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军工大院

自由行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一座著名的军校大院中度过的，这所军校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哈军工。 1952年3月18日，为了解决抗美援朝战场上因我军缺乏军事技术人才，致使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战斗力大打折扣地实际问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长粟裕联名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一个星期以后，军委主席毛泽东不仅批准了这一报告，而且还亲自选定远在朝鲜前线的陈赓大将作为该院的首任院长兼政委。 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陈赓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之任命书 临危受命的陈赓院长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地陪同苏联专家小组在初步划定地上海，南京，大连，哈尔滨四个城市中为未来的军工选定校址。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最终，他们将其确定在了哈尔滨。 接下来为了保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完成艰巨的建校任务，陈院长又决定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及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为班底来组建哈军工。正是基于这一决定，当时作为二野军大成员的父母便开始随队出征，从大西南的重庆星夜兼程赶赴新中国北方名城哈尔滨。 哈军工组建时期的父母 根据筹建需要，到达哈尔滨后的父母被安排到学院青年部工作。由于当时参加学院建设的骨干多以年轻的干部，战士为主，加之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学院的主体建设，因此，当时青年部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火热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朝夕相处的父母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院青年部的部分同志合影 在国家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所有参建人员的共同努力，全新的哈军工不仅在1953年9月1日顺利开学，而且还在1954年底建成了5座新的教学大楼，初步形成了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军工大院。 1955年全军授衔前，部队开始大批裁减女干部。正是在这次整编大潮中，母亲被迫离开了工作，生活多年的部队，转业到当时哈尔滨市政府从事人民代表工作。此后，父母也经组织批准，于1956年2月正式结为了伉俪。 父母结婚后的合影 由于当时哈军工干部宿舍尚未建设完成，结婚后的父母只能先住在市政府借给母亲的一间房子中。虽说房子不大，但环境却很特殊，也许是考虑父亲在军队工作，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的原因，我们居然被安排与当时哈尔滨几个副市长住在一个院中。1957年8月18日我在军工医院出生后不久便被抱到这里，后来还曾在市政府宿舍幼儿园待了一段时间。 哈尔滨市人委宿舍幼儿园一周年合影 1961年，随着哈军工建设接近尾声，我们也正式搬到了军工大院生活。 建成后的军工大院包括教学区和生活区两个区域。由主入口进入，要通过院区和教学区两道大门，我们通常称他们为一道门和二道门。两个大门均有卫兵把守，其中二道门只有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可以入内，生活区则凭证件出入。 哈军工的生活区内设有住宅区、食堂、幼儿园、小学、医院、锅炉房、军人服务社，邮局、粮店、理发、浴池、蜂窝煤厂，同时还建有独立的水塔和大煤气罐。而住宅区则又通过建筑外墙的颜色和结构细分为红楼区，灰楼区、黄楼区和职工村等。全院所有的教工均按所属的系和单位集中居住，统一管理。 威严的哈军工正门及主入口大道 由于父亲后来从青年部调到了海军系工作，我们回到院区后便被安置在了海军工程系（3系）和原子工程系（2系）集中居住的黄楼区。不曾想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居然也是我们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时的分班依据。而正是得益于这种特殊地分班方式，使我们在这一区域内居住的同龄人从此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同学，个别人甚至还变成了后来在同一工作单位中的同事。 笔者从哈军工幼儿园毕业时的毕业证书 哈军工幼儿园毕业合影 1964年7月，我们从幼儿园毕业后，直接升入了哈尔滨市的育红小学。这所小学的原名为建军小学，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哈军工子弟小学。记得入学时，我们这群同龄人根据所居住区域被分成了5个班，一、二班的同学来自职工村，三班的同学住在红楼区，四班是我们黄楼区的同学，五班同学则隶属于灰楼区。 回想起那时的小学时光，可以说完全类似于一种准军事化管理。每天我们听着军号声起床，吃早饭，然后列队，由学校指定的，住在同一区域内的高年级同学带领前往学校。放学后，仍然是由高年级同学引领回到家中。唯一需要自己做的就是在父母下班之前，拿着他们走时留下的饭票，独自去食堂打饭。那时，很多同学都穿着用父母旧军装改造成的衣服，过着一种十分规律，无忧无虑地生活。 如今的育红小学局部 正当学院逐渐步入正轨之际，1965年10月21日，军工却突然接到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军工等三所院校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按照最后规定的时间，从1966年4月1日开始，哈军工将改为地方体制，划归国防科委领导。看着两道大门撤除了卫兵，父辈们也脱下心爱的军装，涉世未深我们虽不知其中的原因，但也隐约感到了熟悉的大院已有大事发生。此后不久，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更大动乱又开始席卷而至。 父亲集体转业前与我们拍摄的“全家福” 此时，虽说在我们心中原来神秘的教学区已经可以随便出入，但大院中的一切仿佛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定点播放的军号声没有了，接着是庄严整齐的大院中逐渐贴满了大字报，后来一队队戴着红袖章人马开始在大院中不停地穿梭，最终则进一步导致许多同学的家长都已不能正常回家。当时，大院中每天都在上演的批斗会，辩论会以及后来的武斗都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已被冰雪覆盖了的军工大院 虽说这一阶段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院中不知所措的孩子还能每天去学校上课，但这时正常的教学秩序早已中断，每天仅保留的两堂课也基本就是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而已。 此后不久，据说是为了打破军工所建的独立王国，区教育局先是把原来的子弟小学收编了过去，接着又从大院外的另一所小学调集了同年级的几个班过来。然后，学校革委会再把这些同学打散，分开插入到我们原来的几个班中。在完成了这一系列”掺沙子”的操作之后，我们这些原住民便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沦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哈军工大操场边的林荫道 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之间在中国的“珍宝岛”爆发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由于军工同样处于北方边陲，因此，整个大院瞬间也被紧张的战争气氛所笼罩。 为了防止“苏修”全面入侵，同时也为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大院内的所有单位立即开始按照分工挖起了防空洞。面对遍布院区不同角落，轰轰烈烈，灯火通明的施工现场，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半大孩子也仿佛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每天不停地穿梭在各个工地之间，并为能够见证这个难得的世纪工程而感到骄傲。 经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到了小学毕业的年纪。按照现在的说法，由小学升入初中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但当时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地感觉，似乎只是在同一个校园中变换了个称呼而已。对这种在小学里面办中学的做法，当时的人们还煞有介事为其起了个名字，称作“戴帽”。 以珍宝岛战斗为内容创作的宣传画 时间到了1970年，为了防止军工这所来之不易的国防院校遭到破坏，根据当时"军委办事组"指示，国防科委命令"哈军工"分散南迁。具体南迁方案如下："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以及院直机关内迁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哈军工"原子工程系与"哈工大"合并，归属于国防科委二机部，内迁四川，组建重庆工业大学。空军工程系迁往西安与西北工业大学合并，归属于国防科委三机部。而海军工程系则要迁往武汉。原军工大院由于属于军产，直接划归黑龙江省军区使用。 面对这次史无前例的搬迁，我们所能直观感觉到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同学跟随父母离开了大院，而随着接收单位的陆续进入，原来一统天下的大院开始被划地为牢，割据成七零八落地模样。 哈军工早期的小平房和水塔 也许是因为我们与军工大院的情缘未了，原来计划南迁武汉的海军工程系却因在当地找不到合适校舍为由而夭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级最终批复的替代方案又是在原地继续办学。经过如此这般的神操作后，我们这些海军工程系的子弟又神奇的留了下来，继续享受着大院里的悠闲时光。 进入中学阶段以来，学校依然延续着原来的半停课状态。那时我们的生活基本就是先去学校点个卯，然后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大院中闲逛。按照我们每天的想法，先是去各栋教学楼中寻找打乒乓球的地方，然后再去已移交给省军区的军人俱乐部蹭着看场电影。这种颓废的生活态度直到与一件偶发小事相遇才得以改变。 海军工程系的教学楼31号楼 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有同学发现俱乐部正在上演一场内部电影，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立即三步并作二步的跑向了现场。此时，有组织的观众早已整队入场，电影也已开始了一段时间。为了能有机会被允许进入影院，我们开始向把门的战士祈求，希望能唤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进而圆了我们的观影之梦。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正当我们焦虑等待机会之时，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被称为史干事的干部从俱乐部内走了出来，他望着我们期盼的目光，不紧不慢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有谁会背阿基米德定律？会的人背完了就可以进去”。听了他说的这番话，我们都面面相觑，只能十分不情愿的泱泱离去。 回到家里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在书中查找阿基米德，同时，为了能抓住下一次的机会，一场发自内心的自学风潮就此拉开了序幕。虽说后来我们并未再遇到过史干事，也没能用上我们学到的各种知识，但史干事留给我们的特殊地启蒙方式却让我们在后来高考中获益匪浅。 哈军工军人俱乐部 1974年，我们大多数人都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十年制义务教育，即将踏上一条前途未扑的上山下乡之路。此刻，我们心里都十分明白，是时候与朝夕相处的大院说再见了。尽管每个人都有些许不舍，但这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成长过程。就我而言，后来虽又经历了参军，高考，工作，考研，出国等多重角色转换，尽管每次转换都与大院渐行渐远，但我一直都把它视为自己成长地摇篮，力量的源泉，愿哈军工在我们的心中永存，愿红星和军号时刻陪伴着我们！ 1974年去农村插队之前在军工大院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