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下江南”散记：走进围城，缅怀《围城》作者钱钟书

谢善骁

　　来到无锡，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跟随一群同样虔诚的中学生，七拐八拐，走进无锡市梁溪区新街巷30号-1、32号，这是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钱钟书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钱钟书故居又称为钱绳武堂，由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烔筹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

　　人生之初离不开围城。从襁褓中的婴儿为起点，到屋宇下蹒跚学步，再走进教室接受教育，童年、少年乃至青年，都生活在一座或小或大的围城中。而对于为数不少的“勿出山”者来说，或许是一辈子困在一座家乡的围城中。

　　同为围城，大小深浅大不相同，文化底蕴和家风民俗更有差异。钱钟书有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文化围城——钱家，成长在太湖之滨、俊才辈出的人文围城——无锡。

　　苏锡一带是曹雪芹在《红楼梦》所说的“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万商云集的无锡，曾是历史上粮食、布纱、蚕丝、银钱的四大码头。这一座江南工商业重镇，又率先以丝织业为龙头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冻土，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太湖草木深，苏锡名士多。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精辟概括了无锡的风土清嘉，人才辈出：
　　梁氏夫妻为寄客，
　　陆家兄弟是州民。
　　“梁氏夫妻”，指东汉名士梁鸣和贤妻孟光，他们寄居无锡鸣山，终此一生；“陆家兄弟”是陆机、陆云，西晋重要作家，一代文宗。

　　出生于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的钱钟书，在家乡无锡求读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让自己的精神飞出了围城。民国十八年（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人身真正破城而出。在清华这座神圣的教学殿堂，他的国文、英文获得长足的进步，而且在清华园遇到了才女杨绛，不久后二人组成了一对国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钱钟书的成名之作，是一部仅25万字的长篇小说《围城》。优秀作家无不以一书开天地而定江山，不过多数人的成名之作都不能成为历史的沉淀，而真正成为经典文学作品的则是凤毛麟角。第一版于1947年问世的《围城》，是一部传世名作，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以一乡望族子弟、留欧荣归方鸿渐为主线，牵出了现代儒林的芸芸众生，勾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世间百态图。
　　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是留欧学生，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实事求是地说，此君的品格不算卑鄙，头脑也不糊涂，不过却是个庸常之人，怯懦之辈。这就难怪作者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设置了一路“围城”：

　　首先进入的是爱情的围城。方鸿渐被回国时船上邂逅的鲍小姐欺骗感情后，来到上海就整日周旋于大学同学苏文纨以及苏的表妹唐晓芙之间。矜持自负的官宦小姐苏文纨，居然看上了玩世不恭的方鸿渐，而方鸿渐的梦中情人则是漂亮乖巧的唐晓芙。一场滑稽戏在无聊、空虚和庸俗的群儒中上演着，在宴饮交际、谈诗论文氛围中持续着，最终以失败者方鸿渐走出围城而告终。
　　在同时冲破爱情牢笼的赵辛楣引荐下，方鸿渐与李梅亭、顾尔谦和孙柔嘉结伴同赴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使方鸿渐在无奈中踏进了一个新的职场围城。在这所大学里，出现了《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一长串群儒画廊，林林总总的各式人等，在这个游离于当时抗日烽火之外的舞台上长袖曼舞，竞相逐鹿。在粉墨登场的儒生中，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训导长”李梅亭，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作者着墨不少的还有道貌岸然、老奸巨猾的酒色之徒、校长高松年，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假洋博士、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趋炎附势、呼群结党的文学系主任汪处厚。对一些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如年轻教师陆子潇、副教授顾尔谦，以及女生指导范懿和汪太太那样的情场女子，尽管一笔带过，却也形象鲜明。

　　在作者的笔下，围城中三个主要人物方鸿渐、赵辛楣和孙柔嘉，多少还是有一定责任感、道德性的文化人。其中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赵辛楣或有一技之长，而看似娇柔温和的孙柔嘉，却也是深藏不露的女中强者。他们或许可能成功成才，但在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却只能不断消耗聪明才智，努力寻求新的生路，无望而孤独地挣扎着。

　　职场的围城开裂了，从墙缝中逃出的方鸿渐开始了又一段人生之旅，他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失业的焦虑，婚后不断发生的争吵，使方鸿渐不自觉地陷于家庭围城。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三亲六故的介入，及至仆人也参与其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由方鸿渐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燃起大火，建立不久的新家终于解体。再次冲出围城的方鸿渐，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企图奔向一座更陌生的围城。

　　《围城》一书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确立了它成为一本得以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围城》的思想意蕴十分广泛和深厚，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一重大课题。作者特别对骨子里被民族劣根性染黑的芸芸群儒——他们中不少人居然还是留洋海归者，予以最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笞。另一方面，作者在《围城》一书中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读着里面的精言妙语不禁令人忍俊不禁，更是拍案叫绝，真难以想象这一连串精彩语句是怎么想出来的。
　　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鲁迅的小说、杂文，再到钱钟书的《围城》，将近三百年的光阴飞逝，然而中国的文人士子，知识分子，却一直在封建文化（美其名曰“传统文化”）污泥浊水中浮沉求生，得以突破围城而上岸继续前行者少之又少。于是庙堂文化，歌德文学，恶搞作品，屎尿诗文，不仅没有被时代大浪淘尽，反而变得春风吹又生。恰如闻一多所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担当是社会和民族的希望所在，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意味着一个社会最后的彻底堕落。

　　《围城》以方鸿渐之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祖传老钟为结尾，这口宝贝钟是每小时“只慢七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五个钟头的钟：

　　“那只祖传的老钟当当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一，二，三，四，五，六’。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走进钱钟书童年、少年和青年居住过的围城，缅怀《围城》作者钱钟书，探索他一笔写尽儒林史的秘诀，追寻他远逝不灭的背影。

我在这里听见钱钟书用笔敲打着那只祖传的老钟，希望用钟声唤醒新一代儒林士子的灵魂，指引他们自觉地走出昏暗而泥泞的围城。

我在这里看到《围城》在世界各地出版的部分译本，包括《围城》《人兽鬼》《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著作（解放前初版一印）典籍，以及丰硕的“钱学”研究成果。

　　钱钟书这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他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前辈大师，高山仰止，令才疏学浅的晚辈望其项背而不及。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曾描写过钱钟书故居：“两棵大树高粉墙，一条小河映花窗。江南处处有此景，难辨张家和李家。这是钟书当年在无锡七尺场的家。”如今，这七尺场的大师故居，不复是一座小小围城，而是一片东西方 学术的广阔天地，文史哲著作的锦绣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