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务桥往事

阮峰

酒务桥，人民路上的一座老桥，架在绍兴城西狭长的环山河上。据传酒务桥名的由来源于南宋。当时，桥旁建有官府专门管理酒业的酒务署，于是，附近这座石桥就被称作酒务桥。岁月沧桑，南宋距今已有千年，酒务署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但是，体现酒乡酒业历史悠久的桥名却被一直保存了下来。

酒务桥原为东西向单孔石拱桥，一九八八年八月，因人民路拓宽，旧酒务桥拆毁，遂改建成宽40步，长35步的水泥抬梁式桥。

上世纪六十年年代，我们举家搬迁到酒务桥旁的作揖坊居住，我在酒务桥畔渡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酒务桥上每天都有游览仓桥直街的游客驻足。三三两两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地人，好奇地欣赏桥两岸鳞次栉比、粉墙黛瓦的民居，青石垒砌的河埠。在他们眼中，这是一幅充满水乡风情的世俗画卷。

但是，对我而言，眼前的风景与记忆中的酒务桥相去甚远。今天的酒务桥一带，游人如织，喧闹繁华，老房子遮掩不住时尚现代的气息。也许，只有儿时的记忆，还能还原被岁月凐没的一二景象，找回昔日风情。

酒务桥畔

早年城里东西向的人民路到酒务桥头戛然而止，过桥后的道路称酒务桥直街，是一条三、五米宽的青石板路。

酒务桥西沿河的小巷往北是凤仪弄、宣化坊，直抵府桥。向南是作揖坊，尽头为凤仪桥。凤仪桥也是宋嘉泰《会稽志》有记载的古桥，取“凤凰来仪”之意。我们一般又叫它黄泥桥。凤仪桥古桥尚存，并且和绍兴的其它一些古桥一起打包，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景点。

酒务桥东沿河的路是石门槛，现在称为仓桥直街。石门槛也是宋朝以来的老街，相传附近有道台衙门，为防马车、牛车进入，特意在路口安置石条门槛，故尔得名。现在这条老街获得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成为外地游客了解绍兴古城风貌的窗口。

酒务桥直街长不过200米，两旁既有大户人家进深重重的台门，也有东倒西歪、破败不堪的贫民居所。我们家当年搬离富民坊时，就租住在酒务桥直街的一处旧宅。后因房屋一面墙倾斜成危房，方迁至作揖坊。

酒务桥直街与府山直街交汇处是五马坊口。这两条街的命名可能会让外地人一头雾水，为什么一直一横两条路都称直街。其实绍兴古城内许多称为直街的路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似乎比较随意。五马坊口以西称车水坊，是一条更窄一些的石板路。五马坊口有一个石牌坊，绍兴人称为行牌。小时候并不知晓牌坊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看到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的回忆，才知道这个牌坊是状元牌坊，车水坊西端还有一个，是明隆庆年间住在这里一个叫张元忭的状元为父亲张天复所立。张的府第即状元台门，在清嘉庆末年卖给陈姓，即陈桥驿先生的先祖，陈先生从小就住在这里。可惜状元台门包括车水坊这条路在1990年代中期都被夷为平地，改造成现在的人民西路。

据说车水坊的状元台门十分显赫，台门口两侧有竖旗杆的基石，“大堂前”即状元府的正厅前半部放得下六张八仙桌。状元台门以东的一座大宅原挂着“大夫第”的横匾。状元府以西隔几幢还有一处叫“人瑞”的古老台门，规模也不小。

过了车水坊，就来到城边的水旱偏门。出偏门一路向西，是鉴湖前街。这条伴着烟波浩渺的鉴湖的长街，临河商铺林立，河面航船、舢板及乡民船只络绎不绝。各式店铺、农家物产应有尽有。街上行人比肩继踵，远比城内热闹。

从偏门南上，则是“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古山阴道，可以直抵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书法圣地兰亭。

给童年留下难忘回忆的，还有家后门那条小河----环山河。随着四时季节更替，河边风景变幻不定。

寒冬清晨，踡缩在被窝的我们能听到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破冰声。一夜寒风河面结起了薄冰，一早进城的船只能破冰前行。此时，摇船的乡民改立船头，手持原先撑船的竹篙，用力敲击冰面。环卫站的粪车在石板路吱嘎前行，小巷不断传来马桶的倾倒和洗涮声。

春季雨多，河水漫涨，这是捕渔的季节。河埠头，有扳网的，方正的大网撒在河正中，一袋烟功夫扳起来检点一番。还有用鲤鱼作引子诱捕的，作诱饵的鱼似乎是雌性，鱼一旦跟随进入拐入河岸的水池，水闸落下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最吸引人的是夏季。午后三、四点钟，太阳西斜，河面没了阳光炽热的照射。河里渐次热闹，光腚的孩童用几块门板在水面凫水，玩的不亦乐乎。鱼船也陆陆续续从郊外划入，随着脚划船欸乃桨声，还有渔民悠长的吆喝，主妇们会来到后门的踏道，从船舱挑拣那些养在舱底活蹦乱跳的鱼虾。

主妇通常买二两河虾，配上从自家丝瓜棚现摘的丝瓜，再撒上一些笋干莱，这便是一般家庭晚歺中鲜美、消暑的干菜虾汤。有讲究者，买上四、五两河虾，做成一碗盐水虾，那是过酒胚中的上品。《知堂杂诗抄》中有“夕阳在树时加酉，泼水庭前作晚凉。板桌移来先吃饭，中间虾壳笋头汤。”看来，这样的画面从古至今，都是绍兴人在夏日极为常见的景象。

环山河也有干涸的时候，那都是发生在干旱少雨的七、八月份。有些年旱情特别严重，连续数月不下雨，水位持续下降，直至变成涓涓细流。这时，大部份河床会裸露，泥地在烈日曝晒下逐渐泛白。平时只能相望的河对岸，这时只需三脚两步跨过水洼即可。由于干旱缺水，我们在河床边挖水坑，称做土井。地下水位浅，土井蓄水比较快，而且经过土层过滤的水比较干净。用勺子将水一勺勺舀到桶里，拎回家中，土井水是那个季节家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绍兴习俗：正月赶戏赶热闹，二月春风放纸鹞，三月上坟看姣姣，四月奉牲祭禹庙，五月晒酱晒衣袄，六月沈园赏荷苞…冬月做酒舂年糕，腊鸡腊鸭腊月到。到了五月，家家户户会掇出一钵头酱。用麦粉做成一个个饼，即为酱饼。趁着黄梅天湿漉漉的天气，让酱饼发霉足透。十天半月下来，红通通的面酱就上了饭桌。咸中带甜，口感清爽，绍兴有谚：下半年少不了一筐鲞，上半年离不开一钵头酱

店铺

彼时的绍兴，除了称为大街的解放路散落着几家商店外，其它地方的商铺，多是仨两伙计的店面。酒务桥头也不例外。

桥东南石门槛路两侧，东首现在是滕记老厨酒店。当年这里是供应商店，专卖油盐酱醋、日用百货。这样的供应商店在五马坊口也有一家，格局大体一样。一排贴墙的木架，曲尺玻璃货柜，商品寥寥。不过，商店虽然简陋，却是正宗国有。大凡凭票供应的物品，如菜油，肥皂、白糖或者煤油、灯泡、火柴，商店是保证供应的。商店门口的竹箩筐里，堆着咸枪蟹、海蛰头、黄鱼鲞之类海货，那些年这种东西并不值钱。

路西紧挨河边，是一家柴店。柴店旁的河埠有长长的踏道，相当于一个小型码头，柴店的柴都在这里卸货。这些柴火大约从平水等南部山区运来，一捆一捆的树枝带着枯叶。那时家家户户都用烧柴的大灶，家里的柴房黑黝黝的，常年堆着大半间柴。平时，柴店买来的榶柴轻易舍不得烧，常用稻草结或杂七杂八的枝叶。几年后，柴店变成煤球店，改卖自制的煤球。于是，发煤炉成为每天的功课，街巷深处不时可见生煤炉的袅袅青烟。至于卖煤饼、用蜂窝煤炉是又过了几年的事。

桥东北现在阿佤山寨饭店的位置，原先是一家小店。三尺见方的柜台摆放几只大口的玻瓶，里面装着盐青豆、甘草、梅饼或自制的薄荷糖。这些零食大抵一分、二分即可，如一分钱可买一包盐青豆，用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十粒，咀嚼回味无穷。

小店北面即石门槛口是一个台门。其时原来被称为“锡半城”的市区里巳见不到锡箔店，也听不到沉重而凝滞的“当，当，当”的打箔声。但砑纸（将打的极薄的锡箔纸砑在一种黄色的土纸上）这一行当还是许多妇女的职业。我有个俞姓同学住在这个台门，每天约他上学时，总能看到他母亲在昏暗的过堂里低着头一刻不停地砑纸。

酒务桥西北是一家小酒店，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妻。酒店只有进深很浅的两小间。进屋东首小间是雅座、摆着两张条桌，几个长板凳、矮凳，可容五、六个人。西首柜台摆着几盘花生、毛豆、鸡爪之类的下酒胚。里厢靠墙一排酒坛，装着绍兴老酒和糟烧，泥甏里黄酒零拷是主要生意。那年头百姓手头都很紧，端着瓷碗来买酒的小孩一般一次都是买一鬲，大约二两光景吧。

酒务桥东首还有一些流动摊点。秋冬季节，有卖热番薯的。炭炉上架着铁锅，煮熟的番薯裂开口子，呈现诱人的栗子般黄白色。偶尔也有甘蔗摊，但生意不怎么好。桥上还有一副剃头挑子，剃头的公公五短身材，发须皆白。除刮风下雨，每天他都会准时候在那里。

但我们小孩剃头，似乎不屑在路边摊解决。五马坊口有一爿理发店，位置在供应商店斜对，坐北朝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店主是30多岁的男人，身形单薄，似乎得过小儿麻痹，涎着口水，总站不直。他给顾客剃头时喜欢讲些男欢女爱的荤腥话。她女人面色苍白，也很文弱，但模样周正，身体似乎没有缺陷。店里让人印象深刻的物件是理发椅上方悬着的一块方形纸板。纸板上栓着一条绳，天热时，女人就拉绳让纸板前后晃动，空气搅动，闷热的感觉顿时稍减。

还有一些店铺虽离酒务桥有一段距离，但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似不得不提。

酒务桥沿人民路东行半里许路，到的大街。右手第一家我们称为酒家，顾名思义是一个酒店。我还记得酒家门口的玻璃柜里陈列过活的火鸡。但我们从未进入过，不知格局生意如何。酒家后来又变成糖果店，糕饼店，卖过冷饮。

酒家南首是一家肉店。许多年肉须凭票供应，即或不用肉票，肉的好坏也大有讲究。肉店的柜台很高，顾客买肉时，仰望案板旁持刀的店员，眼中充满讨好神情，心里却是忐忑不定。当年赞热门职业是“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卖肉的能跻身其中并非浪得虚名。

马路对面有一家水果店，常年有苹果、梨、甘蔗、茡荠。卖得最好的自然是甘蔗，削皮切成短短的小节，然而装在竹蒌里盖上红纸，拎着它走亲访友。

沿石门槛向北到府桥头，也是一处小商埠。桥头有烧饼油条店，还能买到豆浆。沿府横街向东，在一处叫大帝庙的地方，是一家国营莱市场。菩萨早已移去，空荡荡的屋子做莱场也还宽敝。那年代既无农贸市场也无马路摊位，方圆三、五里仅这一卖莱的地方。好在许多百姓也不似今天须每日买莱，莱场仅是偶尔光顾。

粮站在过木桥后向南行几十米处。门店不大，供应品种无非籼米、粳米等三、五种，也许还有面粉。每次拿着米袋去买米，我都会下意识的把购粮证紧紧攥在手里。购粮证上有全家大小一季度或者更长时间的粮票，每次去粮店购米，收款员除了收钱外，还要从粮证上小心翼翼地剪下所需的粮票。我们在粮站常年购买的都是标一籼米，每斤好象1角3分多点。籼米不仅比粳米便宜，而且出饭率高，是普通人家的首选。当然，籼米口感远不如粳米。

粮站也就二、三个店员。负责的男人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板宽厚，神色和蔼，服务态度极好。我们将米袋候在漏斗状的称量柜出口下，待板壁里面的店员喊一声“好了！”才把袋口紧紧挨住接口接米。粮站备有一截截扎米袋的麻绳，帮助那些粗枝大意忘带绳头的顾客，这也算是他们的便民服务。

木桥下来的前观巷路口，有一家叫粮机厂

的工厂。锻工房在工厂大门的斜对面，即马路南面。锻工房的门在工作时总是敞开着。于是，我们在上下学途中，就会在门前驻留，看工人师傅操作。锻工房有一个很大的汽锤，工人们用钳子挟着在火炉中烧的通红的铁件，放在汽锤下一记记锻打，很快就打压成所需形状，让我们看的入迷。

街坊邻舍

过了酒务桥，在凤仪弄与酒务桥直街口，是朱家的眼科。朝东的山墙，画着大大的一只眼晴。不知朱家眼科医术是祖传还是其它传承，印象中很少见到求医人。但这一大家子似乎并无其它进项，想来还是有生意的。朱家有七兄妹，老三文建1972年到吉林支边与我在一个集体户。文建干农活不惜力气，而且学的极快，因此深得生产队上下的好评。他很快被抽调支工，后又调回到绍兴古越龙山工作。

眼科对面似有一个做面的工场，并未看到外卖，主要是帮人加工。有湿面，也有挂面。屋内摆放长长的木架，加工的挂面晾在架上待干后交付顾主。这处工场七十年代后期变成居委会的五金副业组.

从酒务桥拐入作揖坊，桥头第一户人家紧挨河边，两小间房子只有十多个平方。这家有个姑娘和我年岁相仿，名字记不清了。好象家中并无成人，姑娘也没上过学，跟我母亲学挑花边。

这户人家南边是一个院落，住着三四户人家。姓王的一家男人在一家商业公司工作，女主人精明能干，当过我们居委会干部，人称金主任。王家有永根、夏根等三、四个男孩和一个姑娘，老二夏根同样去吉林插队，和我在一个户。夏根是集体户副户长，比我小3岁，人比较单薄，干农活显不出能耐。但他性情活络，能察言观色，所以也较早离开农村，75年被推荐去了吉林的一所中专上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拖拉机厂，后来调回绍钢工作。

王家南边是俞家。俞老伯矮个、墩实，似苦力出身，拉过黄包车，后来当过居委会治保主任。俞家三子一女，老大是老三届，爱练武，似乎不屑与我们玩。老二阿寅小我们一、二岁，文革初起那几年，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半大小子就成天厮混在一起。

作揖坊西边第一家叫九斤，是个比我们大三、四岁的大小子。好象没上过什么学，也不见有什么正式工作。这户人家的大人小孩大约都是靠短工谋生。

九斤南面一家只有一个女人，三、四十岁，好象姓张。女人有一相好，人称老胡子，是木桥头那边一家厂的工人。盛夏时节，太阳落山后人们会把小桌子搬到天井吃晚饭。这家女人也在门口摆张桌子陪男人喝酒，并不时和邻居、路人答腔，全无忸怩之态。

张家往南是一台门，大约有三四进深，叫潘家台门。台门有几户人家，留有印象的是潘家的两个子女。小玉是长女，秀气端庄，举手投足颇有大户人家风范。但当年似乎也没什么工作，做些挑花边的零活。她的兄弟也大我们几岁，眼晴有点斜视，大家叫他羊眼。羊眼后来好象在一所民办学校教书。

潘家往前是余家。余家外面看上去也象一个台门，虽然台阶门面较一般台门简陋。进入台门后是一个四合院结构，住户除余家，也有租户。这家女主人母辈们叫她大嫂，男主人是吃公家饭的，但似乎经常下乡。余家有长兴、顺兴、永兴等四兄弟及一个女孩。老大长兴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参加过大串联。他描述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的辽阔和坦荡，让我们这些最远只到过省城杭州的少年羡慕和神往。老二顺兴虽说也是老三届，但是68届的初中生，仅比我高一级，经常在一起。我们交换想法设法弄来的书，包括一些苏联小说。在台门斗打牌，去城外河里摸螺蛳河蚌。夏季烈日炎炎，下午三、四点钟石板路还晒得烫脚。但一帮少年赤脚头顶木盆，走到偏门一带下水。从偏门向南的河叫娄宫江，我们凫在水里，沿着供电局、河山桥，最远到亭山，一路摸水蛤螺蛳。娄宫江河水清澈，两岸都是农田，河床没有淤泥。河蚌一般喜附着在河底，我们在没胸的水里用双脚在河床泥地上拨拉，一旦踫到似是河蚌的硬壳，即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用双手拔起。碰到一些斤把甚至几斤重的大蚌我们叫鸡冠，一次很难撼动，需要浮上水面換气后再次潜入，才能使劲挖出。但这些水蛤、鸡冠以及螺蛳，我们很少作为莱肴。大都是敲碎后喂了家里养的几只鸭子。顺兴1969年一片红时到绍兴南池支农。3年后，我也去了吉林农村，也成为一名知青。也许因为同为天涯沦落人，有较多共同语言。因此，务农期间我和顺兴通过几次信，介绍各自境遇。他还应我的要求，给我寄来一些南方豆类种子。我们将它们种在集体户房后的园田地里，刀豆、四季豆等作物在东北的黑土地里长的郁郁葱葱。

余家台门的租户叫阿牛 （妞？），和我们家也走的很勤。阿牛的老公在漓渚铁矿，是外地人，高个，面容清瘦，一看就不是下井的矿工，大约是技术员。她那时刚生一男孩，她还有个兄弟在衢县大州的771铀矿工作。阿牛的娘家在城隍庙西边，她母亲身高马大，说话粗声大气。妇人脸上都是坑坑洼洼的麻斑，这是天花患者出天花后，天花疱疹发脓、结痂、脱落结疤后留下的凹陷疤痕。许多天花幸存者脸上都会留下这种印记，区别无非是有些人的麻点比较稀疏。

阿牛娘家门口有一眼水井，水井规模较大，我们常去那里挑水。城隍庙东一条小弄堂也有一口井，离我家更近些，但那井相对较小，水量不充沛，我们去的少些。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家里的饮用水除了井水，还有雨水。雨夭，架在屋檐下的毛竹水流（槽），把从屋顶流淌下来的雨水引入水缸，这是搜集雨水最便捷的办法。当然缸里的雨水也要用明矾消毒，还要用竹筒将沉在水缸底的浊水吸出。后来，粮机厂旁的木桥头装了公共自来水龙头，一分钱可以接两担自来水。接自来水虽然经常需要排队，但毕竟较井水干净，我们也就改用自来水，并结束了挑井水的历史。

余家南边是夏家。夏家台门比较考究，前后二进住了夏家两兄弟。第一进住的夏家男人排行老三，我们叫三爹，又喊女主人三妈。三爹在漓渚的一家医院上班，他们家有菊英、菊新等三个姑娘，最小的男孩叫伟荣。天井还算宽敞，有一口井水清洌的井。因夏家台门正对我家，我们也去他们那儿汲水。

夏家老二住在里面一进。他家有伟良、伟民两兄弟及一个妹妹。老二及二嫂身体似乎都不太好，尤其二嫂脸颊常年绯红，经常咳嗽。她得的是结核，那时叫痨病，去世的比较早。伟良两兄弟发育不良，个子都比较小。我们有时候也去他们家玩，两兄弟将一叠叠收掇在柜子里的杂志拿给我们看。虽然只是《中国妇女》这一类政治时事出版物，但因为是文革前出版的，在没什么书可看的文化沙漠年代，也很让人爱不释手。老大伟良去了吉林，也在我们集体户。因人小体弱，干农活费劲，让他在家做饭、喂猪，也算人尽其才。伟良在东北呆的时间最长。户里其它知青或读书、招工，或跑回老家办病退，只有他及另几个女知青一直走不了。随着集体户知青逐渐减少，公社就把集体户合并。他们先从六家子生产队集体户并到大队所在的后围子集体户，后又并到那林大队的河圈户。虽说每并一次户，生产队的条件都比上一个屯子有所改善，但总归还在农村。1979年知青大返城，伟良才从东北回绍到工厂上班，下岗潮后他在大江农贸市场租摊做生意。

夏家再过去是董家。董家男人人称阿五，个子高商瘦瘦。他家的女主人则很矮，也就1米5开外。虽然高矮悬殊，但据说夫妻这种秤砣配，其实相得益彰。董家有几个女孩，老大身材匀称，面容姣好。老二董小娟则象其母亲一样矮小，而且小学读几年就缀学，后来也去支边在我户。也许是书读的少，也许是家庭教养不得法，她的为人处事总是不招人喜欢，与其它知青不太融洽。由于在集体户孤单，她反到和当地老乡走的近，寻求些许温暖。

董家对面的台门，也是我家南邻，住有两户人家。临河一户女主人称钱家，她家生了五个女儿，老大金花，老二银花，下面几个妹妹不知叫什么花。五姐妹都长的模样端庄秀丽。台门临街的一户是阿国家。阿国父亲在上海做工，母亲秀姨在茶厂，爷爷奶奶操持家务。阿国是领养，老人年岁已高，无法干重活，我经常帮他们家挑水。两户人家中间的一块空地，种着一株枣树。秋天，我们可以看到高出我们院子南墙的枣树，上部结满了成熟的枣子。

我们家住的地方已经不能算台门了，顶多是一院落。房子大约是五十年代未翻建，座北朝南，北墙全部是石小墙。进院门后，有一块狭长的道地，道地北面及东西两端分布4户人家。

西厢房只有两小间平房，原来的主人叫老朱，车木厂的。老朱矮个、壮实，性情豁达，爱开玩笑。他好象当过人民陪审员。老朱女人也是矮个，但纤弱，说话细声细气。后来换的主人姓金，也是小个，但房子翻建成楼房了。

东首临河的一家也只有三口人。男主人五三，与父辈年龄相当，我们称呼阿爹。阿爹是手艺人，在皮鞋厂做鞋。虽不是厂长之类，但似乎管过生产，在厂里也是头面人物。因此，文革初期还在台门口被造反派贴了大字报。

阿爹清瘦，留一撮山羊胡子，对台门里的小孩极和善。男人嗜酒，每顿饭前都是一碗绍兴老酒。当黄酒下肚时，满脸红光的阿爹开始高声大气、骂骂咧咧，与平时宛若两人。女主人金菊在茶厂拣茶，高高瘦瘦。他们领养的女儿取名招弟，比我大一岁，但还是没给家里盼来弟弟妹妹。

阿爹家是临河，他们家吃饭间东边有一扇门，推门出去就是踏道。踏道高且窄，有五、六级石阶。我们小孩图方便，到河边不去台门外面北侧的公共河埠头，而是经常穿过阿爹家堂前，去河里拎水、洗东西和游泳。

住在我家东首的是杨家，有一子一女。男人是铁路建设单位的，长年在外漂泊。退休回家后女儿顶职去了外地父亲单位。女主人好象是余姚一带人，但早年嫁到绍兴，似乎也很少见到娘家人来往。女人短暂工作过，一直操持家务，到晚年虔诚信佛，终日供奉观音，烧香祭拜菩萨。

我们院子北侧有块空地，空地北面的几户人家交往不多。临路的一户有小公公、小婆婆两位老人，他们南面的一户女主人也是茶厂工人，女儿比我略大，还有几个弟弟。大的弟弟在当年支边时也曾是动员过，但似乎家里巳有人支农而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