、州图书舘收藏，其余数套赠予热爱此书的几位职场年轻朋友。此书作为家族经典读本由我的子女收藏传承。

谨以此文，作为《活火集》的序文。算是我的职场人生总结。

田发刚

2013年4月22日第1稿

2024年4月23日修改

注[1]：参见《活火集·建始纪事》之《出任县长：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注[2]：参见《活火集·建始纪事》之《附录一：建始县人民政府创新工作大事记要》。

注[3]：参见《活火集·建始纪事/离任：冷静与从容》。

注[4]：参见《活火集·恩施日报社纪事》之《社长之位：三个里面选一个》。

注[5]：参见《活火集·恩施日报社纪事》之《届中考察：成绩突出却陡生风波》。

注[6]：载《活火集·恩施日报社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