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泽鑫回忆录

杨炯桃

　　为了让老年视弱者听阅，让我大女儿朗读本文，视弱者可闭目静听，亦可边看边听。由于录音时长受限，分段录制，链接之处有分段标题，与文字略有不同，无碍文章前后连接。

朗读者刁翌霞

漂泊者出生的刁会计

记忆录（一）

了不起，漂泊者出生的刁会计

今日重阳佳节，首见刁泽铭转发的苟洲坝视频，看到长江边那块熟悉的肥沃大埧，目睹我小学同学刁太平之子刁老五返乡创办的实业，作为在苟洲坝长大的我，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写点回忆文稿，供亲朋、特别是弟妹及后代子孙们参阅。

让我产生写作动机的“苟洲埧”视频

　　首篇即从视频介绍的苟洲坝说起，名曰《了不起，漂泊者出生的刁会计》：

1949年底，刁泽铭刚出生，刁本森即率全家六口，从天台村后湾，搬到苟洲坝老糟房，租用地主何郭氏家的一间卧室和过道，继续弹棉花。三六九赶白沙，二五八跑石门……挑着一担棉花条，到场上调换纱线，微赚差价，维持一家生计。

因长年以赶“流流场”为生，既无房也无地，随之而来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我家属贫农而在苟洲坝分得良田熟地和优质房产。

苟洲坝的老糟房，是长江北岸边兴建于清初的座北朝南的三合大院。

大院靠江岸处有两棵巨大的黄角树（学术上称之为“护堤榕”），还有参天的麻柳林，茂密的竹林（包括刺楠、硬头黄、慈竹、斑竹、风竹、楠竹等）。竹木联手，盘根错节，保持水土，护卫家园。多好的房舍呀，我爱之深沉！

我家分得的房舍，乃三合院正向全部，共九间大瓦房，此乃原富贵人家喻礼行的豪华居所，包括居家用品，一应俱全。

从赶“流流场”艰难度日转为务农，从单干到成立互助组，全家丰衣足食。刁本森当上村长，我也背上书包进入学堂，共产党的恩情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深深扎根。

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江津县石门区在金龙庙抓合作社试点，召集全区乡村干部去参观学习。刁本森回村后动作极快，以老糟房为中心，联络牛渡口、上厅、下厅、天堂堡、下糟房等二十余户村民，成立了滩盘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刁本森推举目不识丁的老贫农何正淮为社长，自任会计。次年又将全村九个初级合作社合并为苟洲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仍担任会计。

1958年“大办钢铁”，他担任民兵营长，率苟洲坝近千“民兵”，在黑炭沟苦战一个冬春。

钢铁会战结束，他到滩盘公社分管财务，仍是会计。

因此，从合作化开始，在苟洲坝，在滩盘乡，“刁会计”的称谓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终年。

呵，刁本森，《了不起，漂泊者出生的刁会计》！

五十年前滩盘人民公社刁会计曾经办公的地方一一溪河街64号

记忆录（二）

再说刁本森

1964年8月，乘坐京渝10号特快列车，经两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我兴冲冲地步入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新闻系所在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其瑞北洋政府所在地）。

开学不久，为我们上写作课的孙宝瑾老师，让我们自拟题目，写一篇自己身边的人或亲历亲为有感之事的作文。我很自然地想到我的父亲，便命题为《我的父亲刁本森》。

59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是这样开篇的：

“昨天，我去图书馆借书，当我取出借书证，注目贴在右上角的我的照片，陡然想起我的父亲刁本森。

“我辈太幸运了，全国解放后，我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考入国内名校的首选专业；而我父亲，12岁就去当学徒，如我年纪还在四处奔波，给老板打工，天埌之别也！”……

由此引申，完成了我入校后的第一篇夹叙夹议的作文。

后来，孙老师说，你从照片切入，有新意，叙事通俗流畅，议论情深意切。

老师的认可，让我十分开心。

本文作者1964年步入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新闻系所在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其瑞北洋政府所在地）

可不是吗，我父亲幼年曾上过私塾，后因家境窘迫，12岁便被送到白沙镇长春药房当学徒。

三年学徒期间，老板只管吃住（粗茶淡饭+通铺过夜），不给一分工钱，这是行规。逢年过节老板发几文赏钱，父亲都用来购买烟酒去贿赂师傅、师兄，以便偷师学艺。由此，他便以两年私塾的底子，聪慧睿智的天份，熟记下数以百计的中药材的性能和价位，还练就一手好算盘。

15岁出师，他先后在老家刁家场，贵州赤水县城关镇，习水县的东皇、桑木，仁怀县的茅坝镇等地的药铺当伙计，即今日所说的打工仔。

这段从学徒到伙计的经历，苦不堪言！但这多年的历练，亦为他解放后当上会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上篇所说，他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出任会记，毕一业于一生，可圈可点。

新旧社会两重天。父辈的经历时刻警示着我们，牢记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多为人民做好事。

最难熬的两年

记忆录（三）

最难熬的两年

1952年，云峰小学，我一年级会考夺冠。按家乡风俗，同伴们要抓住“头名”灌辣椒。班主任宣布完成绩，我见势不妙，撒脚外跑，几位好事者穷追不舍。在一尊大石包上，我不慎踩到青苔，摔了个四脚朝天，躺着不能动弹。追赶者见状，转身蹓掉。我虽免遭灌辣椒，可后脑勺留下了一个大青包，后悔不如认罚也。

就在放暑假时，我家出现很大变故。

我母亲江裕美，上过几天私塾，识几个字，又因是支持土改、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积极分子，被县委组织部调去参加“肃反”工作（因工作保密，近两年与家庭断绝联系）；父亲也被调到乡政府任驻村干部。我和弟妹四人，离开苟洲坝老糟房，借养在天台村小屋基外婆家，我转学到天台小学上二年级，直到54年重返苟洲坝。

天台小学在远离小屋基四里开外的江家祠堂——今天在微信地图上可找到的地标“石柱堂”。

这是我深感难熬的两年。

弟妹尚幼，最小的刁四才两岁多，连屋檐下很窄的阳沟都跨不过去。晚上，我们同外婆、表兄六人挤在一间小卧室的两张床上，无论冬夏，铺的都是那张竹编的凉席。

供给制时期，我舅舅每月按时到乡政府领取我四兄妹的口粮，虽粗茶淡饭，“饥”尚能对付；“寒”下边再说。难忍的是，长时间对父爱母爱的渴求，这是人之常情啊！ 最难熬的是严冬。晴天，我光脚丫跑，雨天，穿着鞋爪（当地民众自制的底部掌铁钉，鞋帮抹桐油的雨靴），一步一爪印，蹒跚前行，准时赶到学校。 四壁透风的教室里，不少同学和我一样，冻得身颤抖，鼻涕流。我的同桌好友魏文臣，常拎火笼（乡下竹编的一种烤火取暖用具）到学校，不时让我伸过脚去烤一烤，偶获温意。下课铃响，大家跑出去紧靠墙壁排成排，从两头使劲往中间挤，用我们儿时称为“挤油渣儿”的招数，相互取暖。参与者多为男孩，亦不乏女生。 太冷了！连续两个冬天，我的脚后跟都长冻疮化浓，留下两块疮疤至今。 整个冬天，没洗过澡，没换过内衣。天暖脱衣看，虱子、虱卵无数，我用“火屎儿”（土语，烧红的木炭）去烫，只听啪啪炸响。 这两年，无论谁遭病痛，从未看过医生，全都是老外婆土法对付，硬扛过去。记得我发高烧时，外婆刮锅烟灰敷我的肚脐眼；长冻疮了，用桐籽壳烧灰撒在化浓处；吃积食了肚子巨烈疼痛，则让我趴在床上，搂肚子抖三下，再提背梁筋三下，往复数次……别说，这些招数还真的管用，要不我们怎么能顺利地熬过这两年。 1954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即将到来，我父亲受命回苟洲坝主持工作，母亲亦返乡出任石门区供销社人事股长。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终于回到了老糟房！

文中提到的地名在卫星地图上的大概位置

乐趣自在苦熬中

记忆录（四）

乐趣自在苦熬中

上文话说难熬的两年，略显沉重。

其实，苦中有乐，此乃常理。

正逢长身体、长知识、学做人的时期，童真童趣无处不在，略表一二。

前文提到的众小伙伴靠墙“挤油渣儿”取暖，人人全身发力，“加油”呼声震耳，游戏中共享温暖，其乐融融。这不是童真童趣中展露的团结互助、共享幸福的人生追求吗？而同桌小伙伴叫我把脚伸到他的火笼边取暖，这不在童真童趣中传达着扶助弱者、关爱他人的善良美好的人生哲理吗？这些乐事趣事，都在给我上课，教我做人。

小屋基东南侧，是两山间一片宽敞的斜坡，层层梯田弯弯的路，景色优美。

当地的水田，每年只种一季水稻，农家收割完稻谷，翻犁后就不管了，这样的田叫“泡冬田”。

毎逢冬春，成片梯田，水波荡漾，鱼鸟掠水低飞，鸭群自由觅食。

那年头，有水便有鱼，而我舅舅正是捕鱼高手。

他常腰挂巴篓，左手举着竹编的一米直径的圆形罩子，右手用细长的刷竿轻划水面，鱼儿受惊逃避，便激起浪花，舅舅的罩子顺势扣上去，将鱼儿困住。

这时，我也跳入田中帮舅舅的忙。两双手在罩子里捞，看谁先抓到鱼。反正，罩子那么结实，猎物是跑不掉的，我们耐心地“瓮中捉鳖”。

小屋基坡下，有一条溪流，当地人叫大溪沟，明清时期的官道，在这里用巨石架设有一座大桥。

夏季的一天，舅舅扛着龙骨车（南方抽水用的农具）到桥下，选一个转弯处的深水潭，用围堰的方法，截断溪流，撇开上边来水，再架设龙骨车，将潭中积水抽掉，我亦用木瓢儿戽水帮点小忙。很快，水尽鱼跳。这是典型的“竭泽而渔”。鲤、鲫、鲇鱼及虾蟹，野生食材装满巴笼，我们收获甚丰，欢娱至极。

乐则乐矣，我偶感这“竭泽”之举，是否合乎情理。 舅舅拆除围堰，对我说，过几天，这潭中又有鱼虾，正象我们在坡上割罢牛草，几天后又见新芽一样。这就是先辈告诉我们的：“鱼过千层网，草过万背兜。” 正是这些快乐的经历，让我养成一辈子喜于捕鱼，善于烹鱼，爱于食鱼的癖好；更让我萌生了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诸多思考…… 当今孩童，不可能理解我辈童年的经历，更缺失我们当年的乐趣。 一是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他们衣食无忧，且乐趣有了新的内涵，犹以网络游戏寻求刺激为最。 二是环境变迁，遍施化肥农药，乡村水域，多无鱼虾生存之所。所以，即便生活在乡间且并非迷恋网络游戏的孩童，也不可能有我们当年“有水便有鱼”，随时在长辈带领下捕鱼摸虾的那份乐趣。 春播前，经济宽裕的人家，收购青草堆在田角沤肥。收购价每百斤青草一仟元钱（相当于1955年货币改革后的一角钱）。我利用放学后和星期天闲遐时间，和表哥一起上山拔草。因收购者以重量计价，为压枰，我们拔草时尽量多带些泥巴，每次能赚取三五佰元。别看这点小钱，当时能买两个鸡蛋、几两盐巴。能为艰困的生计做点事情，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小屋基东侧，有一个全院共享的池塘，除养鱼、种莲藕，还供女人洗衣，孩童游泳。 记得1953年盛夏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塘中嬉水，有人大叫：不得了啰，白沙起火啰！我们上岸远眺，白沙镇火光冲天，噼啪炸响。后来听说，这是白沙镇历年几轮火灾中被烧得最惨的一次。 管他的，继续玩水。其实我还是个旱鸭子。 正是这天，可能是过于兴奋，不慎滑进深水区，塘水淹过了脑顶毛。我想，这下完了！ 沉下水底，我双脚下意识地猛蹬，脑袋露出了水面，可随之又沉了下去。待再次接触塘底时，我手脚并用，同时发力，竟然全身漂浮起来。如此往复，我这旱鸭子居然学会了狗爬式游泳。 真是因祸得福！我手舞足蹈，乐得屁颠屁颠的。此后毎到堰塘戏水，我总是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从堤上往深水区跳，好爽好爽啊！ 这不也是一种苦中的乐趣吗？ 漫漫人生，需要些磨难，吃点苦头。细细品味，乐在其中，趣在其中，好日子还在后面。记住古人的谆谆告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极困时期的刁会计

记忆录（五）

极困时期的刁会计

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我辈亲身经历，往事如昨也。天灾乎？人祸乎？众说纷纭，本人不敢妄议。

我清楚地记得，在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苟洲坝，1958年风调雨顺，是个难得的丰产年。

然而，丰产却没有丰收。全村的壮劳力都上山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秋收落在老弱病残和妇幼者肩上。沉淀淀的稻谷没有收割完，成片成片的红薯没人挖，烂在地里。

曾记否，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记得，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那标志性建筑《三面红旗》？

总路线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然在大跃进的各个会战地，在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的大食堂，人们谈论的是“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敞开吃，大消耗；粮欠收，仓储减。这一增一减，会是什么结局？

果然，从次年开始，各地就相继出现缺粮饿饭的局面。滩盘乡，特别是底子较厚的苟洲村，从1959年冬到次年春，也进入了极困期。

长时间断粮，“瓜菜代”度日。村民普遍浮肿，病倒者、升天者与日俱增。

危难时刻，多位在农村并肩战斗过的挚友，伸手向刁会计求助。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老搭档——1955年滩盘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首任社长何正淮，因没有文化，不善营生，原本生活拮据，当下更是全家断粮日久，苦不堪言。

刁会记本系公社的小职员，每月工资仅十几元钱，勉强维持全家生计。眼见挚友家正处生死存亡之秋，自己又囊中羞涩，怎么办？无可奈何之际，刁会计呀，竟然斗胆违纪，动用公款400多元借给朋友，让他们到黑市上购买高价的救命食材。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借出去的钱，全都打了水飘飘，有去无回，无法填补账上窟窿。直至大四清运动开始，我父亲自知无法交差，便主动自首。虽设法筹钱交还了公款，却为此背上行政警告的处分。

很长时间里，我都在自问，父亲在朋友面临生死之际该不该出手相助？为救助背上处分值不值？

但他出手了，背个处分他也认了。这就是他，我和当地村民们心目中的刁会计。

1961年夏未，我在江津四中即将完成高一学业。 家乡闹饥荒，自然波及校园。国家疼爱学子，我们尚有每月29斤粮食定量。可粮站供应的，从细粮变成杂粮，再到天天吃红薯（四斤红薯抵一斤标准粮），伙食每况愈下，浮肿病开始在校园出现。 江津四中和七中，是1960年开始招收高中生的“戴帽中学”。1961年7月，年考结束，县里突然宣布，“戴帽中学”的高中部停办。数百名高中学生，各领一张肆业证书，或回城待业，或返乡务农。我从农村来，自然回农村去。 我父亲提前获此信息，早已安排好了我的去处。 他沒有让我回苟洲坝。因为长年在农村工作，他深知，在那浮夸风盛行、“一平二调”猖獗之际，越是自然条件好，名声在外的地方，越是队里缺粮，民众饿飯。 他让我到僻远的桂花大队第一生产队，充当他驻村时的好友郭坤海的助手，担任会计。 落户后，生产队要给我们划分自留地。这本是小事一桩，却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一是长了见识，二是令我吃惊。 自留地都分散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这些地块拐弯抹角，极不规整，该怎么丈量？但见郭队长拿来一根长绳，绳上每六尺处拴一个结。长绳在地里纵向拉直，再用皮卷尺在每个打结处横向量出尺寸，将所有数据相加，便是这块地的面积。我一看便知此招的数学原理，可在课堂上老师却没有教过，长见识了。 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兄妹加外婆共五人，竟分得了近一亩地。我知道，凡公社社员，按人头给各家划分了种蔬菜用的自留地，人均5厘左右。可在这里，超过上边规定几倍！ 我早知郭队长胆大，为让社员吃饱肚子，他敢作敢为，从这扩大的“自留地”即可见一斑。到年底，他竟然将集体耕种的土地，全部承包给了各家各户。 队里的这些行为，作为驻村干部的刁会计不可能不知晓。搞承包到户时我也试问过他，他竟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 郭队长，刁会计，他们如此胆大，因为心里装着普通民众，时刻想着底层社员的温饱。

“四清”运动来了，我们生产队“包产到户”泡汤了，但扩大的自留地却被偷偷保留。凭此，社员们精心耕耘，或种粮食，或种经济作物到自由市场出售，即便集体土地绝收（不可能），谁家还能闹饥荒？ 后来的“文革”，大批特批刘、邓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家养殖禽畜、自由市场、包产到户)，这被批的，原本就是我所亲历的广大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欲所为呀！ 啊，郭队长、刁会计，你们怎么和民众一起，同“刘邓路线”走得那么近？！ 世人皆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联产承包”，其实，这在四川、贵州等省的偏远山区早已有之，只因严峻形势所逼，不断变换方式而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反正，有此欲望敢试、敢闯之地皆丰衣足食，即如我所在的遥乡僻壤，多余的农副产品都推向了自由市场，也为我日后返校复课垫定了物质基础。我这才深切理解了父亲没让我返回富庶之乡的安排。 土地集体经营，基层干部最担心的是社员“一窝蜂”下地干活，出工不出力。对此，郭队长自有妙招。 秋收后的粮食分配，分人均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郭队长根本不理睬上峰规定，大幅提高工分粮的比例，以调动社员出工的积极性。 出工记分更有讲究。各种农活，都采取“小包工”的方法。比如这几亩田春耕，承包给某户或几家，队长检查质量合格后再记工分。 对抽水打田、播种收割、搬运煤炭之类的重活和赶时令的活，除记工分，还有额外奖励。生产队仓库长年留有一些粮食，专门用于奖励，叫“补助粮”。 我参加过一次抽水打田的重体力劳动：十余架龙骨车接力联动，从正沟大田抽水到高坡干田。队长根据各架龙骨车坡度的高低，宣布各个车位奖励粮的多少，再让社员们根据自己的体能选定作业位置。一声令下，大斜坡上，水车接龙，轱辘旋转，水声哗哗，那阵仗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此奖勤罚懒的操作，让监管者和记分员的工作量大增，却获得了摒弃“大锅饭”，提高生产效率的极佳效果。 我虽自幼生长在农村，然这一年的务农，通过与长辈及农民朋友的直接交往，才让我真切地体味到了当年农民之难——“大一统”的管理，农民的自主权被压抑，集体生产的粮食，每年按田亩上交公粮（法定的土地税），听行政命令出售余粮（实为不论余缺层层摊派的统购粮），余者还得扣除大队提留，才按工分和人口分配到各家各户，少之又少；更让我体味到原始耕作的艰辛——驱牛犁田耙地，手工插秧收割，脸朝黄土背朝天，方解唐代诗圣杜甫那“汗滴禾下土”意境之深远。

复学如愿以偿，魂牵插班春秋

记忆录（六）

复学如愿以偿

魂牵插班春秋

1961年7月，江津四中高中部停办，我领取一纸肄业证书，返回农村。这时，县里决定，“为避免人才外流”，将学校肆业生中的各班班长、团支书和校学生会、团委会成员集中起来，举办“抗大”短期培训班。后来，这批參加培训的学生干部，都成为江津县各乡镇的业务骨干。与我初中、高一同窗四载的老班长杨栋贵，担任过石门乡的党委书记，团支书叶树清曾就任六合乡供销社主任……

我时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本已接到通知参加培训班，但我拒绝了，原因有二：

一是谨记校长龚孟坚在肆业典礼上的承诺：“大家放心，待形势好转，即可复课。”我坚信，国家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能重新步入校园。

二是我较自信，自己一直都是成绩优秀的“三好学生”，对读书深造情有独钟，不愿放弃。

因此，我成了未进“抗大”培训班的唯一的“抗命者”。

1962年春季征兵，我和石门区的适龄青年积极应征。我们胸戴大红花，登上一艘“揽载”（土语，非机动的大木船）到江津县城关镇集中。

眼看就要编队发军装了，领队突然通知我：“你走不了啰。”原来他到县教育局提取我的档案时，遭到对方拒绝，说这批学生干部一个也不能放走。

我懵圈了！

难道这是对我拒绝参加“抗大”培训班的责罚，还是真的如举办培训班时所讲的不让“人才外流”，或另有其他原因？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

江津县的这批新兵，全都开赴西藏边陲。我要去了，正好赶上自卫反击战。可设想，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我，若去了，定会勇敢地冲锋陷阵，要么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要么立功授奖，提拔升迁。那么，我的人生历程和生命轨迹将是另一番风景，而不会有后来的“宣传情、电视缘”了。

认命吧！我打道回府，继续务农，反正我的第一心愿仍然是返校复课。

1962年，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走出缺粮困难的阴影，就连我后来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年都没有招收新生。可在我家乡，已是粮食充裕，市场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终于如愿，我接到了复学预考的通知。

我虽预考高分被录取了，可四中、七中两所 “戴帽中学”与我同年级共四个班的学生，只录取了42人，且都没有回原来的学校，而是集中分配到三中，成为该校高64级二班的插班生，于是有了当今部分同学联络密切的“高64级二班”微信群。

江津三中（现重庆市聚奎中学），位于重庆市著名风景区黑石山，始建于1870年，原名聚奎学堂，是一所历史悠久，名仕往来，人才辈出的学校。国共两党元老级人物陈独秀、于右任、冯玉祥，江南学术界、艺术界名家如“白屋诗人”吴芳吉、国画家张采芹、大文豪郭沫若等等，均曾在此驻足，或登台演说，或讲坛授课，或题词吟诗，留下墨宝，或不舍离去，长眠于斯。

满山的黑石包包，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依古树，或临池塘，造型各异，疏密有致，布局天然。凡醒目处，均留有文人墨客、军政要员的手迹，如陈独秀的“大德必寿”，于右任的“奮乎百世”、“顶天立地”、“鹤年堂”等。更有聚奎学堂老校友——“两弹一星”元勋，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的周光召留下的碑文：“志不求易 事不避难”。小篆、隶书、行楷、狂草，应有尽有。字因黑石而不朽，黑石因字而灵动。美哉，难得的求学圣地也！

插班复课前，我并没有去过三中，上列内容均为后来获知。

1962年9月初，我们是挑着担子上学的，箩筐里装的除了生活学习用品，还有一个月的口粮。

楠竹扁担颤悠悠，我们行进在白沙至永兴镇的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上。半坡处歇脚，眺望对山苍翠的目的地：东侧谷地，林木葱翠，幽深广远。驴溪碧水，潺湲北去，汇入长江。溪畔，青山一座，拔地而起。山上，古木参天，白鹤盘旋。密林深处，房舍隐现。那里，便是令我心驰神往的新校园。

黑石山，名不虚传。我们离开公路往右拐弯进入校区，即见一尊尊黝黑色的巨石耸立在两侧。我抬头仰望左侧第一尊巨石上方人工凿平的位置，醒目地镌刻着小篆体“惠我春风”四个大字。我想，有春风惠顾，我们这批插班生定能学业有成！

果然，经历过一年艰苦磨砺又经考试麟选入校的高64二班学子，表现不俗，无论文艺汇演、体育赛事，还是义务劳动、学雷锋做好事，无不尽力争先。其中，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深，且多次在我梦中浮现。

其一是篮球赛夺冠。

我是三中男篮的队长，每次与校外球队对阵，我方的首发队员，全是我们班的同学：前锋聂坤泽、聂荣斌、刁泽鑫，后卫丁象才、杜培富。在女子篮球队中，亦有我们班的杨英才、何增玉等几名主力队员。

1964年5月中旬，已临近高考了，可我们男女两个球队，还在各地征战。我因多次参加本地的篮球、排球比赛获得好名次，已于63年领到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审查确认证书，而这次是全省性的中学生篮球系列赛，层次更高，我想通过这样的赛事更上一层楼。

我们从白沙赛区鏖战到德感、几江赛区，一路厮杀，场场胜出，男女两队，双双荣获“四川省中学生三好杯篮球赛”江津赛区第一名。

我们为母校争光了，满脸络腮胡的罗仲平校长笑逐颜开，邀我们座谈、合影留念。

其二是文艺汇演获大奖。

1963年，学校组织庆祝“七.一”文艺汇演。我们班由语文老师张伯坚执导，编排了一台叫“苗家歌唱共产党”的民族舞蹈。演出结束，全场轰动，我们荣获最高奖。我有幸作为舞者之一，与全班同学共享殊荣。

学生的主业是学习。我们班学习风气浓厚，个个勤奋刻苦，成绩普遍优良。1964年高考，无论升学率还是进入重点高校的比例，都创下三中历届毕业班的新高。更可喜可贺的是，李学祥同学经层层筛选，成为三中为国家输送的第一名空军飞行员。

2012年，插班生五十周年聚会，重返母校时，我发现摹崖石刻“惠我春风”那尊黑石不见了。是修建新校门时移走，还是毁于“文革”，我没有打听。虽有些遗憾，但首次见到校园入口处那雄浑壮丽的石牌坊，斜坡处新立石柱上那阴刻隶书体大字——聚奎中学，精神为之一振。更何况，当今在校学生，生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期，春风和煦，惠及校园，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学习深造，定能成就一批又一批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

1962年9月初，步入令我心驰神往的新校园一一江津三中（今聚奎中学）

江津三中高六四级二插班

（三排右3本文作者）

本文作者（前排右2）所在团支部

江津三中男女兰球队代表合影

（后排左1本文作者）

“苗家歌唱共产党”文艺汇演冠軍节目合影（后排左2本文作者）

魂归故里

记忆录（七）

魂归故里

抗战结束，我父亲从贵州返乡，率一家三口，离开我的出生地大桥村，北渡长江，入住滩盘乡天台村小屋基，和老岳母家一起，编织窄布。

刁本森就是不同寻常，他坐在木架结构的土织布机上，手中的梭子左右飞旋的节奏，总比别人快几拍，我外婆一天织一匹布，他至少是一匹半。

当年父亲就是这样操作（重庆市博物馆演示画面）日复一日地编织窄布

　　织布赚了点钱，他便自立门户，先后在下渡口、后湾做弹棉花，赶溜溜场的生易，日子还算滋润。

有点余钱了。解放前夕的1949年盛夏，由他资助，操办了我舅舅江世美的婚礼。

当地习俗，姑娘出嫁，得由弟妹中选一人送亲。外婆家窘迫，新娘佘治文家更穷。眼看花轿和抬“送亲客”的滑杆儿都到了，可佘家小弟弟还一丝不挂地坐在门坎上。一位迎亲者曰：“小鸡鸡总得遮住哟。”说罢，脱下外衣给小弟弟罩上，将他扶上滑杆儿。哈哈，和我一般大的佘家娃儿，是光着屁股送亲的呀！

这事发生在小屋基，是外婆告诉我的，当时我六岁多，因情节独特，我记忆深刻。

我居留时的小屋基，是一座土木结构、青瓦盖顶、人丁兴旺的大院落。上厅东侧是傅家，中堂是江家老太祖，西侧是老船工魏姓一大家子。我舅舅家住下厅中段，西边是四舅公，东是三舅公家。

下厅南边是一块公用的大晒坝。上下两厅之间那块宽敞的空地，则是我们儿时玩游戏的场所，比如打蛇抱蛋，老鹰抓小鸡，抓签儿（摘荆条做半尺长的杠、丫、勾三种签，手握一大把翻甩至手背，将停留在手背者高抛，同一只手快速选中目标，抓住其中一枝，几人轮流操作，抓多者胜），喊三儿（地上划一大口，内加井字，对奕双方各在底线三个连接点摆三颗石子，依次各行一步，谁无路可走为输），打掰掰撞（双手抱小腿，以膝盖为武器，与挑战者对撞，双脚先着地者输），还有打珠子、滾连环、抓籽柄金，等等，花样百出。虽土不拉叽，大家却玩得展劲，不亦乐乎！

新时代，老居民或搬迁，或升天，或外出打工创业挣钱，原本热闹的小屋基，日渐凋零。我舅舅家本是“高产户”，养育了九个子女，我们常戏言，再生一个就“老实”（老十）啰。可当今，只剩我表弟江四夫妇俩，留守在这诺大的院落中。

江四家和我们交往甚密。每次我和弟妹去他家，总有挑井水现磨的嫩豆花，黑不溜湫的老腊肉，新鲜的时令蔬菜和白沙镇“刁烤酒”家酿造的高粱酒。

一次次造访，总让我频添乡愁。

啊，乡愁就在故土的美味里，乡愁就在山野的风景中！

乡愁就是那深井中的一勺水，就是那一碗酒、一生情！

小屋基，我忘不了；小屋基呀，我父亲更视之如根。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在此编织窄布，五十年代，他将子女寄养于此，七、八十年代，又多次资助舅舅家翻修老屋、建造新居……根基所在，怎能舍离、怎能忘？

再说小屋基所在的滩盘吧。

滩盘这“盘”，好生了得！它到底有多大，无人知晓，仅说说它裸露于外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一丁点吧：

民国时期开工，解放后于1951年建成通车的成渝铁路，擦伤它一点外皮，横穿而过。在铁路南侧，滩盘场一条长长的老街和后来扩建的溪河街、交通街，紧挨老街的白沙火车站、煤建公司、木材转运站，北侧的江津丝绸厂、粮管所、分散的农家宅院，以及八十年代从老街搬来的乡政府办公区和陆续兴建并不断扩大的滩盘场新街区……全都在这块完整的石盘上。

盘石向北向西，钻入地下，可在鹞子山、桂花园、天堂山、大石包、石脚迹、牛背山、云峰寺、石梯坎、护国寺、金银石、石门镇……又频频露脸。时藏时显，不知所终。

向南斜坡下延，挿入江心，而与之相联的，便是白沙镇的著名地标——朝天嘴、石坝街－—当今诸多影视剧中重庆朝天门码头的取景地。

盘石阻水而为滩，掀起重重波澜，发出声声怒吼。我没考证，“滩盘”这沿用千百年的老地名，是不是由此而来呢？

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线，把滩盘老街夹于长江与铁路之间窄长地带。利华公司修建码头与公路将老街形成半包围。

滩盘共存

上图：女人蹲在滩边洗衣服一代又一代

下图：老街座落盘上伴长江一年又一年

连接白沙火车站与渡江码头的滩盘老街，曾经人流如注，商贾云集，兴旺昌盛，如今因新街区、新公路的修建，已日渐凋零，人气不再，店铺寂寥，门可罗雀。

　　就在这块石盘上，1981年我父亲退休，动用历年积蓄，紧靠乡政府旁边，建造了一座土木结构的小院，邀约朋友创办了塑料水管厂。四年后母亲退休，他们又利用宽敞的后院，养鸡售蛋。

父母用辛勤劳动所赚的钱，托一位海军转业跑远洋运输的老乡（刁三刁四的中学同窗），在香港为其子女和媳妇女婿八人，各订制了一枚99.99%纯度、铸有祝福文字的金戒指。

按传统观念，这当属“传家宝”了，但我始终将这“戒指”视为“戒子”。因为，在长期与父母的相处中，我深谙其意，他们是在告诫子孙，戒除坏习惯，增长才华智慧，培育强大的意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为自己既定的目标奋斗不息。

一次回乡探亲，偶听父亲念叨：“这辈子还没住过砖瓦房哩。”当时我并没在意，谁知他早有安排。1990年，他卖掉入住不到十年的小院，在滩盘老街最南端、夏季洪水都能淹到的石盘上，建造了一幢钢筋混凝土砖木结构的小楼。

小楼的地基与诺大的盘石连为一体，牢靠扎实——亦如人们常用的那句成语“坚如磐石”；老来入住这赶新潮的房舍，了愿之舒畅，正合成语所言“称心如意”！次年农历十月，他召回各地子女，邀请亲朋好友，在这新楼中欢度了自己的七十诞辰。

父亲设计建造的砖房，依然扎根在盘石上，新住户在房顶上又加盖了一层楼 。

正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民众生活不断提升之际，非常遗憾，1995年8月，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医生断言只有80天生命。我听此消息，如五雷轰顶，猛然出现心脏早搏。

逼不得已，我父亲离开他亲手建造的小楼，来到贵阳遵义巷，在我居所设家庭病房治疗。

天不佑我，80天后我父亲与世长辞。尊循老人家遗愿，我们连夜将他送归故土滩盘，由舅舅选址，安葬于小屋基后山。

辛苦一辈子的刁会计，魂归故里。

操劳一辈子的老父亲，天堂安息！

还记得，滩盘、小屋基，后山坡上，那“入土为安”之夜：

寒风瑟瑟拂灵幡，

细雨霏霏洒茔地。

脑际若现仙鹤飞，

耳畔似闻杜鹃啼。

泣犹伤，

话哀凉，

添惋惜！

啊！

人生自古终有去，

活在亲朋思念里！

（《记忆录》告一段落，待续）

小屋基上院坝，亲友们焚香烧“钱”，

祭祀刁本森百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