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北票煤矿第一任 总经理 (北票煤矿故事之九)

云雀（唐清云）

　　写在前面：北票矿区的民众到现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1921年起担任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是民国初期知识界的领军人物，是我国地质界的“开山鼻祖”。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中，他的贡献不可忽视。他毕生致力于地质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为我国地质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蔡元培称丁文江为“ 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是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人才 ”；胡适评价他为“ 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并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其唯一一本为他人所作的传记——《丁文江的传记》。

　　同样，丁文江对北票煤矿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是1922年上任的“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位总经理，他创建、领导了整个北票煤矿和矿区的、发展、与运营。他与刘厚生一起勘测了北票煤田储量，开凿了北票煤矿的第一对竖井，直至投入生产。为北票煤矿的立足和发展、以及北票矿区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坚持和带领下，100年前的北票矿区逐渐向重要的矿业城市发展，也为北票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丁文江先生对于中国煤矿事业的贡献中，北票煤矿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北票煤矿位于辽宁省西部北票市，是中国最早开发的一座大型煤矿之一。

丁文江在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和煤矿专家，积极参与了北票煤矿的勘探和开发工作。他深入北票煤矿现场，进行了详尽的地质调查和煤矿资源评估，为煤矿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丁文江在北票煤矿开发过程中，不仅关注煤炭资源的储量和质量，还重视煤矿的安全和环境保护。他提倡科学的矿井设计和采矿方法，致力于改善劳动条件和职工安全，推动矿山安全生产管理的不断完善。

此外，丁文江还在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组织了煤矿工程师的培训课程，提升了煤矿管理和技术水平，为中国煤矿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丁文江对北票煤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还体现在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上。北票煤矿的建设和运营，带动了当地煤炭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提供。

可以说丁文江先生在北票煤矿的勘探、开发和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工作为中国煤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遗憾的是，北票矿区的民众至今对丁文江的了解仍然有限。

或许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丁文江这位伟大的地质家和矿业开拓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誉和尊重。因此，向更多人介绍丁文江的事迹和贡献，是我们的责任。

丁文江深耕学术研究，勇于创新，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学识渊博、见解独特，使他成为民国时代的风向标和思想的引领者。

通过这篇文章，让北票的民众了解丁文江，了解他在地质学、矿业事业以及知识界的卓越贡献。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人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精神，也能看到科学家和文化人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努力和奉献。

让我们一起传承丁文江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经过数年的网络搜索和阅读新出版的有关丁文江先生的书籍，我逐渐对先生的生平有了了解。

1921年，丁文江受聘担任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接替原总经理刘厚生，后者则成为了“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丁文江在北票煤矿公司工作了五年，直到1926年。在此期间，北票铁路通车，冠山一号井和二号井开始投产，新建的北票冠山一工村为大量从京津唐聘请来的煤矿工匠提供了居住之所。矿区内修建的舍宅安置了北票煤矿的煤炭生产专家和管理人员，三公馆和附近的图书馆、电影院也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多彩和丰富。

　　胡适在他1956年发表的日记：《离开大陆这些年》中这样谈到丁文江：

　　“我何时第一次与文江会面，在什么地方谈过点什么话，我因年老之故，完全记忆不清了。我在初次与文江识面谈话时，似乎并未感觉到他有惊人出众的知识与才能，但日子愈久愈使我钦佩。我与他十次八次晤谈之后，我方始觉得他常识之丰富。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能彻底了解，谈起来头头是道。他什么都很留心，什么事都要研究。他的记忆力极强，他的判断力极速。他有组织的能力，他有管理的天才。他能以科学的知识处理日常的事务，他能以科学的眼光观察时局的推移。他对于部下以严厉的态度，责成其效力，以宽厚的待遇关心其生活。他兴趣极为广泛。他留心教育，尤注意青年之发展。他亦留心时局，尤希望政治之清明。我最初视为泛泛的朋友，渐渐知道他是不可多得的益友，后来我心中竟认为他是我的导师了。”

　 “这并不是我个人阿私所好。与我年龄相等的梁启超，他交游极广，信徒极多，有坚强的自信力，但亦有坦白的从善心。自与文江熟识，屡次谈论之后，有时会无条件跟着文江走同一路线。”

　　“丁文江主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之后，调查所的成绩举世公认，不在我叙述范围之内。但文江的兴趣并不专注于地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我国社会名人曾组织一个视察团，以梁启超为领袖，团中有张嘉森、蒋方震、徐新六、丁文江等人，而文江实为团员之中心。”

　 “一九二一年文江鉴于北洋军阀互相并吞，内战迄无结束，而自身因受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之限制，不能做政治上之活动，适因受交通部嘱托调查热河省北票煤矿左右一带的地质。其时北票煤矿系京奉路局所经营，已投资五十万元，而成效未着，筹款甚艰，有招商承办的意思。文江调查结果，认为有经营价值，怂恿我出面，与路局订立官商合办合同，官四、商六，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文江为总经理。文江推荐翁文灏为调查所所长，而自己仍留调查所，顾问名义，不支薪水。”

　 “北票煤矿公司完全系商业机关。当初创办时，我曾告文江，开矿计划必须五年方能完成。在五年之内，希望他勿离公司。而他就允诺，但至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春天，文江即向我表示要脱离公司。我问他的原因。他说，第一，北票公司现已能独立，每月产煤所得之盈余，足敷开支而有余。第二，北票公司虽是营业性质，但为公司之事不免还要常与官厅接触，尤其因为北票地方及运销产煤之铁路完全在奉天统治者势力之内，每隔二三个月必须到沈阳与官厅接洽。关外的官厅架子好大，我当初为什么要脱离地质调查所，大部原因就是怕伺候官僚。谁知关外官僚的脸孔更比北京官僚的脸孔格外看不得，我不愿再见胡子的脸孔，尤其不愿在胡子势力之下讨生活。当初我不应该怂恿你办北票煤矿。现在北票的情形已能自主，矿山的组织亦颇完密，我现在脱离公司，可以告无罪于股东。第三，因为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但我仍在北票做经理，就没法到各处去活动了。我老实告诉你，依照现在国内混战的局面，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我所眼看的北方军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愿意到南方各处去走走……。”

胡适在文中还说道“……简单地说，我与丁文江已深切明了张作霖的身份了。所以文江要脱离北票公司而做政治活动，我由衷心表示热烈的拥护。但这是两心默契而不能向任何人宣布的。”

因此，1926年丁文江辞去了他在“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的总经理职务。

丁文江 （字在君） 出生于清朝德宗光绪十三年 （1887年）江苏泰兴黄桥镇

丁文江在五岁时就已经掌握了识字的技能。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他不仅读完了《四书》和《五经》，还能够进行诗词创作。有一次，老师给他出了一个上联“愿闻子志”，他立刻回答道：“还读我书”，老师称赞他为神童。正当他十一岁时，正值戊戌变法，这次政治改革对这位少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1年，年仅14岁的丁文江离开了家乡，前往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教育。

在丁文江15岁时，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丁文江参加学院考试，而他家乡泰兴知县龙璋听闻有一位神童出自他的家乡，便要求丁父将丁文江带到县衙进行面试。当龙璋出了一道关于《汉武帝知西南夷》的试题时，丁文江写下了几千字的回答，解释得十分清楚。龙璋感叹他是“国器”，立即决定收他为弟子。

作为一位深谙时事之道的龙璋意识到，要成为杰出的人才，必须打开眼界。因此，他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丁文江的一生。多年后，丁文江动情地回忆道：“如果没有遇见龙研仙先生，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

1902年秋，丁文江前往日本留学，居住在东京神田区，并和其他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愤怒抗议。为此，丁文江和几个同学离开日本前往英国继续深造。在船经过新加坡的槟榔屿时，他们因经济拮据前往拜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不期而遇地获得了他的资助。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留学生的奋斗与无私，他们在海外为祖国的独立与振兴而努力学习，并积极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中。同时，康有为的资助也展示了知识分子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历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故事，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对抗侵略、追求民族独立与振兴的缩影。

1904年，17岁，转赴英国留学，在司堡尔丁的Spalding Grammar School读书，丁文江的成绩非常优秀，颇受校长Tweed的青睐和Greenwood老师的器重，同时丁文江有了彻底了解英国人心理和思想的机会；

在丁文江到达英国后的1904年12月11日，他专程前往伦敦拜访了孙中山先生。他最初在爱丁堡学习英语，后来转移到斯波尔丁完成中学教育。在英国期间，丁文江非常勤奋地学习，每年都能跳过三个级别。在1906年（19岁）时，他成功考入了剑桥大学。然而，由于无法承担学费，半年后便辍学了。

　　直至1908年（21岁），丁文江申请并考入了学费较低的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辅修地质学。两年后，他将地质学改为主修科目，将动物学转为辅修科目。1911年，丁文江顺利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士学位。

在1911年5月，丁文江回国后，他乘坐刚通车不久的滇越铁路前往云南、贵州等地进行考察。他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的矿产、古道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等情况。随后，丁文江在9月参加了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并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这段时间正值清王朝的最后时光。

之后，在1912年，丁文江应聘到上海南洋中学任教，并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动物学》教科书。这标志着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和他对动物学研究的深入影响。

1913年2月，时年26岁的丁文江受到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聘请，担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一职。当时，中国缺乏地质类人才，为此，丁文江与章鸿钊等人创办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并倡导了“登山必须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准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同年9月，丁文江被工商部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随后，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地质研究所开学，并从北京大学借用所需的校舍、图书、仪器等设备。当时，地质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地质教育机构，丁文江也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中的重要人物。

　　在这个时间段，刘厚生正担任农商部次长，张謇为农工商总长。

1914年，丁文江先生辞去所长职务，并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前往云南实地考察。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地质调查，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对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等方面的错误认识。在1916年，丁文江组建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一职。而在1917年（30岁时），北大任命蔡元培为校长，丁文江向其提议聘请李四光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区来北大任教，使得北大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同时，丁文江还于同年随梁启超等人前往欧洲考察，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

　　丁文江先生1918年在河南三门峡附近发现了一个地质剖面，其中下部为砂层，中部为砾石层，上部为黄土层，这个剖面被称作"三门系"。经过美国古生物学家多尔的鉴定，确定该地层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先生因此被中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这样的发现对于地质学和考古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起源。我们应该感谢丁文江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921年，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与刘厚生一起提议投资开发北票煤矿，并邀请丁文江加入并担任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文江接受了邀请并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成为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的名誉所长。

在1922年，当时年仅35岁的丁文江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同年，他与胡适、高一涵等人合办的《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丁文江在该报上使用笔名"宗淹"，以表达他对范仲淹的敬意，范仲淹是一位崇尚为国家忧患、为民众福祉的政治家。丁文江倡导"好人政治"，呼吁建立一个由"好人"组成的政府，并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是因为"少数人"缺乏责任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5月14日，丁文江与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梁漱溟、李大钊等十六人联名在《努力周报》第2号上发布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3年，丁文江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会长。而在1929年春季，他还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一职。之后，他于1931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

在1923年的4月15日和22日，当时36岁的丁文江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上发表了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也被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923年（36岁），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主张科学是万能的，猛烈抨击玄学派张君劢“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观点，认为追求真理可用科学精神来排除主观的直觉。后来，陈独秀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入论战，占据上风。

　　1929年，丁文江42岁时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调查，并向彝族“师傅”请教，搜集整理了大量彝族文献，其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猓猓文”。后来，丁文江的《爨文丛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启了彝文研究的先河。

1931年，丁文江44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希望以“独立”的身份对政治进行评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和《给张学良将军的一封信》中，丁文江认真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而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他又苦心劝蒋介石“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1933年，丁文江与翁文灏等人合作编辑并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这些地图被视为中国现代地图制作的先驱。在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边界谈判中，《中国分省新图》成为主要依据之一。

　　1934年，丁文江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负责组织和推动学术研究的工作。

丁文江先生对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文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贡献。后人将铭记丁文江对地理学和学术界的杰出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丁文江在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然去世。1935年底，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亲自前往湖南考察煤矿，为中国的抗战做准备。 1936年1月5日因煤气中毒英年早逝。丁公虽然去世了，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向后世知识分子展示了爱国之路。当知识分子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新形势和不断变化的国家需求时，他们如何在学与从政的矛盾中定位自己，如何用科学实践的精神担当救国之责呢？丁公以身作则，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作者：律向银（矿工报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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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