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史上的皇城与中央体制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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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城内，随着工商业的日益繁盛，强制性的限制市易活动集中在东西两市的规定逐渐松弛。初唐高宗以来，与东西两市毗邻的各坊及位于城内主要街通上的城门附近与大明宫前各坊的内廊，沿着坊内的十字街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临街开设的商肆，时人称这种商肆为“临路店”。盛唐以后，这种发展趋势加快，至中晚唐时，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经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杜阳杂编》卷下）。随着临路店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在里坊的内部已渐形成临街开设店面的商业性街道。由此可知，在唐代长安城的里坊与两市内部，已经孕育着近古商业街道式城市模式的原始雏形。

中晚唐时，在东西两市与一些工商业较为发展的里坊内部，渐渐突破了宵禁制度的限制而出现夜市，如崇仁坊内，已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长安志》卷八）。夜市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极为恐慌，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曾下诏曰：“两京夜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86）其实，帝王的强权，是不可能征服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晚唐以来，虽有人屡上奏折，要求禁断夜市，但夜市的发展却非但禁而不止，竟最后突破了高大的坊市围墙的限制而弥散于全城。到北宋初年，工商业的发展已经从空间上与时间上突破了中古时期都城中集中的市肆、封闭的里坊与严格的宵禁制度的束缚。宋代都城展现出与隋唐时代截然不同的崭新风貌。

北宋京都汴梁城内，商业与手工业已十分繁盛，人口不断增加，一般市民与商品市场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商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早晚不息的经常性活动。像隋唐时期那种集市中的市场，已经远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汴梁城内没有明确规定的“市”，市易活动散布于城内各个角落，坊墙围护的封闭里坊已不复存在，沿街布满了高低错落的商业建筑，商店、酒楼、饭馆、药铺、浴堂、勾栏、瓦肆等，鳞次栉比。除一般性商业街道外，还出现一些商店密集的商业街区，如州桥大街与相国寺一带，旧曹门外、旧封丘门外等地，均为店铺云集、熙来攘往的繁华之所。由于汴梁城内人口密集，店铺民宅多向空中发展，城内建筑“三楼相高，五楼相向”（《东京梦华录》），高低起伏，参差错落，与隋唐两京街道上坊墙壁立、坊市内檐宇齐平的整肃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图17）。

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统治者对市易活动干预与控制的程度。如隋炀帝时的洛阳丰都市（唐洛阳南市）（图16），按照统一的规划，建造的“甍宇齐平，遥望如一，……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来自西域等地的外国商人请求到丰都市内进行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值。绍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资治通鉴》卷181）

整肃如一的规划布置，对里坊与市肆的严格控制，对工商业的抑制，宵禁制度的实行，坊与市各自呈封闭形态而独立存在等，均构成了中古时期中国都城面貌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与束缚之下，却酝酿着一种突破性的力量—经济发展与商业贸易扩大的不可抗拒。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它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中唐的这一转折，是由经济的发展所致，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风气的进一步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中唐以后，社会上层的风尚日趋奢华、安闲与享乐，“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国史补》，转引自《美的历程》）。这种情况又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前所述，早在周秦时代，已有了城与郭的分立。郭是手工业者与商贾的居住之所，内有手工业作坊与市肆。随着城与郭的相互嵌接、融合，宫城散布于外城之内的各个部分，普通市民居住的闾里与进行交易的市肆，被挤压、夹杂在宫殿衙署之间。至迟在汉代时，已出现集中设置的市。集中设市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比较发达，需要有较为集中的市易之所以便管理。

魏晋以后，城市中出现了规整的、围绕着宫城设置而又互不掺杂的里坊，并在适当的位置划出个别里坊，作为集中的市易之所—“市”。市也是一个坊，不过是用于交易的坊而已。如北魏洛阳已有大市、小市及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四通市。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这一规划格局得以进一步完善。长安城内，在宫城与皇城之外，设有108个坊，坊内除皇城正南诸坊，因不欲开北门以防气泄冲宫阙，而设东西向的一字街外，一般里坊均设十字街；十字街内再分为小十字街。使一座封闭的坊内，分为16个小的分区。与十字街对应的坊墙上设有坊门，坊内居民皆须从坊门出入，严禁私自向坊外街道开门。并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隋书》卷五十六）夜间，则实行宵禁制度，街鼓一响，坊门关闭，军卒在街上巡行，普通人不得出坊门之外（图15）。

8 南朝建康城平面图

隋代大兴城（图9），是汉魏数百年来都城规划的一个总结。大兴城的规划中，将宫城、皇城与市民里坊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事，于是接皇城以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唐两京城坊考》）。大兴城中的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太庙、社稷坛与各种官署分列在宫城南侧的御道两边，外面周以围墙，形成皇城。宫城与皇城的东、南、西三侧，均布置了规划整齐的里坊，东西两市对称而立。南北向的中心大街——朱雀大街，为城内除宫城前具有广场性质的横街而外的最宽的一条街，又称“天街”。朱雀大街南通外郭明德门，北穿皇城朱雀门，直达宫城承天门，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宫城内的主要建筑，亦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朱雀大街两侧对称种植的两行槐树，使这条中轴线与其北端的宫城更为突出。时人所描述的“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正可体现这种效果。

唐代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明宫与兴庆官，这两座宫城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说明在唐代时，宫城择中而立的思想仍然不十分浓重，除沿袭前代将主要宫殿置于城市中轴线北端之外，还有一些随意的处理，并不十分拘泥。隋唐洛阳，作为陪都，将宫城置于城西北角的高地上，并形成一条偏轴线。更是都城规划中随宜处理的佳作（图9）。

朝），应当居于“左祖”与“右社”之中，假定祖与社在城内呈左右对称布置，似亦暗示着城内应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而宫城应当位于这条南北中轴线上。但《周礼·冬官考工记》对于宫城在这条南北中轴线上，究竟位于什么位置，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仅以“面朝后市”一语而一笔带过，这就使后世宫城多在都城的南北中轴线上推移不定，而以由北向南推移，直至推临都城之南垣为主要发展趋势。

事实上，“择中而立”最初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战国诸侯的都城多随地形之宜，秦汉都城，几为宫殿之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称与否，居中与否，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正是曹魏邺城，首启将都城划整，将宫殿集中，并置于城市南北中轴线上之开端。

随曹魏邺城之后建立的北魏洛阳城（图7）与南朝建康城（图8），虽然是在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却都已经形成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居于中轴线上略偏北处。洛阳宫城以北还设置有北宫与御苑。不同于曹魏邺城将宫城、御苑、官署与戚里与普通里坊南北对峙的布置，北魏洛阳与南朝建康在宫城两翼也已开始布置市民里坊，这反映了宫城及其附属的官署、苑囿的更加集中和城市中轴线的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