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曰子里 <p class="ql-block">“文革”初期，由于父亲的工作单位属于机要保密单位不允许搞“四大”，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许多搞“四大”单位发生的情况父亲还是清楚的，许多老战友都受到冲击，下了台，甚至是被迫害至死，父亲内心是有思想准备的。</p><p class="ql-block">1969年总后勤部编制调整，许多部门合并。原军需生产部与原军马部以及原属军需部的农场部分合并成立总后勤部企业部，父亲奉调担任企业部部长。又回到了熟悉的的工作中。从延安到东北再到中南军区父亲一直断断续续地从事军需生产工作。按理说父亲应该很高兴，但企业部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两派对立，生产几乎停顿。父亲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派性问题阁置，将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作为中心来抓，不管什么派都要把生产搞上去。有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把上方宝剑工作就顺畅多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局面终于打开了。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正当父亲与同志们一起滿怀信心地努力工作时“913”事件发生了。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像父亲这样的“四野”老人，与“四大金刚”之一的邱会作部长工作联系紧密。同时任命高文智为总后副部长的命令已到了总后。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紧急提干”。父亲被停职审察，理由是批林批邱不积极。在预感到自己将失去自由时，父亲给在部队工作的我以及我弟弟阳力、妹妹力梅、小弟弟京力分别写了信。大致意思是要努力工作紧跟毛主席，依靠党组织，不要靠家里。我立刻感觉到了父亲可能出事了。那时林彪事件还未公布，但从庆祝1971年国庆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中也看出了异常。果然不久父亲就失去了自由，也不知道是关在什么地方。家也被抄了，（怀疑藏有反革命文件）也被从正军级的住房赶到一个统子楼现改的小三居。我哥哥在总后第20研究院工作也被抓起来交待问题。我在总参57研究所工作被禁止参加保密工作（在一个保密研究所里工作不让参加保密性质的工作还能干什么呢？在机加工车间打杂，到农场养猪）。弟弟阳力是空军某部飞行员被停飞，力梅妹妹，小弟京力的工作都受到影响。由于母亲也被审察，勒令交待高文智的问题也失去了自由，幸亏在十一学校任教的姐姐没什么事，她担起了向我们通报家里的情况的任务，使我们在外地的弟妹们得到了许多安慰。</p><p class="ql-block">后来据父亲讲，父母在出事前约定，无论受到多么残酷的对待都不能自杀，相信组织会搞清楚自己的问题，没干坏事就不怕审察。我父母都是非常坚强的人。但是在被审察的这些年里父亲也两次流下了眼泪。一次是出事前在38军112师医院当护理员的小弟弟给家里打电话问有没有什么事，父亲说没事，其实父亲己经被停职，他知道因为他的事要影响孩子们了而流下了眼泪。另一次是1974年后总后专案组经几年的审察没发现父亲与林彪以及黄吳李邱有除工作外的任何关系，因而撤消审察由工厂部（企业部己撤消只保留工厂部分）继续进行审察。父亲被关在工厂部机关大楼顶层一间屋里。有一天，父亲多年的警卫员（后转业在齐齐哈尔附近一个县里担任领导工作）张春生出差路过北京想看望父亲，但工厂部专案组不同意。有同情父亲的干部偷偷告诉了父亲，並约定时间开窗看一眼。当张春生在办公大楼下远远见到父亲时不禁老泪纵横，大声喊道：“老首长我来看你了！”看到这多年生死与共的老警卫为自己痛哭，父亲也流下了眼泪。</p><p class="ql-block">1978年初，经过多年的审察总后党委认为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出来工作了，在正式上报前先征求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意见，老帅指示大意是高文智是个老实人，不会搞阴谋诡计，可以出来工作。当总后将正示报告上报军委时，将父亲的材料以及叶帅的批示放在了最上边。那时负责军委曰常工作的领导是一位文革初就被打倒，受尽了折磨的老领导。他看到父亲的名字大怒（他认识父亲），批了四个字，连降三级，退回总后党委。此事让总后十分被动。多年审察没什么问题，原准备出来工作却来了个连降三级，怎么能这么办呢？但也不能违背军委的指示，而决定给父亲由八级降为九级的处分。张令斌副部长做父亲的工作，从遵守组织纪律的角度父亲同意接受处分，说就当没当过红军。</p><p class="ql-block">1982年总后党委又一次上报要求撤消父亲降级处分的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耿彪同志批准了报告，批准高文智按副兵团级待遇离休，医疗享受大区级待遇。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我曾问过父亲，这些年是否觉得委屈，父亲说没什么委屈的，不要说和那些被整死整残的同志相比，就是比大部分干部相比结果都好。只是可惜少为党工作了十几年。在父亲这一代人看来，革命从来不仅是从胜利走向胜利，革命也是从不断地纠正各类的错误中前进的，在一个大的运动中受些委屈甚至是作出牺牲再所难免。我们可以对一些具体作法提出疑问甚至批评和否定，但我们坚信我们党一定会走向正确的方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