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律生涯 2022.6.4创作并发布 2023.10.29修改后重新发布 2025.4.23再次发布

刘小明

　　我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前三届都是上山下乡插队哦，这些老三届大哥大姐吃够了人间苦），幸运没插队并进了当时央企、国防军工企业第772厂。因在学校和工厂均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并独奏二胡或者小提琴，对音乐充满了极度兴趣，期盼今后能走上专业音乐道路，成为著名作曲指挥家。1978年，我带着音乐的梦想，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专业（西洋作曲），并连续考了五天，最终因达不到钢琴专业演奏水平而落榜。

当年我已满25岁，此后已无资格再参加高考，只有彻底死了当作曲指挥家的这条心，开始钻研自学当时也是冷门的法律。

我当时订阅了全国所有的法律类相关报刊杂志（中国法制报、最高人民法院报等等都是创刊号起订）及购买了大量法律书籍研究学习，受益非浅，使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

　　1981年9月，我经有关领导推荐进入了南京市司法局在当时无法律专业毕业人才情况下开办的首届三年制法律大专班学习（共五百多名学员，几乎均来自全市各级司法机关选派的在职人员，另有少量军工企业职工）。教授各科专业的老师有南大民法专家周元伯、老一辈归队律师刘丕烈和吴波及章荣毕等、市中级法院政治部主任史友勇、省警官学院（原五处刑侦专家）张月亭等十几位专家。

通过三年专业系统学习，使我掌握了大量法律专业知识，并在1984年7月经13门科目考核（我平均成绩在88分以上）获得专业证书。



　



　　在法律大专班学习期间，本人经市司法局推荐及法院审核，从1982年起任鼓楼区法院刑庭人民陪审员，与当时刑庭庭长戴济贵（后调入中院并任刑庭庭长）、审判员陆祖业（后任该院办公室主任）组成刑事审判合议庭，朱丽任我们合议庭书记员（后任该院副院长），在该院审理了大量刑事一审案件（尤其1983年严打期间），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自己法律专业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我从1981年起（当时身边无老人照顾的儿子仅一岁），克服了大量困难，不顾艰辛的用了两年多点滴时间，艰难地完成了35万字的巜公民诉讼手册》一书。1984年经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审阅后又完成了第二稿。1985年第三稿被山西省人民出版社约稿，该出版社组织了数位专家审核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要求我按其要求修改后返回定稿出版。因后来多年一直忙于772厂诸多法律事务及律师办案，实在无法挤出一定的时间专门修改此书，只好搁浅，后来忍痛放弃了此书的出版。

1983年曾报考并参加过检察官招收，但落选。

　　1984年12月，经司法局考核及严格审查（当时没有全国律师资格和后来的法律职业资格统一考试），并经过五门科目考试及口试、面试等，同时报上级相关部门批准，我成为文革后恢复律师制度的第一代律师工作者（当时仅有极少数文革后归队的老律师），除仍在772厂工作外，同时在玄武区法律顾问处任兼职律师（当时律师事务所通称法律顾问处，市里设一个，每个区各设一个）。

       作为律师，那些年（尤其严打时期）办理了大量的刑、民、经济等各类诉讼或非诉讼案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也逐步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5年起从事兼职律师法律服务业务，办理了大量的各类诉讼、非诉讼案件。那时民事代理和刑事辩护案件均统一收费仅30～35元，很低哦。

        其中我曾为我厂物资处仓库保管员陈玉华（老公是设计所郑栋臣）弟弟陈玉祥出庭刑事辩护；还为我厂保卫处（厂宣传队京二胡）郭宝林的儿子在虹桥小学被他人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出庭民事代理。

　　自1983年起，本人还挤出点滴时间撰文并向十几家法律期刊投稿，先后在《法学》、巜河北法学》等多家法律专门杂志上发表了20余篇法律学术文章。

     我在85年～87年期间，参加过多次全国性的法律知识竞赛，并多次获奖。

        86年～88年，我在从没时间看书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过多门法律自学考试，当时已有6个科目获得合格证书，但最后实在没时间参加全部考试而中止。

1983年4月，受聘为南京日报社特约通讯员；1985年12月，受772厂党委和培训中心之聘，任772厂政校法律教员，并在普法期间，数十次为772厂各分厂及处室宣讲普及法制；1987年6月，受聘为巜经济与法律》杂志社特约记者；1997年1月，受聘为《中国贸易报》江苏采编中心法律、经济顾问；1989年6月，受聘为《广州青年报》南京记者站法律顾问；1997年，经国家科委审查推荐，被吸收为中国科协会员（社会科学中的法律系列）。

　　当初我厂无专门的企业法务部门，我专职从事法律工作是在厂审计室。后经我多次向772厂几位厂领导建议，并经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1988年3月3号，772厂正式成立政策法规处（电子工业部等国家各部委也设立政策法规司），并先后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等校招聘了数位法律专业应届毕业生，同时在工厂内部又调配了数人。政法处的全部法律专业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具体办理，整天忙的不亦乐乎。

      因工厂在职职工有5000多人，数十个下属单位（仅处长、中层干部和高级职称专家就各有200多位），所以相关工作量很大。

　　1988年，我向南京市工商局合同管理处建议在本市军工国防企业中开展一次重合同守信用专项检查……接着，市工商局牵头，抽调数十家军工企业的相关人员（每厂去一人，我代表772厂参加）组成检查团，先后去了在宁各军工国防工厂检查。

        检查完毕，我又建议市工商局搞个“经验交流会”，并颁发1988年南京市首批开展“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奖牌。因是我建议，同时也为进一步与市工商局建立友好关系，扩大我厂知名度，所以我向772厂领导请示后即在我厂举办此会议及承担所有会务接待工作费用。

        我从头至尾安排的此会议开的很成功，厂领导孙明光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交流报告并领取了奖牌。

　　不久，省工商局又专门编写了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经验汇集《信誉与效益》一书，书中还专门将我写的巜依法治厂、喜结硕果》一文编入其中。

　　因市工商局认为我是律师，相关合同法规政策早已掌握，所以在第二期合同…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向没参加培训学习的我直接颁发了培训结业证书。

　　1988年10月11日，全国发行的《现代家庭报》为我的法律成长之路刊登了、由我厂党委宣传部大文豪陈宜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广播电台“青年之声”栏目也同时以另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形式、并每天中午11时～11.30时用30分钟时间在电台中连续播放了一周，专题介绍了我从事法律工作的情况。

　　1989年，我编写了772厂经济合同管理手册，其中我厂内部规章办法基本上都是由我起草编写，交相关处室会签后报厂领导审定并下发各有关处室、人员遵照执行。

　　我在772厂数年专门从事法律顾问工作期间，对央企、大型军工国防企业的772厂内部经营、合同管理、内外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等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厂领导的一致好评。虽然工作极其繁忙，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出差，但对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实现一定的价值并作出应有的贡献，仍感到满足和自豪。

　　1988年12月起，被上级部门、电子工业部所属的巜中国电子报》长期约稿，先后在该报上刊登了数十篇文章。

　　在政法处工作期间，我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抽出时间为厂报（南电报）撰写了大量各类文章及新闻报道。

　　1989年1月至1990年12月，本人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职硕士研究生进修班带薪函授公费学习法律。在学习的同时，本人还自费参加了深圳电大“现代对外贸易业务”专业的大专班函授学习。

　　1993年起，我离开772厂（但仍保留厂籍关系），后进入社会上专职从事法律服务及法律服务单位的全面管理工作；2013年3月满60岁时，正式从772厂退休但仍专职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作为资深的法律专家，至今仍有很多企业家、亲朋好友、老客户不断向我寻求法律帮助，我仍发挥余热全力相助。我现在主要精力是对已有很高水平的儿子（2004年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即从事专职法律服务工作至今）和儿媳（2010年河海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即从事专门法律服务工作）及多位年轻律师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指导把关。闲时就掼掼蛋和喝喝小酒，或操琴玩玩音乐，充实人生，开心快乐每一天。

　　我从事了40多年法律工作，至今办理的各类案件三千余件。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不会在电脑上打字（电脑上仅可浏览各种资料及其他操作），所以撰写的法律文书草稿都是交文员正规排版打印，有时也直接手写提交法院（数十年来写的各类文稿足有数万页，仅六百多页的诉讼手册一书几稿下来就抄写了数千页）。

　　儿子陈波2004年南京大学毕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后，至今自已单独或与我合办、或与其他律师合办的刑、民、经济、行政等各类诉讼、非诉讼、仲裁案子达千余件。

从2006年起至今，儿子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所办的案子中一些涉及社会热点之案先后数十次被央视、数家省市电视台采访并在各电视台上反复热播热议。

2018年，儿子正在为他的前顾问单位（全国最大的健身龙头企业、上海金吉鸟集团公司）协调企业与消费者的纠纷，并由电视台主持人参与（后在电视台报道并由观众评论）。

　　儿媳周慧2010年河海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至今也办理了大量各类刑民案件。她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同时还分别持有国家一级建造师和一级建筑师执业证，所以凭其专业知识主要为央企、中建八局提供专业性极强的各项对口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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