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粮食大院的往事

于颖

五十年代初，父母亲从讷河来到急需各类职工机关干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莫旗（当时都叫这里为布西）。父亲到当时的粮食局油厂加工车间，母亲被分配到工会的机关学校继续做教员。
父母说，他们在讷河参加工作之初，工资是用粮食代替的，至于每月或每年挣得多少粮食，我不记得了。小时候记得父亲曾经在部队上，看到过他挎着双枪的相片。后来到了地方武装。在我出生几个月后，母亲做了乡村小学教师。

上面照片是我的父亲参加革命后拍的，这之前，他可能没拍过照片。
我的爷爷在父亲他15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就开始给地主做小长工，放猪。年底下，他拉着爬犁从地主家回家过年了，爬犁上是他一年挣下的粮食和一点点给家里的年货。

抗日战争时期，十八九岁的父亲，跟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用他的话说，参加了。
他生前会时不时哼唱参加时学的那首歌。
看下面的歌词。

上面这首歌，父亲每次唱，都很自豪满足，我有时也会跟着唱“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他就更是高兴！

1945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整编与其他队伍组建了第四野战军。1946年春天，父亲参加了四平战役后。他跟我们说过，战场啥什么时候不怕死了，从战友的身体上踩过跑向敌人的时候，啥都不怕了！1949年春，姥姥听说四野有部队要进关南下，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许父亲去的。甚至提出，你要去也行，先把婚离了再去！为了能南下也不要离婚，父亲跪了姥姥！可是，只有独生女儿又强势的姥姥，就是不撒口！奶奶也不想父亲南下，可是奶奶不会阻拦，她了解儿子。奶奶的心里打鼓，南下，谁知道是个什么前景啊。毕竟，姥姥和奶奶两位老太太没有“革命母亲”的觉悟啊。
父亲留下了。到了地方武装的县大队。
多年后我明白了这一切的根源，竟然是因为我。
四野南下发生在1949年3、4月间。那个时候，正是我准备来到世间刚刚在母亲腹中萌芽之时。
为了隔辈人，为了怀孕的独生女儿，姥姥的反对，我能理解。可也就是这阻止，让父亲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与部队一起南下的历史机遇。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以致后来成为与母亲发生隔阂就会想起的一生也不能释怀的事。
后话了。

父亲虽然去了县里武装大队，但是，人们的议论和他自己的观察，都不能让他承受“逃兵”一样的感觉。于是，到了莫旗，先在榨油车间。那时候的榨油比较落后。我经常去送饭，看到过一些。

下面是老式榨油作坊。当时莫旗油厂，也没有比这先进多少。

无论春夏秋冬，车间里工人都是光膀子短裤光脚干活，用脚踩黄豆。如果到了送饭时间，总有工人喊，送饭的来啦！好像在做信号似的警示，是不是有人全裸着干活也说不定呢。
榨油车间温度太高了！

那时候都是黄豆油。出油后的黄豆下脚料就是豆饼。
看下图。

豆饼就拿去做了牛马料了。
有时候，送饭去的我，会拿一块零碎的豆饼回去，放炉盖上烤烤吃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莫旗要建面粉加工厂，父亲被粮食局派出去采购加工面粉的机器设备。父亲开始了两年多的采购员工作，父亲说，他是去无锡“住在”。
“住在”，这是当时我认为的两个字，并不知道太多意思。这住在就是去一次不是十天半个月的出差，而是最短一个月最长三个月半年都有。后来理解了，那不是“住在”，而应该是驻站。小孩子竟胡猜。
那时候，无锡是国内生产粮食机械设备比较先进的地方。
看下面网上资料。

无锡，是父亲去采购面粉加工机器设备的地方。也是我们北方孩子了解南方的第一个地方。
父亲每次回来，多少要带给我们一点南方的东西。不记得有什么吃的，估计是不好带。
一次父亲回来，带了一块方头巾！那头巾，不是一般的头巾，是白色印花的纱巾！
一块，给谁戴呢？母亲不会戴，太艳丽了。给我？也不行，妹妹于欣小我三岁半，就算她不挣，我也不会心安理得自己戴着。奶奶了解这些，她都不用跟谁商量，先是用蓝色染料给染成灰白色，那红花也就变成了紫色的花，这就不那么艳丽了，符合当时人们低调的审美。然后，中间一剪子，一块方巾变成两条长方头巾了。我和于欣一人一条。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皆大欢喜。
看下图，是我保存至今的那块纱巾！多年洗涮，灰底色不那么灰了，花儿也不那么紫了！

下边这块，是于欣的。她说，从前也是经常戴，洗的遍数多了，颜色更淡了。

2018年4月，去江南旅游，无锡，是必须去的地方。戴上了那条纱巾，去了父亲曾经拍照留念的太湖。到处找带有石拱的小桥。父亲当年是站在后边有座小石拱桥那拍照的。当年的照片没了，当年的小桥是哪座呢？
唉！江南小石拱桥太多了！

阴雨蒙蒙之中，在一座小桥前留影纪念吧。
我们还去了无锡博物馆。几经打听才找到。每打听一位无锡人他们都挺奇怪的样子，那意思就是“去博物馆？去那儿看啥呀”？我去是为了了解更多当年那个粮食机器设备制造厂的。内容很少，已经合资了。

父亲去无锡驻站，还给奶奶和妈买过几件上好的绸缎衣服，按着当时人们着装的标准，她们是没法直接穿出去的，奶奶就改制给她和妈做了小棉袄，总有罩衣套在外面，自己美着别人看不见。

父亲还买过一块旧的英格坤表。
看下图。

这块表，1963年我上初一的时候，父亲给我戴了。插队再上学工作，一直戴到1974年。
我要结婚时，父亲一直觉着女婿家庭成分高，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不太同意。因此，有些情绪地说，要结婚了，得买块手表吧（意思是他们家得给买吧），所以，我把那块英格坤表还给了父亲。自然，婆家人自顾不暇的年头，谁给我买表啊！倒是母亲看不过去，给姑爷买了一块上海春蕾手表。
那块英格坤表小妹戴，小妹结婚了也是效仿我把表又留在了家里。让小弟弟当成玩具，给戴丢了！

小弟弟胳膊上戴的就是那块不知去向的英格小坤表！

经过两年多父亲一次次从尼尔基到无锡，驻厂催货，一批批面粉加工机器从无锡发到尼尔基，粮食大院在东南角建起了一座黑色的小木楼，安装上分批到来的机器，终于，莫旗有了自己的面粉加工厂，结束了产麦区还得外购面粉的历史！

面粉楼里的机器设备都是父亲买回来的，我就有了点儿“小东家”的感觉，有机会就进去看看！进去了问这问那，这个机器做什么的？那个呢？几层楼下来，由于噪音很大，人家的回答我也听不太清楚，加上不了解机器性能，就是看热闹加碍事儿！出来时还弄得衣服粘上很多面粉糠皮。去了几次也就消停了！
消停归消停，可那自豪感，还是满满的！

父亲从小没有读过书，用他的话说，是参加（革命）了才开始学习认字的。到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可以查阅四角号码字典了。他生性要强性格倔犟，学文化也是不肯落后的。否则，粮食局怎么会派他当采购员呢！父亲的文化水平足以胜任他担负的工作了！

面粉楼建好了，机器安装到位投入生产了，父亲又被派到讷河火车站驻站去了。那时候叫莫旗粮库转运站吧。

上面照片，当时粮库院里储备粮食也是用这样的囤子。有用席子围出来上面用苇子搭出盖的，有用一圈圈泥加草砌起来的。后来，又有了土圆仓。就是下图这种。

每年秋收后，农民把粮食卖到粮库，粮库把粮食存储在粮仓里。那时候，粮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什么时候国家调拨了，就得赶紧照调拨令发到指定的地方去。莫旗不通火车，得先往讷河火车站送，送到的粮食得及时装车发运。这个环节，就看转运站的了。父亲做这个组织协调的工作，也是做了多年。性格倔犟的他，能适应这种与方方面面打交道的工作，可见他的性格还是有多面性能力还是很强的。可惜，当年很少与父亲交谈他的工作，很少了解他是怎么做好这工作的。后来想到这些，遗憾之时也是挺佩服父亲的！

时至今日，讷河火车站，还有不同名称的莫旗驻站机构。

父亲退休前，做了不用再出差的工作了，我家也就结束了多多少少总在拖欠公款五六百元之内的日子。

讷河火车站驻站后，父亲年龄大了，回到了粮库，做起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父亲做仓库管理员，他的勤奋认真甚至跟谁都丁是丁卯是卯的较劲，在粮食大院人人皆知。谁想从他手里捣鼓点儿私事儿，想都别想！
几任领导也都是肯定的。退休前他的最后一任领导是陈卫东。陈卫东是莫旗文革中接收的粮食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他对父亲一直很好。
陈卫东大不了我几岁，后来谈起父亲，他说，你父亲那人好啊！没有花花心眼，干工作一心朴实地。那仓库管理的，啥东西啥地方，谁去领料，老头几步就到了要领的料那，准！谁想弄点私活没门儿！有时候我出面讲情，那都执拗！要是生病了喝多了在家没上班，仓库钥匙，谁也别想从他手里要出来，必须我去才行！

陈卫东这些话，我信。
讲两件小事儿吧。
粮库耗子多，每年被耗子咬坏的麻袋面袋子特别多。破了的袋子，家属缝补，按着袋子个数是给钱的。麻袋也好面袋子也罢，破洞不一样啊。领袋子的时候，有工人帮着家属挑破洞少的，缝补起来就省不少事。我们那排队等着领呢，人家挑好了拿走了！我找父亲说，你去帮我们挑好的拿呗。父亲说，等着领啥样算啥样的吧！根本不管。
还有是“挑土粮”。春天粮食大院要晾晒粮食，收起来了，底下会有些参呼进了土的粮食也不能扔了，那就是土粮。一袋子一袋子地分给家属，挑出的粮食按分量算工钱。这里也是有诀窍的。有力气的工人，拽拽袋子就知道袋子轻重了。轻的，土少粮食多工钱就多，重的，土多粮食少自然工钱就少还费工夫！我们拽不动麻袋，也是去找父亲。他明知道这里的事儿，无奈地笑笑，还是不管。说，分哪袋子就挑哪袋子吧！

能挣点钱的活，他不会帮我们，不能挣钱出义务工的活，他可是轰赶着我们去干！
春天粮库晒粮，院子里地方少不够用，有的时候还要晒到学校操场甚至大街上。
遇上来雨了，粮食大院广播喇叭就会喊“粮食职工干部家属，赶紧拿上工具收粮啦！”无论黑天白天，只要我们在家，就是夜里睡着呢，父亲也要都把我们叫起来，顶着雨冒着大风地跟着他去收粮食。

说起父亲的这种品格，让我想到他曾经为四野官兵，曾经挣过国家发放的小米为工资。这样的人，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到了退休的年龄，应该是“离休”，和退休的待遇大不相同。可是我的父亲，他没有向本地的组织积极争取过这样的待遇。文革前我还小，好像听说过父亲找过当地武装部，他们回答说，你去参加革命的地方找材料有证据才行啊。父亲去没去找，我不知道。父亲去世以后，有一位来自四平（或白城子）的老同志（听说是当地人大主任退休的），到莫旗打听父亲，说是他当年的首长。可是，他来晚了，父亲去世几年了。还有，父亲曾经有一张挎着双枪坐在椅子上旁边站着一位战士的照片。父亲说，那是他当年的警卫员（我记得那人姓蓝）。四野下江南时，警卫员跟着部队打到广东的海南。后来，留在了广东军区。父亲或者觉着自己当年几乎跟逃兵一样没有跟上部队南下，没有脸面去找战友作证，他的工作履历就没有续上，也就没有享受离休的待遇。
唉！当我想到这些时，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了。
现在说这些，也不过是想到父亲在利益之前的那不挣不抢的品格。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三十九年了。这张我们五兄妹在粮食大院东侧大平房前的合影距今也是五十年了。
与父母一起生活时，不觉着有一天他们会突然离开。非常遗憾的是，父母的五个孩子与他们没有一张合影。我八九岁时，有奶奶父母我和妹妹于欣有一张合影，可是后来还是没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回家张罗着全家去拍张全家福。走到半路听说停电了，照相馆不能拍照了！我跑到那儿去看个虚实。又很失望地跑回来告诉他们，真的不能拍了。
唉！上初中二年级时我就借过别人的相机拍照去，那天，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去借相机拍一张全家福呢！

父亲生前没有太多照片留下。记忆中，还有一张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前的照片。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以投掷三项参加了全区工人运动会。回程北京转车他去了颐和园，在万寿山前拍了那张照片，还特意给我讲了颐和园有一头望着万寿山的大铜牛！后来，我每次去颐和园，都会远远地看看万寿山，特别要到那大铜牛处望向万寿山。心里会想着，我就是那铜牛，父亲，他，在万寿山上呢。

每每看到这样的粮食囤子，眼下也只能是看图片了，都会想起那个年代的粮库。莫旗的粮库，尼尔基的粮食大院，那里曾经有我父亲从壮年到老年的身影。
如今，粮库不再是那个粮库了，粮食大院也化身为群众健身娱乐的依兰广场了。我的父亲，在我的心里，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