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之缘的神交—怀念杨乐

金声

10月22日，神交24年的杨乐走了，他曾邀我去他家做客，经年也未能实现，竟成终生遗憾！

　　我知道杨乐，是源于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报道《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最早的，跟徐迟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相比不太引人注意的信号。看到这篇报道时我已从上山下乡中回“城”，是一名水文地质勘探工人，在云南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选址工地钻井取岩芯，同时准备78年高考。这个信号引起了我的重视，也增强了我备战的信心，从那时杨乐在我心中就像启明星一样地镌刻了下来，熠熠生辉。

　　真正见到杨乐是在12年之后，在一系列事件多种机缘巧合之下发生的：

　　1996年年初我获得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基金”资助，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可视信息处理实验室主任，我们开发了图像检索系统CBIR-VU（读作CyberView），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大检索系统之一，计划年底12月澳洲大学暑假时访问中国科学院，给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综考会）安装这套系统。

　　年中时接到父亲来信，告知国家批准欧美同学会复会，7月份要召开复会后的首届年会，父亲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受邀加入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1913年由一批清末从欧美留学归国的留学生创立，留学德国、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任第三任主任干事。WG期间欧美同学会停止活动，早期会员出资购置的南河沿大街111号会馆也被没收。96年留苏的江泽民任总书记时，国家考虑新时期对留学人员开展工作的需要，批准恢复欧美同学会，并提升为全国政协下属第19个正式单位，设秘书处，有事业编制，跟民主党派、全国总工会、侨联、妇联等同级并列。

　　这些我都是参会后才知道的，当时父亲只告诉了复会消息，他因某种政治原因被“禁足”，告诉我他不准备参加。复会后首届年会以“二十一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研讨会的名义召开，我突发奇想，报名参加，一是代父亲完成一个心愿，二也是为12月访学提前回一次国做点准备，考察一下在中国科学院安装图像检索系统的环境和条件。7月份是澳洲大学的寒假，时间允许。

　　研讨会开得很隆重，江泽民会后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大洋洲的代表，在会议期间成为了欧美同学会的终身会员，认识了首任秘书长、早年留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又留美的薛君智女士。（注：后来国家不准欧美同学会在海外发展会员，其修改章程，转称我们为联络会员，但发的终身会员证并没有收回。）

　　薛秘书长会后8月份就访问了澳大利亚并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内召开了对留学人员的传达会，参会的主要是公派留学人员，我不属于公派人员，因为参加了北京的研讨会，薛秘书长特邀我参加传达会，所以我到澳洲后第一次走进了总领馆，认识了总领事吴学文、侨务领事陈浩琦参赞、科技领事赵晓林参赞、教育领事李建民参赞等人，也让总领馆知道了在悉尼有我这样一位从事教育的华侨。

　　虽然认识了一众领导（悉尼总领事是大使衔，副部级），我们平常来往并不多，几乎没有。89年6月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使领馆很低调，唯一找上我的一次还是私事，总领事吴学文亲属的一个小孩到澳洲留学遇到了麻烦，教育领事黎冰请我帮忙安排入学。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的三颗明星：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一直在我心中闪耀。在交大刚学会编程时，我就写了一个程序，用“筛法”验证“哥德巴赫猜想1+1”：每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例如16=5+11，最高做到当时32位计算机所能表示的最大整数2,147,483,648。96年底我去中国科学院综考会工作时，我心中的明星只剩杨乐一颗孤星，陈景润和张广厚分别于96年3月和87年1月去世。我也曾想去数学所暗访一下，远远一窥心中的明星。但杨乐当时贵为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这些政治上的光环，像孙悟空金箍棒在唐僧周围画的圈一样，隔绝了我和杨乐，我的追星欲一起，就被它扑灭，三起三灭，终于没有成行，还自嘲为“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可见，孰可不见乎”！（可见，难道不可以不见麽？）

　　杨乐9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应澳洲数学界邀请，以私人身份对澳洲进行学术访问。他来到澳洲后，想顺便了解一下澳洲人才培养的情况和做法，请领馆教育组帮他找一下教育界的华人教授，教育参赞想到了我。98年我担任新南威尔士大学信息工程系系主任，是改革开放后去澳洲的新华侨在G8大学（澳洲的第一梯队高校）里担任系主任的第一人，我在系里设计开办了信息工程硕士学位，很受欢迎，在悉尼的五所高校里影响很大。领馆教育组给我打电话，请我接待一下杨乐院士。

　　我喜出望外地一口应承了下来并自告奋勇要到杨院士住处登门拜访，但杨乐坚持到我办公室来座谈，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接待了他。准备接待流程时，我还是想到了杨乐政协委员、青联副主席、院长、院士等头衔，颇费了一番心思。但他一来，便把这些外饰卸除了：我见到他就提起了当年《人民日报》给我的影响及我对他的景仰，他马上说，那些文章就是一篇学术论文，像我每年十几篇论文之一一样，他显然在来之前已经查看了我在大学的个人主页。我提到他的政协委员、青联副主席、院长头衔，他给我讲了他筹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并任首任院长的心路历程，为什么放下科研不做而去做管理的原因：“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他认为WG耽误的时间过长，把培养年轻人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承先启后的首要任务。他反复跟我说，“将来中国的科学发展，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而在我看来，他当时的朝气、干劲、思维等跟我比较，完全看不出年龄的差距。

我跟他提到我在国内读书时也做很多社会工作，在大学里是团支部书记，读研究生时是校研究生会主席，出国读博时是当地中国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他表示很赞赏，还说，如果我们都不去参与管理工作，不就回到胡耀邦75年主持科学院工作时提到的“外行领导内行”了吗？他还给我讲了胡耀邦改对联的事：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将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题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改为“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家事不问事，平安无事”。胡耀邦知道后，将其改为：“风声雷声悲叹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言谈中可以看出对他人生中两次带来重大转折（一次是75年入主科学院，重开科研之门；一次是改革开放，促成科学春天的到来）的胡耀邦充满了钦佩和感激，尽管这是在89年后的不久。

我们谈得很投机，对我介绍的澳洲情况还做了笔记，不知不觉谈了一上午。我请他吃午饭，他很客气，先推说早餐吃多了不饿，后又说他来请。我说在澳洲，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他才勉强同意。我怕到了餐厅再起“争执”，就带他到教师俱乐部，那里刷教师卡，记账，不收现金，我们有了一个愉快、轻松的午餐。我跟他说了96年的踌躇和自嘲，他大笑，让我再到北京一定要去看他，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这次我欣然答应，没有一丝犹豫，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是黄万里的女儿。

　　我知道黄且圆很久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杨乐。我父亲是搞水利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跟清华水利系交流颇多，像留美的黄文熙教授工作在水科院，同时兼清华客座教授并上讲坛。父亲没有去清华代过课，所以跟黄万里没有交集。但他知道三门峡水库，知道黄万里的批评，一直很佩服黄的学识和胆识。国内WG前水利界有两大拨人，一拨是解放前留美的，一拨是解放后留苏的，两拨泾渭分明，来往不多，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同，唯独我父亲是例外。他是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49年的毕业生，是留美的桥梁大师茅以升教授的学生，受的是美式教育，本已考上赴美官费，因为浙江解放较早，没有成行。解放后因获治淮功臣，被选拔留苏读研究生，跟聂力、丁衡高同期，再受苏式教育，获得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他在两边都有很多朋友，如留美的黄文熙、陆钦侃、林秉南、覃修典，留苏的瞿兴业、薛克宗、张娴。8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父亲持反对意见，叶剑英干女儿戴晴协助原习仲勋在西北局的秘书田方组织多位持反对意见专家的文稿，编撰《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丛书，有我父亲和黄万里。父亲马上请戴晴联系了黄万里，登门去拜访，成了好朋友，遂认识了事无巨细地照顾着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黄且圆也充当信使来过我们家几次，传递文章。

　　知道且圆的丈夫是杨乐时，已是且圆的葬礼后。当时就让我后悔过一次没有早一点去杨乐家拜访，现在杨乐也走了，我更加追悔莫及。愿他/她们在天化作比翼鸟，探寻数学领域的奥秘和愉悦，在地结为连理枝，享受二人世界的恬静和幸福，God bless you!

（2023年10月27日初稿於昆山至北京的高铁上，修改於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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