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储蓄见证史》第六讲：新中国储蓄——文革时期储蓄

黄汉城

《百年储蓄见证史》第六讲：新中国储蓄——文革时期储蓄。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金融事业上的一段弯路，诉说着历史的教训，告诫人们不能重复以前的故事。

讲解者：黄汉城 1950年生于浙江杭州，1979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官巷口储蓄所工作，从储蓄所到省工行储蓄处，主要从事储蓄临柜、储蓄凭证和储蓄制度管理工作；退休后专事储蓄存单收集、整理和研究，著有《百年储蓄见证史》一书。

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金融体系几近消亡

文革初期，各地银行主要领导遭揪斗、被夺权，很多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各种形式的靠边审查。1967年初撤并银行内部各职能处室，成立生产领导小组。（图为支票上的革命领导小组章）

1968年各地人民银行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图为存单上的革委会）

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被并入财政部，正式成为财政部的下属机构。各省人民银行与省财政厅合并成立省财政金融局。（图为湖北省存单上的财政局）

文革期间，不少地方的革命造反派将人民银行县支行改成“经济服务所”、“钞票代管处”，储蓄所就成了“服务站”、“服务所”，金融机构数量急剧下降，人员缩减，金融活动的规模和效益大幅下滑……这种状况以程度不一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977年。（图为存单上的服务所）

二、储蓄理论遭到毁灭

当时极左思潮认为“利息是用来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工具，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并引用马克思语录：“利息就其本质而言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利润的一部分”。

“既然是剩余价值，那就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而不是货币的自行增值。储蓄存款利息，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灌输了靠本求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滋生出一批食息阶层，对劳动人民起到一定的腐蚀作用”。

有些地区以储蓄存款多少，作为区分资产阶级的标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致使不少储户要求改名换姓，有的将存款化整为零，有的烧掉自己的存单，等局势稳定后再进行挂失，有的不敢接受存款利息，全国有不少储蓄网点举办了“无息储蓄”，严重干扰了储蓄政策的执行。（图为当时的银行小报）

三、造反有理无法无天

文革期间倡导“造反有理”，最高指示就是法，阶级斗争就是法。

文革初期，社会上刮起破“四旧”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革命旋风”，各地红卫兵来到银行造反，说什么：“银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吸血虫’，必须把它砸烂。”

1966年8月中旬，杭州、宁波等市的红卫兵走上街头，贴出“打倒袁大头（即银圆）”、“砸烂金银饰品”的大字报，引起了群众的心理恐慌，有的怕红卫兵来抄家，将久藏在家的各种金银饰品、元宝、金条、银圆拿到银行来要求兑换。到当年的10月底，仅杭州市共收兑黄金33万多克，白银47万多克，银圆42.5万枚。（见《浙江金融史》，图为当时金银兑换清单）

1968年2月18日，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其第十条规定：对十类人（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此举实质是对《宪法》的践踏，无法无天，严重伤害了群众储蓄的积极性。

文革时期的储蓄存单（折）大多带毛泽东语录，有的还印上了毛泽东头像，尤其是存折通用红色作封面，在某种情形下能起到“红宝书”的作用。（图为广西等省人民银行不同语录的全套文革存单）

当时进入储蓄所办理业务，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无限热爱，储户进门第一件事是将“红宝书”举过头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储蓄员答道：“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当你一旦忘了“红宝书”怎么办，此时的活期存折具有同等的功能。

此存单一式三联，正中是毛泽东语录，客户联“毛泽东”三字中间有一明显的污点，这在当时是对领袖的污蔑，经办者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文革历史。

历史就是这样：你忘记它，它就再重复一次，你再忘记它就再重复，直到你记住为止！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特别是不要忘记那你不想重复的文革历史。牢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才能在今后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