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影：日文杂志《友好21'》 ——一支伸到东瀛的红杏

谢善骁

　　本来我在日本并无什么朋友和关系，随着与辻川公子难能可贵的三年合作演出谢幕，她与夫君招启中同去香港打工谋生，一衣带水也就变成了遥远难渡的深深海沟。

　　“伫听寒声，云深无雁影”；遥望东瀛，故人何处寻？年轻的夫妇背井离乡，挥一挥衣袖走了，然而由他们投资在北京创办、在中日两国发行的《明日》杂志，却在京阪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循着这条印痕，又一位日本友人中川突然来到我的面前。刚送走辻川，又迎来中川，两位“川”友，一个心愿——志在为日中友好事业尽绵薄之力。

　　1991年3月，在大阪的中国（哈尔滨）留学生李国夫陪同下，素不相识的中川走进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川的全名叫中川真一，旅日朝人，是日本大阪中川商事株式会社社长。这是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意在交友谈心，投石问路。在与我进行了一番倾心交谈后，彼此都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之感，中川遂向我表达了希望出资创办一本日中友好杂志的意向。我闻言自然大喜过望，立即将他的友好情怀和真诚愿望分别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和原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做了汇报，黄华特地会见和宴请了他，宋之光、李清夫妇也在寓所与他见面并进行了亲切交谈。黄华十分赞赏中川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在后来率领一个大型的中日友好代表团访日时，专门抽身单骑从东京到大阪会见中川。

　　中川是一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实干家，在我眼里，更是一位重义轻利、慷慨率直的真侠士。在双方见面四个月后，中川就立即邀请我与三编室主任红海，于1991年7月7日至14日访问日本，就与他在大阪合作创办一本日文杂志之事进行具体商洽。双方决定，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1992年之际，共办一本以友好、和平、合作和进步为宗旨、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新杂志《友好21’》（日文版），杂志完全由中川投资、由中方组稿编辑出版并在日本发行。
　　访日期间，双方一起先后拜访了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和驻日本大使馆，会见了千昌奎总领事、杨振亚大使以及章金树文化参赞。使领馆官员对这一文化合作项目均予以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杨大使喜悦地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我们正缺少一个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文化项目，这本杂志来得正是时候”，表示将此项目纳入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活动之一，予以重点扶持。

　　在前往东京都访问日中友好协会本部时，接待我们的秘书长听了中川的介绍后，高度评价中川此举，表示该会将大力支持。秘书长看了我们的策划书后不禁感慨地说：我们一个全国性组织想办没办成的事，却被中川先生办成了，真是惭愧！随后中川又安排我们到《朝日新闻》社大阪本部，参观了报纸印制出版的全流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大开眼界。
　　在双方达成协议回到北京后，我叮嘱红海立即投入杂志的筹备工作，我自己则负责向相关部门申报材料，同时拜访有关中央领导并征求题词。因为刊物在境外发行，手续就没有那么严苛了，只是备案而已。两个月后，中川再度来华，与我正式签订了共同在大阪创办《友好21’》双月刊（日文版）的协议书。

　　杂志要在北京完成出版的全部工作后，寄送到大阪发行。一本新杂志按规定需有三期存稿，而《友好21’》却是一无所有。按约定杂志要在次年（1992年）初运到大阪，我们必需在短期内完成从组稿（图文）、编辑、审稿的流程，而且因为是日文版，在定稿后还有一道翻译程序。杂志在日本公开发行，文字必需具有原汁原味的日文水平，对翻译人员的水平要求非同一般，寻觅审校者则更困难。在多方求助未果的情况下，机灵的红海把外文局当作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只有在那里聘有若干地道的日语专家，他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在当时的体制和技术条件下，遇到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首先是国内的印刷质量太差，无法满足日方要求，其次即使在北京完成印制，杂志也不准“出口”到海外，且航运时间无法保证，费用又相当昂贵。破解难题的最好办法是把杂志放到香港去印刷，并通过香港寄送大阪。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大家在为苦于不了解香港印刷厂而发愁时，香港朋友给我介绍来一位名叫曾守雄的朋友，这位老家在台湾的中年人敦厚诚恳，早已在香港成家立业，而他从事的行业正是印刷，他是香港海洋印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我与曾守雄也真有缘，两人一见如故，当他知道我们在杂志印刷、运输上的困难后，一口答应全部由他来完成。

　　完成杂志出版的整个流程十分费时，留给印刷的时间就很短促。由于印刷在香港进行，在电子技术还相当落后、电子版尚未应用的当时，书刊的印刷只能借助于“菲林”（印刷制版中的底片）。将菲林寄到香港，如按常规通过中国邮政寄送，抵港的时间根本无法保证，使曾守雄很难控制印制时间以及将杂志运送到大阪的日程。再有为满足我们将一部分杂志返回到北京的要求，又让曾守雄大伤脑筋，因为按规定境外印刷品是不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最后他根据与内地合作的经验，想了一个“中转迂回”的办法，即以深圳特区作为北京、香港之间的中转站，寄送和返回的菲林、杂志都在中转站进行，终于破解了这一难题。

　　1992年3月8日，应中川的邀请和安排，以宋之光大使为团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任封明为为副团长、我为秘书长的九人代表团从北京乘机前往大阪，参加《友好21’》创刊祝贺会。此前中川还邀请黄华、何理良夫妇和海南省常务副省长鲍克明前往参加，但在上报审批时因规格太高未获李鹏副总理批准。祝贺会于9日晚上在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举行，与会宾客如云，千昌奎总领事、大阪及日本关西地区工商企业界领袖和日本各地的日中友协负责人都前来祝贺，共襄盛举，成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一次重要活动。

　　那天晚上，中川喜滋滋地迎接来自中国和日本各地的贵宾，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物力和财力，单是邀请由九人组成的中方代表所需机票、食宿和前后六天逗留期间的接待费用，就不知花去他的多少积蓄。看到他和全家人为接待我们和安排活动而忙前忙后的紧张场面，事后我不禁感叹，幸亏黄华夫妇和鲍克明（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未获准一起出访，不然中川即使拼上老命也难以应付，何况黄华还是国家级的贵宾。中川这种“引火烧身”、为日中友好事业而竭尽全力的精神，是难以用金钱财富来衡量的，何况他并非身价上亿（甚至不足千万）的阔佬。

　　面对会场灯火辉煌、嘉宾陆续莅临的兴高采烈气氛，我却如火炭下肚般地心急如焚，因为“婚礼”即将举行，而新娘的“花轿”却不见踪影——香港的杂志还没有送到。正当不解内情的中川询问我是否宣布祝贺会开始，我在与他焦急地耳语之时，突然看到曾守雄、江月琼夫妇出现在我们面前，两个人都手提着一大包杂志。原来由于香港赶印出来的杂志来不及通过航运寄送，他们俩决定亲自送来，旅费也由他们自己承担。我与中川顿时心花怒放，立即指挥会务人员为嘉宾分发杂志，并把曾守雄夫妇介绍给宋之光、封明为、千昌奎等人。曾守雄的诚信、友好行为，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

　　《友好21’》以黄华、程思远、汪道涵为顾问、宋之光为名誉社长、中川为主干和我为编集长，它的创刊成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型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都为杂志题了词或发来贺信，杨振亚还为刊物撰写了创刊词。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以及《明报》、《信报》、《大公报》等中、日、港主流媒体也都对杂志创刊活动及内容作了报道或介绍。创刊号详尽介绍了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海南省的投资环境、项目及各项优惠政策，在参加创刊活动期间，由代表团成员、三亚市长王永春以及其他海南企业家在大阪举办了日本海南经济研讨会。
　　杂志出版发行后的一天，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编辑部负责人，闻讯来到《友好21’》编辑部访问。当了解整个编辑部连主任在内仅仅三名员工（其中两名为临时聘用人员）时，在深为赞叹的同时，连连叹息道：你们三个人扛起一本大型杂志，而我们是七十多名员工围绕着一本杂志转，比起你们来，我们就像是一艘大清王朝的破船，走不动了！

　　当《友好21’》在日本发行之后，发现由于刊名含义模糊不清、内容也较庞杂，因此中川建议将杂志改名为《中国经济》，对此我完全赞同。与此同时，中川又进一步加大对杂志的投入，雇佣了两名日本年轻女编辑，作为文字翻译而常驻北京，并以我的名义代他在当时北京最高档的住宅区方庄买了一套公寓房（外籍人士不允许购买），作为她们的办公室和住房。在大阪他又聘任了一位某大报的退休主编做日方编集长，而他自己更是努力学习编辑出版技能，全力投入杂志的日常业务。
　　对中川这一系列甩开臂膀大干的行动，我并不赞同并隐隐感到一种危机感，我希望他还是应该致力于他的商业事务，同时切实做好杂志在日本的发行，以及利用杂志的优势开展咨询、中介业务。倘若他也全力以赴投入编务工作，又何以使月月吞钱的杂志得以维持呢？但在中川这位个性执著甚至固执的强人面前，十条牛也难以拉动他回头。
　　不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使由外来资本推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全面崩溃，企业纷纷倒闭，遗留下巨额坏账，日本迎来了史上最漫长的经济衰退。中川当然难逃这场厄难，他的资金链断了，杂志也难以为继。在1995年6月出版了最后一期《中国经济》后，不得不在三年后挥泪宣告停刊。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常常想，这句千古名句难道是为千余年后的我与中川写的？我们二人在心心相印的合作中，已从工作关系转化为兄弟情谊。

　　在筹办杂志的过程中，我应中川邀请并由他资助两访日本，他更是三来北京，并且随我到三亚、深圳等地对水产养殖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考察。我们又同在香港拜访了名盛一时的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掌门人和田一夫，当时他正乘亚洲金融危机之间在香港低价收购了大批二手房。

　　当中川到我公司访问后，看到几辆小车一般只供频频来访的外宾使用，公司员工外出办事一律乘坐公交，连我和其他公司领导上下班也都骑自行车，就关切地问我，要不要赠送我们几辆二手车？我点头答应并表示感谢，但希望他量力而行，不要勉强。不久中川就发来传真，告我有七辆八九成新的二手车已到他手，现在停放在转运码头仓库等待起运，并寄来了这些车的照片，其中两辆是高档家庭旅游车，车内带有沙发床、冰箱等设备。我接信后立即四处打听进口手续，被告知赠送车辆需缴纳高昂的进口税，价格甚至超过新车购买费用。听说报社、扶贫基金会进车有豁免权，我就首先与公司执行董事长、人民日报社副社长李晋友联系，双方同意以四六开比例分配车辆的条件，以报社名义向海关申请免税进车，不过这一着并没有成功。我转而向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去电，双方也赞同以同样分成比联手进车，但竟又遭拒。一件好事终于闯不过国家体制这一铁门关，让热心的中川白白耗费精力，也白白给码头仓库支付了一笔存放费用。

　　他介绍给我的一位企业家，是大阪排行二三的大房地产商——朝日房地产株式会社社长松本。后来此人曾和我联手引进，与绍兴县建设局合资创办了一家朝日大酒店，后来知道这是绍兴县名副其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川还给我介绍了一位友好笃实的日本精密磨具技术专家有本勝。有本勝十分热爱中国，按日本保密法规定他的技术专利不得外传，但他却决意要到中国来发展，并多次请我帮忙选择地点，最后他把公司建在大连。有本每年都要来北京会见和宴请三位老朋友，除我外，另一位是他在日本结识的大作家王蒙，再有就是原北京吉普汽车公司纪委书记于朝显。四个人一年一聚，我们有请必到，延续了好几年。一次因王蒙听差了位于西单路口北一家饭店的名字，当时又没有手机可以联系，小车带着他在城里空转了个把小时，寻找无果只好怏怏而归了。后来我特地在东四的孔乙己酒店补请王蒙一次，他对绍兴酒菜赞不绝口，其实他家就在酒店后面不远处，竟不知道有一家能品尝鲁迅笔下绍兴酒和茴香豆的饭店近在咫尺，说以后可以常来饮酒了。不过不久他的家搬到北四环路后，大概就不便去体验孔乙己的生活了。

　　在杂志停刊后，中川曾几度来到北京，每次我和红海都与他见面并宴请。我们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和经济状况，因为获悉他已罹癌，而中川一如往常地乐观、豁达，对未来依然满怀信心。十分感慨的我，在一次与他分别后，写了一首《致友人——寄日本中川先生》小诗，默默地为我的好大哥祈福——好人一生平安：

　　萍水相遇人生幸，共创期刊志向同。

　　初识京城似旧友，再逢大阪结弟兄。

　　千仞富士君无畏，九曲黄河我从容。

　　沧海桑田谊永在，百折不回显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