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小中专（冯学荣）

梦中人

——献给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中专生

□泉水叮咚

（一）小中专的来历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发表后，有朋友问：“如果不熟悉我们69届，或今后谁都不知何谓69届者的后人，读你的书会怎样？”

确实，以后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中专”这个词了，更没有人知道“小中专”这个词了。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以为“小中专”的“小”字是个谦词。中专嘛，相比大专、本科，文凭本来就低一等，加上一个“小”字也很自然。

其实，“小中专”的“小”字是特指年龄小的意思。那个时候，中专有从高中招生的，也有从初中招生的，从初中招生的才是小中专。

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考入襄樊市师范学校的，也就是现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那时简称“襄师”，毕业后颁发中等职业教育文凭，也就是中专文凭。

襄师在1982年之前从高中招生。从1982年开始，可能是为了快马加鞭建设四个现代化，襄师停止了高中招生，改从初中招生。

高中招生的学制是两年，初中招生的学制是三年，毕业后都是中专学历。为了区分初中和高中这两种不同的生源，我们这些从初中招收的中专生就俗称“小中专”，从高中招收的称为大中专。

那时，襄阳还有一所师范学校——襄阳师范专科学校，现在湖北文理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颁发大专文凭。当时，我们简称“襄师”，他们简称“师专”。

我们83级是襄师从初中招生的第二届小中专，相较于1982年的第一届小中专，我们那一届的招生更严，只招收应届毕业生，不招收复读生。

听说有同学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甚至已经到学校报到了，被查出是复读生，又退了学。这些人只能返回去读高中，上中专是不行的。

我无从知道这些当年被勒令退学的复读生是否回去上了高中，高考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考上大学？现在的他们是郁闷于当年的被退学，还是庆幸于当年的被退学？

（二）学霸的失落

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城市化进程，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中考的主力军也在农村。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中专，就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商品粮，中专自然成为首选。因此，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也比高中更高些。

当然，我们也有好几个同学——就我所知都是女同学，本身就是吃商品粮的，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也读了中专。

也许，她们的父母认为，女孩子有个中专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必要再去冒险，上高中，考大学，万一考不上呢？

确实，在那个文盲还很普遍的年代，中专生也属凤毛麟角，而这些商品粮出身的同学，虽然是女同学，却都是我们83级的佼佼者。

当然，也可能她们热爱师范，喜欢教师的职业。一次，我好奇地询问一位吃商品粮的女同学，为何也上了中专？原来啊，她的哥哥上了高中，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让她读了中专。年仅15岁的她，虽然遵照父母的意愿上了中专，却也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子，喜欢弹琴的她，天天泡在琴房里，连国庆放假也不回家，以此排遣心中的郁闷。

我的中考成绩是517分，当年襄师录取分数线460分，襄阳四中的分数线450分，我所在的宜城县一中分数线420分，我的分数算是比较高的。

有一次，教导主任在班上讲，我是那一年襄阳地区的中专状元。我不是襄阳地区的中专状元，但我确实是襄师83级的中考状元。

优异的中考成绩没有给我带来荣耀，襄师的目标不是升学，不是考大学，她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小学教师似乎并不需要学习拔尖。

襄师鼓励学生成为天文地理各方面都懂一点的通才，并不看重文化课成绩，她从来没有像初中和高中那样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也没有奖学金，更没有对文化课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

用任正非的话说，我这种除了学习好啥也不好的学生，在襄师是没有机会崭露头角的。不过，我也得过一次奖，一个演讲比赛三等奖。奖品是两本书，一本《复活》，一本《镀金时代》。《复活》我认真读过，至今保存着。《镀金时代》却没有读下去，书也不知所终了。

功课当然要及格，不及格就要挂科，挂科补考再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以至于同学们私下里经常调侃60分万岁。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中考学霸，60分并不难，考试题目是任课老师自己出的，试卷也是任课老师阅的，考试前，老师通常也会给我们划重点，个别同学真的不及格了，厚着脸皮找一下老师，一般也都能通融过关。

初中时，我的梦想是当科学家，进了襄师，老师告诉我们将来要当小学老师。这个落差实在太大，记得招生时老师只是对我讲，将来要当老师，并没有说是小学老师，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半会确实难于接受。

小学老师并不低人一等，学校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高尚而又神圣的职业。但那时，老师的地位并不高，还没有完全从“臭老九”的遗臭中彻底摆脱，主要的，我的理想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更不是小学老师。巨大的心理落差很难在短期抚平。师范三年，我郁郁寡欢，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在失落与彷徨中度日。

科学家的梦破灭了，但大学梦并没有泯灭，同学们买来高中数理化辅导教材，一头扎进高中的题海之中。

只是走着走着，发现师范的数理化和高中的数理化相比，越来越小儿科了。没有老师的辅导，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升学的动力，钻研高中数理化，我们越来越感到乏力了。

最郁闷的是不开英语课。现在看来，襄师那个时候真是短见，曾几何时，英语几乎从呱呱坠地的娃娃就开始抓起了。

语数外——外语是高考的主科！大学梦，少了外语怎么圆？心有不甘的我们，老师不教，就自己学。大家买来各种英语教材，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还有同学自学日语，每天抱着收音机收听英语和日语讲座。

也有修成正果的，好几个同学，毕业后竟然当上了高中英语老师；还有同学，凭着一股子顽强的毅力，自学了大学英语，并且考上研究生，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成为小有名气的专家、教授。

（三）从乔洼到千山之巅

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琴房……，招生时，老师们向我们描绘的校园设施一应俱全。不过，老师们当时没有讲的是，学校并不在城市里，甚至也不在郊区，而是坐落在离城区40多里路的一个叫乔洼的极其偏僻的小山沟，我们从农村来到了山沟。

听说老襄师在襄阳城的中心，现在襄城运动路一带。文革中，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搬到了远离城市的乔洼。

我们83级的冯耀民同学写过一篇回忆乔洼的文章，对乔洼有过详细的描述。学校在一片洼地里，四面是山，一条公路横贯其中，成为连接外界的通道。

山不大，翻过山是一望无际的红薯地。没有商场超市，没有游戏机房，没有烧烤和地摊，孤零零的一所学校散落在山的脚下，随处可听小鸟鸣叫，随地可见黄牛吃草，倒是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学校面向旷野，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她敞开胸怀，拥抱大自然。这对于今天看惯了高墙环绕、大门紧闭的人们可能有些费解，但当时的我们并没觉得有何不妥，也没感到有何不适，也没听说有什么治安盗窃事件。倒是我们男生时不时跑到山上，挖农民的红薯，回来后用脸盆煮了吃，或用松枝烤着吃，空气中常常弥漫着一股子浓烈的烤红薯的香味。

可能是红薯太多，红薯也并不值钱，农民也不在意，从没有农民来学校告状，也没引起任何麻烦，当地的老百姓真是好。

功课之余，我们走遍了乔洼的山山水水，看日出日落，听溪流淙淙，捡松树的果子备冬天生火，摘山上的野果充当点心。在乔洼，我们过得十分安逸。

为了方便师生进城，学校在樊城东风路设立了办事处，作为师生往返学校的落脚点。办事处的老师很热情，嘘寒问暖，端茶递水，给我们交待很多外出预防扒窃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非常亲切。

办事处不提供食宿，只能暂时中转和歇脚。办事处对面有个山西刀削面馆，味道不错，价格实惠，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今，再到那里，已没有了办事处的踪迹，也没了刀削面馆，令人生出一股无名的惆怅。

学校每周安排一辆东风140卡车接送师生往返城区，学生会干部负责分发车票，凭票上车。弄不到车票的时候，我们就凭两条腿进城和返校。

进城还好，热情高涨，充满希望。返校就不一样了，疲惫不堪，总也望不到头。我们设定几个小目标，到了钢丝厂，就走了一半；再到铸造三厂，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再往前走，就看见熟悉的红薯地了。到了学校，已是漆黑一片了，人也累得散了架，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

三年级时，学校搬到了襄阳城西的千山。和乔洼不同，这次，学校建在了山顶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瞰襄阳城区。我们从低矮的乔洼一下子挺进了千山之巅。

（四）铁饭碗

上了中专，户口就迁到了学校，我们端上了铁饭碗，不交学费，每月还有17.5元的助学金，男生发斤粮票，女生32斤。男生基本够吃，女生还吃不完。节余的粮票，可以到商店换零食，也有女生悄悄地送给要好的男生。

学校有农场，还有拖拉机，种了大片的小麦。播种用拖拉机，收割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全校师生一起上阵，浩浩荡荡的队伍，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是壮观。虽有磕磕绊绊，弄伤手脚的，但更多的是丰收的愉悦和收获的幸福。

学校所在的乔洼靠近河南，以面食为主，早晚两顿馒头，中午提供一顿米饭。馒头很大，四两一个，通常情况下，一个馒头就足够了。也有能吃的，一天，我们班几个男生打赌，看谁吃得多，最厉害的P同学一口气吃了七个馒头，大家全都服气了。

学校有卫生室，看病是免费的。卫生室的G医生是个身材很高的中年妇女，嗓门大，训起人来很厉害，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看病细心周到，喜欢和我们拉家常，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女，煞是可爱，我们经常逗着玩。

学校还有面包房，来自农村的我，以前不知面包为何物。刚烤出来的面包，酥酥的，黄黄的，老远都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实在是太诱人了。吃到嘴里，酸酸的，甜甜的，软软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松软酸甜的面包了。

师范三年，我的个子从入学时的1米57窜到1米80，虽然还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个子毕竟长起来了，这要感谢襄师轻松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确实，1980年代，17.5元的助学金是很管用的，一些节俭的同学基本不向家里要钱，很大地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我知道家里不宽裕，也尽量咬牙坚持用助学金解决生活，不给家里增添负担。

（五）老三班

83级一共206名学生，分五个班。不知什么原因，到了二年级，学校要将我们五个班并为四个班，方案是撤销我们三班。

听到消息的我们三班同学想不通啊，我们既不靠前，又不靠后，我们在正中间啊，为什么撤销我们班？

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生气，越生气越觉得要奋起抗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三班的同学自发地集合起来，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了，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目标，只是向着远方，向着远离学校的未知的前方离校出走。

大家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行走，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古驿镇，同学们在镇上吃了散伙饭，照了纪念照，热烈地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我和好友戴君商量，万一学校处分我们，我们就回宜城老家，到宜城一中读高中，幸许还能考上大学。是啊，或许还能圆我们的大学梦。

到了傍晚，饥肠辘辘的我们开始有些发虚了，晚上到哪里过夜呢？回不回学校呢？学校会不会处分我们呢？

经过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吵，凌晨零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老师们在焦急地寻找我们，听说我们回来了，不仅没有生气，没有批评我们，相反，喜出望外地迎接我们回来，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夜宵，馒头，包子，面条，饺子，一应俱全，全部免费！

学校领导亲自接待了我们，要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学校不处分学生，不在档案上记录，请大家安心学习，吃饱睡好。

三班还是解散了，但我们可以自愿选择新的班级。原来的四班变成了三班，过去的老三班成为了历史，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

（六）运动会

每年秋季，学校雷打不动举办田径运动会，这是学校的大事，老师恨不得全体学生都报名参赛，实在不能参加比赛的同学，就得写广播稿，当拉拉队员。

运动会期间，高音喇叭特别嘹亮，每当一个冠军产生，班上没有参加比赛的同学都要加紧赶写广播稿，从各个角度报道比赛的盛况，渲染比赛的激烈场景和精彩片段，赞扬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祝贺运动员取得的优异成绩。播音员也特别卖力，声情并茂，激情昂扬，反复播报，不做到妇孺皆知誓不罢休，运动会的冠军才是学校的英雄！

一次，好友肖君拿到400米冠军，我们高兴坏了，室友戴君立即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宜城贡酒，那是他父亲要他送给老师的，被我们几个同学当庆功酒喝了。

82级的刘师兄一人独揽100米、200米、400米、跳远和4X100米接力五项冠军，是真正的运动天才。我们觉得他是刘易斯再生，他又姓刘，长得也像刘易斯，是学校最耀眼的明星。不知道刘师兄毕业后分到了哪里，过得可好，是否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体育？

运动健将经常代表学校参加省市两级的比赛，为学校挣得了不少荣誉，是学校的功臣。学校也没有忘记他们，毕业分配时，这些昔日立下汗马功劳的同学也成为学校重点关心的对象，他们本身也是极受欢迎的抢手货，分配时往往成为上调的重点。

（七）篮球赛

只要不下雨，篮球场上总有球赛，有时候是老师们打，有时候是师生混合打，有时候是班级之间友谊比赛，说是友谊赛，基本上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战，不决出胜负决不罢休，决出胜负仍不服气。

篮球场上，体育老师自不用说，是当然的场上主力，李老师擅长强攻，他总能攻到篮板下返手上篮；孙老师擅长穿插，善于组织，不用任命，总是队长。

令人惊异的是，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个子不高，教生物的吴老师在场上如入无人之境，球到了他手下，就像着了魔法，被他运得出神入化，谁也奈何不了他，只能任他纵横驰骋，投篮得分。

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五十多岁的刘老师，据说是学校唯一的研究员，也喜欢打篮球。刘老师年纪大了，人又长得瘦，只能在外围作战，却也能屡屡得分，一个三分球，引来观众大声喝彩。

当教导主任的邢老师是天生的裁判员，吹着口哨，煞有介事，威风凛凛，气度不亚于奥运裁判。有时候我们到篮球场，好像不是去看打球，而是专门去欣赏邢裁判员的翩翩风度。

邢老师还有一幅天生的男高音嗓子，文艺晚会上，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迷倒了无数的粉丝，我们觉得邢老师的演唱比蒋大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爱打篮球的老师，就有爱打篮球的学生。四班的熊同学个子不高，却是篮球天才，球到他手里总能玩出花样，又特别讲哥们义气，一个妙传，队友就有了进分机会，大有乔丹风范，也被称为小乔丹。

（八）音乐

虽然每周只有两节，但音乐课绝对是襄师最重要的课程之一，文、黄二位音乐老师更是音乐修养极高又极其认真负责的老师。

据说文老师是从上海下放下来的知识分子，有极好的音乐素养，弹起钢琴来，一副全身心投入无比陶醉的样子令人心向往之。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姓一样，温文尔雅，有君子之风。

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倾倒了无数中国人。我们也不例外，寒假结束上学后的第一堂音乐课，文老师就教我们唱《我的中国心》。他根据录音谱了曲子，并且把谱好的曲子发给我们，一边弹着钢琴伴奏，一边领着我们歌唱，那情景至今令人怀念。

虽说是音乐课，老师也经常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或是乐理，或是识谱，或是视唱。也有天生音乐细胞缺乏者，老师叫起来，局促不安，汗流浃背。有一次，黄老师点名G同学回答问题，只听G同学大声说道：“他请假了！”

我们大吃一惊，大家面面相觑，一霎之间，空气像是凝住了，鸦雀无声。我感觉一向要求严格的黄老师好像有所觉察，只见她犹豫了一会，但还是略带疑惑地叫了当文娱委员的李同学回答，大家悬到嗓子眼里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文娱委员的回答让黄老师很满意，G同学更是如释重负。

乐理是基础，三年下来，我们学了厚厚的几大本乐理。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多少，我是基本上毫无保留的全还给老师了。

视唱是音乐课的重点之一，一段时间老唱《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我们稀里糊涂地唱着，不知道这首歌好在哪里？也不知道老师为何如此钟爱？倒是《外婆的澎湖湾》简单明了，一学就会，大家都爱唱。

舞蹈也是音乐课的内容之一。学校那时有一个幼师班，全是女生，长我们一届，理所当然的称之为学姐。幼师学姐们个个多才多艺，身手不凡，学校经常安排她们辅导我们跳舞，交谊舞，民族舞等。

我们在操场上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边唱一边跳，“螃蟹子螃蟹子多又多”。学姐们有拉手风琴伴奏的，有引领做示范的，也有拉着我们手把手指导要领的，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快乐、温馨和甜蜜。

吹拉弹唱是基本功，不少同学刻苦地练习各种乐器，成为课余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钢琴太高雅了，属于女同学的专利。最简单的乐器当属笛子和口琴，价格便宜，大家都买得起，成为有兴趣的男生的首选。

比较酷的是吉他，看似漫不经心地拨弄，却俨然一幅港仔的派头，很能吸引女同学的关注。这还不是最酷的，一次全校文艺汇演上，四班的老蔡来了一个扬琴独奏，惊艳了众多的男女同学。

上课之余，同学们另一项爱好是抄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抄歌。有些人抄了好几大本，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抄录和学唱最新的流行歌曲，以此为荣，乐此不疲。当然了，最流行的依然是《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

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时间过得太快，转眼之间，两个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早已变成了老一辈。抚今追昔，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九）琴棋书画

生为师范生，琴棋书画，一样也不能少。弹琴自不必说，这是学校的必修课。学校虽然没有条件为每位同学配备钢琴，却为大家都配备了脚踏风琴，有些痴迷的同学吃了饭就往琴房跑，傍晚时分，琴房常常人满为患。

比起弹琴，下棋更为普及。那时，首届中日围棋擂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中方主将聂卫平似一阵旋风连扫日方大将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力挫日方主将藤泽秀行，一举夺魁，凯旋而归，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看得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而又酣畅淋漓。

聂旋风的这阵旋风搅动了一池春水，不少男生爱上了围棋，背口诀，研棋谱，没日没夜下得天昏地暗。

围棋是个慢活，好多人耐不住性子，更接地气的是象棋，短平快，一顿饭的工夫，就下了一盘棋。我们也经常边吃饭，边下棋，饭吃完了，棋也下完了，可谓多快好省，不亦乐乎。

二班的徐君最厉害，他下棋时像一尊石佛，一动不动，一声不啃，任凭你杀得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他仍然不动声色，慢条斯理，令对手没有一点脾气。毕业后，徐君当了校长，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下棋，是否还是如此四平八稳。

除了围棋、象棋，我们也研究国际象棋。没有老师教，大家自学成才，无师自通。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没有裁判，没有百度，只能靠争吵解决。毕业后，再也没有心情也没有伙伴玩国际象棋了，那些车直马斜的规矩也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不分男生女生，大家全是书法爱好者。没事的时候，个个挥毫临帖。最受欢迎的是颜真卿，柳公权，还有欧阳询，自习时间，教室里到处飘荡着墨汁的清香。

教我们书法的韩老师是个书迷，一辈子皓首穷经，苦练书法，不仅现场挥毫泼墨，以作示范，也经常把作品拿来让我们欣赏，令我们佩服不已。

书法课上，也教国画。老师讲，书法是基础，书法练好了，国画是水到渠成的事。最先画的是松树，松枝盘旋曲折，画歪一点也没关系，正好可以显得苍劲有力。

美术课是另外一个老师教，一上课就画素描。这是绘画的基本功，不是一朝一夕练得好的，刚开始画个静物还好对付，令人生畏的是石膏像，且不说去画那冷峻的面孔和深邃的眼睛，单单就是那一头卷曲的头发，就让人头疼。但仍然有不少同学热衷于此，我们班上的李同学就很有天赋，画的石膏像栩栩如生，深得老师好评。我们以为李同学会成一名优秀的美术老师，没想到，他却当了校长，不知道现在的李校长还画不画画。

学校经常举办书画展，开展评奖活动，极大地鼓励了同学们练习书画的热情，很多同学都练得一手好字，一些简单的绘画也不在话下，毕业后都成了各自单位里的笔杆子。

（十）文娱晚会

班上每学期都要举行文娱晚会，班主任照例动员全员参与，更残酷的是，经常玩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花落谁家都得表演节目，这可难为了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

逼得没招了，我和好友戴君商量，咱俩合伙讲相声。我俩从杂志上找来一篇歇后语相声，稍加改编，反复排练，竟然也讲得绘声绘色，连班主任也笑得前仰后俯，歇后语也在班上很流行了一阵。

事隔多年，一次同学聚会，我提起当年讲相声的往事，同学们却都想不起来了——他们不相信呆板的我还会讲相声！

班级晚会的优秀节目，会推荐到学校汇演，我们班上的保留节目有老潘的笛子，吴同学的二胡。学校大型汇演时，老师要从各个班级抽调文艺骨干集中排练，能抽去演出的学生都是学校的明星，经常领舞的是W同学，领唱的是L同学，弹奏钢琴的是C同学……一时之间，群星璀璨。

（十一）图书馆、阅览室、书店

图书馆不大，藏书却很丰富，古今中外的书都有，借书也很方便，可惜那时的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大把的时间有的是，以后再读吧。结果是大把的时间荒芜了，大量的图书闲置了。

不过，也看了几本，男生爱看《少年维特的烦恼》，装成一副忧郁的样子，像是维特；女生爱看琼瑶，梦想着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爱情故事。流行的还有《红与黑》和《简爱》，《基督山伯爵》也很带劲。后来毕业了，就再也没有这样方便的图书馆供我们借阅了。

阅览室也是我们经常逗留的地方，里面摆满了各种期刊，关心时事的我们，爱看《瞭望》和《环球》；青春期的我们，也偷偷地看《知音》上介绍两性知识的文章。

学校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书店，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书店的汪老师长得清瘦，却很热心，有了新书，总是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偶尔有同学看了半天也不买，他也面无嗔色，笑哈哈地说：“有空再来啊。”

我在书店买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古文观止》，至今还时不时地翻两下，上下两册，每册1.1元，在当时可不便宜。我的一点可怜的古文基础也是仰仗《古文观止》打下的，《古文观止》还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左传》《国策》上面那些不卑不亢的外交说辞和舍生取义的人物故事，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书店也是收发信件的地方，大家来书店，很多时候也是来寄信和取信的。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与家里联系的主要方式却只能是书信。

师范期间，家父给我写了不少信。父亲的来信主要是询问学习情况，提出要求和希望。每次收到信，我都压力山大，每次都犹豫好久，不敢拆开阅读，更不知道如何回复，总觉得又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深为自己在学校混天度日不思进取而悔恨。

书店还是领汇款单的地方，看到同学兴致勃勃地来领汇款单都很羡慕。我知道家里经济困难，轻易不敢向父亲提钱。有时候逼得没办法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要，每次父亲也都面有难色。等到父亲真的把钱寄来了，取款时又感到深深的惶恐和不安，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我却在这里挥霍无度无所用心，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十二）电影

学校每周放一场电影，就在灯光球场里露天放映，当年国产的大片几乎一个没有落下，《人生》、《四渡赤水》、《高山下的花环》……也有欧美大片，《罗马假日》，《魂断蓝桥》，《胜利大逃亡》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我们不仅在学校看，也进城看，虽然要买门票，但仍然欲罢不能。工人文化宫，人民广场，襄阳剧院，都留下了我们观影的足迹。可惜，这些地方现在都不放映电影了。

我们不仅爱看电影，也爱看电影杂志，像《大众电影》啦，《环球银幕》啦，都很抢手，一人订阅，全班传看。什么金鸡奖啦、百花奖啦，我们都了若掌指。

那个时候，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外国的演员是美的。《罗马假日》的赫本，美得简直令人窒息，我们惊为天人，到处搜集赫本的写真，用来包装书皮。

看国内演员，总觉得老土，演个农民还像那么回事，演个古装戏也凑合，那些愚昧的，落后的，野蛮的，演得还行，像红高粱的活剥人皮啦，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啦，就演得活龙活现，连老外也点头称是，甚至还给颁个鼓励奖。演起现代戏，城市戏，就懵圈，一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样子，让人受不了。

现在想来，也不能怪人家演员土，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城市化，大家都是农村人，自然只会演农民。

毕业后，反倒很少看电影了，也不知道最新的流行影片是啥了，更不知道金鸡百花都花落谁家了。

（十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考入襄师时，我们正值十五岁的花季少年，是天然的文艺青年。学校因势利导，建有雨地文学社，圆了不少同学的文学梦。不过，那更像是女同学的沙龙，男生爱看的是小说，且君子动口不动手，只爱评头论足，不爱动笔写作。

金庸自不用说，好多同学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看个不休。三年级时，《射雕英雄传》的电视连续剧上演了，大家每集不落。学校善解人意，晚上将电视机搬到教室前面露天播放，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总也看不够黄蓉的机敏和灵秀，总也笑不完老顽童的泼皮无赖和靖哥哥的憨厚傻冒。

长篇小说比较磨人，八十年代，国家每年都评选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那才对我的胃口。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北方的河》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

最卖座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前者写尽了饥饿对人性的摧残，后者写尽了性的饥渴对人性的碾压。

食色，性也。张贤亮对饿肚子和性饥渴的描写可谓登峰造极，没有深刻的体验是断然写不出的，自然也是十几岁的少年难于抵挡的。

不过，朴实无华的《肖尔布拉克》同样受欢迎，娓娓道来，如数家常，“碱水里泡过的资本家小姐，比金子还要珍贵。”至今记得这句话。

青春年少，不能没有诗。汪国真，席慕蓉，顾城，都曾经让我们掏过钱包，普希金、拜伦的书也没有少买，经常出现在笔记本菲页上的话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经常调侃人生的话是“且来尽情欢笑，明天再喝苏打水，听人讲道。”

（十四）世界杯

1986年，我们快毕业了，却迎来了世界杯。十八岁的我们是当仁不让的铁杆球迷，尽管当时电视尚未普及，比赛时间也大都是晚自习的时间，但这点困难难不倒我们。

因为快要毕业了，老师也不大管我们，我们乐得自行其事。有时候是翻墙进入电视机房，悄悄拉上窗帘，调小音量，几个同学偷偷地看得心脏砰砰直跳；有时候是厚着脸皮到熟悉的教工家里蹭电视；实在没辙了，几个男生凑到一起听收音机，宋世雄的解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也一样能过瘾。

我们为巴西队与法国队四分之一决赛时济科的点球失利而扼腕叹息，济科啊济科，你一生踢进了多少个点球啊，为什么偏偏这次踢不进？

我们为英阿大战中马拉多纳传奇般的连续进球惊呼不已，我们和阿根廷人一样激动得落泪，迭戈啊迭戈，今夜值得为你落泪！

我们为519国足在家门口不敌香港队痛失世界杯出线权而气愤填膺，我们读着刘心武的《519长镜头》，为中国足球伤心失望。国足啊国足，你怎么老是让人伤心失望？

（十五）爱情

学校禁止谈恋爱，为人师表的我们也不敢谈恋爱，但毕业前夕还是能嗅到一丝爱情的气息，男女生不怎么说话了，偶尔见面也有些脸红了，想碰到她却又害怕碰到了。

也听到一些爱情的传说，朦胧的月色下，宁静的小桥边，袅娜的柳树旁，偶尔也有成双成对的身影倘佯漫步。

也有终成眷属的，但都说是毕业以后才谈的。身为局外人，我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原委？

也有胆大的男生公开宣示主权，大写爱情诗，大填爱情词，Z同学一篇《蝶恋花》轰动一时，被同学们笑称“花蝴蝶”而不以为忤反以为傲。

也曾有心仪的女孩，也曾有怦然心动的时刻，却只敢深埋在心底，跟最好的朋友也不能透露，深怕亵渎了这份神圣的爱情，更怕遭到无情的讽刺和轻率的嘲笑。年轻的脆弱的心啊，哪里经得起半分的波折！

也曾想写信暗示一下，也曾想邂逅凝眸一回，也曾想借故搭讪两句，却是欲要碰面又故意绕道。朦胧的爱啊，为何这般让人琢磨不透？

少年的爱是如此的深藏不露，被我小心翼翼地层层包裹，不让任何人知道，连老天爷也不知晓。我的襄师的爱情啊，是那么的含蓄而又羞涩，是如此的一尘不染而又相思缠绵！

假如，当初，我向她表露心迹，她会芳心暗许，还是嗤之一鼻？

假如，而今，我向她吐露心菲，她会若有所悟，还是恍然若失？

最喜爱贺铸“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我梦中的女孩啊，只有春天，才配和你在一起！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的相思愁绪啊，是那一川的烟草，无边无垠；是那满城的枊絮，扬扬洒洒；是梅子黄时漫天的细雨，绵绵不绝……

（六）实习

毕业前夕，学校安排我们在城区和近郊的小学实习，我和同班的两位男生四位女生在欧庙镇LK小学实习。

LK小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了食堂和宿舍，大胆地让我们独立地给学生上课，原任课老师只是偶尔随堂听课作些指导，绝大部分时间任凭我们自由发挥。

头两节课稍显紧张，后来自由发挥了，反而轻松了，我们逐渐进入了教师的角色。

那个时候，欧庙镇广泛地种植麦冬而致富，万元户俯拾皆是，在我们还在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时候，他们已经普及了摩托车。

老师们也不例外，工资似乎只是副业收入，麦冬才是主要收入。工作之余，老师们谈论的话题也往往是麦冬的收成和行情，他们从不掩饰对财富的追求，也不掩饰财富带来的优越感。

富裕的老师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增添了我们的困惑，老师的职业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地位却要靠麦冬的收成。

一个多月的实习，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之际，不仅喝了一场大酒，我们三个男生都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还给我们一人赠送了一个保温杯，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我用了很长时间，一直舍不得扔。

毕业后，几次想再去LK小学看看，最终没有成行。今天，LK小学恐怕也已撤了吧，当年那些生活优裕而颇为自得的老师们，现在生活得还好吧。

（十七）命运的造化

1986年，我们顺利毕业了，没有因为挂科而毕不了业的，大家也都是各个学校和机关竭力争取的对象，我们几个分到工厂的同学，听说还是厂里用了一车钢材才把我们换来的。18岁的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工作岗位。

少数同学留在了市区，绝大多数同学都回到了原籍。不管是留在市区，还是回到乡村，师范的出生，决定了我们多数同学的岗位只能是教师，职业的通道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之内。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那斗大的字不认得一升的当农民的二爷叹口气说：“最多只能当个校长。”

其实，我们的人生路上，最大的困扰还不是师范的身份，而是不断贬值的中专文凭。虽然绝大多数同学都通过自修、函授等各种途径取得了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但自修、函授文凭贬值得更快，在全日制大专、本科面前，自惭形秽，相形见绌。提拔干部时，人家不仅看学历，而且看第一学历，甚至更加看重第一学历。

第一学历中专的我们，虽然自视甚高，甚至看不起当年中考不如我们的大专生、本科生，但面对根深蒂固的第一学历歧视，自视再高的我们，也无济于事，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不断调低自己人生的定位。

尽管这样，同学中也有不少做到厅局级、县处级的，也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家、商界大佬，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教授，更有同学成为教育部门的领导，领导着一方的教育事业。如果他们当年读了高中，上了大学，人生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是啊，在那个百废待兴而又人才匮乏的年代，国家希望我们快速成长快速成才，虽说有点拔苗助长，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一代人的牺牲，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大多数同学一辈子坚守在教育岗位，他们很多人当上了校长、副校长，成长为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年级主任、学科带头人甚至隆中名师，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中流砥柱和骨干力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美好人生。从这一点上说，国家办这个小中专的目的实现了。

（十八）别了，小中专

刚毕业那阵，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时常写信互相鼓励，也曾骑着自行车长途奔袭看望老同学，毕业二十年，我们还举办了二十周年同学聚会。

如今，毕业快四十年了，回忆起来恍若隔世，多年未曾谋面的同学，还能再聚得起来吗？

今年，在入学四十周年之际，女同学们赶上了退休潮，陆陆续续加入到退休的行列。

这就是当年洋溢着青春笑语的纯情少女吗？这就是当年那个我们可望不可及的美丽校花吗？这就是我珍藏一生也不敢表白的梦中女神吗？

每每听说某个女同学又退休了，我都感到不能理解，难于接受。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

还有性急的同学，或因意外，或因疾病，早早地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令人不胜唏嘘。愿他们在马克思那儿得到安息。

一代小中专，已迈入迟暮之年。但愿，花白了头发的你，还记得我们当年青春的模样。

一代小中专，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见证了，参与了，感受了祖国的山河巨变，日新月异。

一代小中专，失落过，彷徨过，与命运抗争过，挣扎过，也追求过，奋斗过。

我们曾经的母校，也早已升格为大专，成为职业技术学院。昔日的教室、宿舍也被气派的高楼所替代，早已找不到当年的踪迹。

学校的学历变高了，校园变大了，环境变美了，但是含金量却变低了。曾经吸引了全市最优秀学子的襄师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精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母校，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别了，属于我们的大时代的小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