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五十年祭

走向未来

序言

到了今年，2023年秋天，历经五年的知青生活已经过去五十周年了。

但是，五年知青生活的林林总总，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个时代的风雨雷电，一直在内心深处滚动，不能止息。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却走过了不情愿走的道路。付出了青春和热血，收获了什么呢，是春华秋实，还是忧伤与荒芜。这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那么就让知青生活本身去说说吧，于是我就有了把知青生活记下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已经酝酿好多年了，现在总算付诸了行动。

我的五年知青生活的故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叙述。第一部分，五年知青生活的大致脉络；第二部分，一些重要的故事。

第一部分

五年知青生活的大致脉络

第一章 开局顺利

我于1968年9月25日从开原县老城镇，下乡到开原县庆云堡公社河东大队第五小队。

庆云堡公社位于开原县西部，公社机关所在地是庆云堡村。亮子河自北向南从庆云堡村子中间流过，河东边是河东大队，河西边是河西大队。一条东西走向的省级公路把河东大队分成南北两大块。路南是五到九队，路北是十到十三队。南边东边各有一个卫星村，每个村各有两个小队。

大队部的院子就坐落在紧靠公路的路北，距离跨过亮子河的公路桥，大约一百多米远。大队部东边是供销社。供销社有临街的商铺，院子里还分布有仓库和棚厦，里边堆放着各种农业生产资料。挨着供销社是饭店，饭店后边是旅店，饭店旅店之间隔着一个小空场。空场西边靠供销社院墙，有一个公共便所。饭店再向东连着一个有五六十米见方的广场，广场北边是庆云堡公社机关大院。

下乡那天，若干辆带拖斗的敞篷解放汽车把我们开原县第四初级中学，第一批下乡的156名同学，拉到河东大队部的院里。五队来了一辆牛车，还有几名男青年，领头的是一名1964年下乡的沈阳知青，把我们的行李拉到我们住宿的社员家。

我们小队一共七名知青。男生三个人，住在生产队长家里。女生四个人住在公社医院药剂师张大夫家里，并在张大夫家开火。张大夫家属户口在这个小队。

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就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了，割玉米地里间作的黄豆。

我们第一天跟社员一起割地，使社员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拉不下我们。以后无论收割什么农作物，还是干什么农活，一学就能会，也不比社员干得差。我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脏活累活往前抢，很快就和社员们打成了一片。有社员情不自禁地说我们，“比老农还老农”。据社员们传说，有的生产队的同学就做不到这样，还有一个同学，给社员留下了“挺能说，不能干”的印象。

大队主管知青的负责人，大队民兵连长李建来我们小队走访时，和我们讲了其他生产队知青的很多情况。他还特别说到我们生产队长张品芳大叔几次去大队汇报表扬我们，引起了大队领导的关注。

割完了地，把庄稼收到场院，就开始打場了。大队主管知青负责人李健，组织开原四中来的知青，选举一名河东大队开原知青负责人，把我选上了。

公社成立了知青领导小组。由公社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李某某任组长，公社知青专干张凤镇任副组长，有两个知青任组员。我代表河东大队知青，成为公社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另一位知青是河西大队的，他是坐落于开原县城里边，开原县第三初级中学的学生。我们的老城镇，在县城北边九公里的地方。

按照上级要求，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小队成立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简称“貧宣组”。貧宣组由三人组成，即政治队长，老贫农代表，知青代表。我是貧宣组成员。有一天，政治队长王大哥召开会议，选举貧宣组组长。有人说，还选什么，政治队长就是组长嘛。王大哥说，不行，大队让贫下中农选举，选谁是谁。接着就听到与会者一声雷：“选李群”！我就这样当了貧宣组组长。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队部场院劳动，大队张会计（他和他们家户口都在我们小队），特意从大队过来告诉我，八三石油管道工程在我们大队临时抽调十几名女青年，刚才大队开会研究，他提了我妹妹，通过了。

下乡前，学校老师在确定分配到各小队的名单时，把我和我妹妹分在一个小队。我是初三的学生，我妹妹是初一的学生。

在这之前，我们不认识张会计，他能主动想到我妹妹，真是应当感谢他。但是当时是不是说了感谢的话，我记不清了。按照我那时接人待物的水平，木滋滋的什么都没有说，是最可能的。

第二章 突遭意外

打場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大家正贪黑干活，大队通信员郝大爷来了。他说，我父亲来电话了，我母亲病重，让我回家。社员们听了都很关心，纷纷说应当给我预支一些钱。但是小队不保留现金，银行又下班了。当时五保户杨爷爷正好在队部，他说家里有棺材本儿钱，放着也不用，先借给我。很快他就取来了。我再三说不用，但是杨爷爷和大家就是不答应，我只好收下。第二天起早急急忙忙赶回家里，当天就去邮局把杨爷爷的钱寄回来了。记得是七十五元钱。

我回到家才知道，我母亲不是病了，而是发生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儿。

前不久，工宣队进驻街道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说，有人告发我母亲是“一贯道”坛主，于是几次晚上叫我母亲去交代问题，还组织一些人开“批斗”会，强迫我母亲低头哈腰。我母亲顶住压力，没有屈服。

我刚一听，真是发懵啊。我父母再三说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他们也分析说，起因可能是解放前有“一贯道”在邻居院里搞过什么聚会。当时还隔着两院之间很高的篱笆，看过热闹。

我母亲非常痛苦，但是她反复说，宁可死，也不屈服！

我父亲说，“一贯道”问题，在解放初就搞清楚了，公安局派出所都知道。我父亲找他们理论，被他们五花大绑押送回家。

第二天我也去了工宣队驻地，问他们有什么证据，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

前后经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工宣队突然撤走了，我母亲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父母想要诉苦喊冤，可是没有地方管。又一想，工宣队走了，可以平静的生活了，也就忍了。

现在回忆到这件事，我非常敬佩我的母亲。她一个字都不认识，竟然这样的坚强！我父亲母亲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跟着他们的长辈，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白手起家，立地生根，创造出可以生存的一片天地。真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啊！艰难困苦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坚强不屈，不怕困难，不怕强权的人格！

第三章 坚持不懈

春节后我回到了生产队，我的小队貧宣组组长，大队知青负责人，公社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都没有了。

生产队里已经来了两位“军宣队”。一天，军宣队给全体社员开完会，接着要召开“可以教育好子女”（指“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子女）会议，点名让我参加。我听了很激愤，大声申辩起来。我讲完了，军宣队没有反应，我转身就走了。有社员看到这种情况，感叹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

军宣队以后再没有找我的麻烦。他们之中那个负责的人，很快传出了和当地女青年谈朋友的信息，然后就撤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969年一年，我就是默默的干活。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1，按照上级要求，在国家资金支持下，生产队在春天给青年点盖好了三间草房。

2，青年点房子🏠盖好了，除了我和我妹妹，其他五人从春天开始陆续转到了老城周边的生产队去了。我妹妹还在八三石油管道工程，青年点暂时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住东边一间，西边一间，有一户社员住了进来。

我们老城镇城里边的居民，一部分是市民户，另一部分是种菜的农业户。开原四中学生不仅有家住在城里的，还有住在城外的，城郊公社的农业户。我们全校三个年级一共八百多学生，两批下乡才二百三十多人。那些城里城外农业户家庭的同学们，都回家务农了。下乡到河东大队又转走的同学，大多数去了城郊公社，也有少数同学，去别处投亲靠友了。

第四章 峰回路转

又一个秋冬过去了，1970年走了过来。因为生产队会计去粮站打工了，春节后的一天，社员开会选举新的生产队会计。我在那里傻傻的呆着，就听社员一声雷：“选李群”，我才醒过来。于是我就成为了生产队的会计。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社员们为什么那么热烈那么齐心，异口同声地选我这个家庭出身不清不白的落魄凤凰，当生产队的会计！

我们大队1964年就来了一批沈阳知青。大队给他们在公路南边，供销社的对面，距离公路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盖了五大间瓦房，可以容纳百十来人居住。沈阳知青自从来到这里，就在大队集中食宿。由于开原知青大部分都转走了，沈阳知青也减少很多，大队在1970年夏天挂锄期间，决定把村子内五队到十三队的开原知青，合并到沈阳知青的大房子里去食宿，统一管理。青年点设为一个民兵排，排长由“五七战士”缪大爷担任，副排长由九队的沈阳知青亚平和五队的开原知青李群担任。

我能够重新成为大队知青负责人，我猜想是杨淑珍做的工作。

1968年秋天，选举开原知青负责人时，各小队代表到大队讨论，提出过两个候选人。先是一些人提出李群，于是我就极力提杨淑珍。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于干活出色，有一个二年级的女同学很有名气，她就是杨淑珍。最后大队确定的负责人是李群。

杨淑珍下乡在大队东边的卫星村。

到了1970年夏天，杨淑珍已经担任大队妇女主任一年了，还入了党成为了大队党支部委员。我们两家祖一辈父一辈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我父亲很年青的时候，两家人就认识了。她家长辈了解我父母的历史，一定是她在大队班子里说明了我母亲冤案情况，消除了对我的不良影响。

我知道了大队的决定，马上就搬到了大队知青点儿。

我到了大队知青点后得知，原来的大队主管知青负责人李健已经不在河东大队工作了，间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971年春天，大队重新确定了主管知青负责人，大队副主任牟郭富。牟郭富当时大约接近四十岁的样子，比大队一把手蒋主任要大六.七岁吧。

在打場期间，1970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上级给了河东大队下乡知青四个名额，要求不但表现突出，而且家庭出身必须是贫下中农。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队宣布的等额体检名单就有李群的名字了。可是宣布新兵名单时，又没有了李群。这个名额给了其他大队的一个还乡青年。我去大队问带兵军官，他说，别人天天在这里呶呶要求当兵，从来没有看见你来过。

我听了后想，我也确实没有迫切的要当兵的想法，于是再没有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过，那些天我一直在想象着当兵以后的情形，可是幻想就这样轻描淡写地结束了。

春节过后，当了一年政治队长的来胜二哥来找我，说他要出去打工，大队让他自己找人接替他的政治队长职务。我说，我愿意。

于是我又成为了小队的政治队长，还兼任着会计。

可也巧了，这一年亚平也开始担任小队的政治队长。还有更凑巧的一件事儿。这一年的六月初，庆云堡公社西部某个大队，遭遇了雹災，补种的时候，有一辆大车的辕马毛了，伤了车老板。伤员在县医院手术，需要输血。那天下午作为会计的我去供销社办事，回小队路过青年点，就回房间一趟。恰好听见小喇叭里动员献血。我听见后，发现亚平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来了，在他住的房间里也听到了。青年点当时除了做饭的人，只有我们两个。于是我们不约而同一起去了公社。一辆等着的拖拉机马上就开了。到县医院经过化验血型，我和亚平每人献了300CC的血。

此后，我们青年点的全体同学都非常关心那位车老板的情况，直到听说他康复出院。

第五章 两次抽工

1971年暑期农闲时，第一次下乡知青大规模抽工开始了。上级给了我们大队下乡知青男女生各十几个名额，并且说男女生互不干扰。按照这个精神，我和我妹妹都可以走。

我妹妹去八三工程之后，表现很出色，成为了八三工程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直到工程基本结束时才回来。恰好在抽工前，庆云堡公社去八三工程带队的队长，某大队民兵连长，来到我们大队，向大队部汇报河东青年在八三工程的表现。他还特意到青年点找我聊天，他说本来八三工程没有发展团员的任务，但是因为我妹妹表现非常优秀，又积极要求入团，他们特别申请，经上级同意，发展我妹妹为共青团员。经他这样宣传，青年点的同学们都知道了。

最后抽工的名单里，有我妹妹，没有我。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大家都想走，我们兄妹俩走一个也挺好。

有其他知青告诉我说，大队说你扎根思想不牢，再锻炼锻炼，小队也需要你。平时也有人说我“扎根思想不牢”，那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面对抽工这样说，就不可思议啦。因为那些抽工走了的，扎根思想也不牢啊！

我们刚来时，到大队部接我们的那位沈阳知青，在1969年就和当地女青年结婚了。我们开原知青也有一位男生，在1970年也和当地女青年结婚了。知青抽工回城的事儿，和他们两位已经没有关系了，他们扎根思想是牢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下乡知青返城的大潮中，他们两位都被安排到开原县城里工作了，妻子儿女也都进了城。现在他们两位身体都非常好。我一直在大连，相隔很远，但是，不妨碍我和他们两人都是知心朋友。

1971年招工回城的二十多人中，包括杨淑珍和亚平。

到了1972年的夏初，又传出来要在河东大队招四名下乡知青的消息。具体安排是沈阳开原各两人，分别是男女各一人。于是同学们纷纷对我说，这一回，开原男知青抽工走的一定是李队长了——同学们都戏称我李队长，不叫我的名字了。可是到了挂锄后公布名单时，抽工走的没有李群。

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大队朱会计（原来的张会计到公社某企业去了。这位年青的大队会计的户口，也在我们小队）把我找到他家房后阴凉处，放好小板凳，坐下后慢慢的告诉我，大队开会时，牟郭富主任说李群账目不清，不能让他走。不用我解释，朱会计也知道这是诬陷之词（知青招工的事情过去之后，牟郭富再也不提李群账目不清的事儿了）。听了朱会计的话，对招工的事儿，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不让我走，该让我入党了吧！”我和朱会计已经熟悉了，称呼他三哥，所以说话比较随便。

多年以来，我们小队班子一直不稳定，他们也不申请入党，我们小队历史上长时间没有党员。1970年我担任了大队知青副排长，表明我的家庭冤案影响已经消除，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我担任会计以后，没有一天脱产算账。我利用自己的时间算账，没有要过生产队工分。更主要的是，我能够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秋收分配时，有人投机取巧，有人找茬闹事，都被我制止了，在社员中间反响很好。我担任政治队长后，带头苦干，生产队长蒋宝春大叔再也没有撂过挑子，各方面负责人员都很稳定，全队上下呈现了团结和谐的气象。我们小队的妇女队长，1969年暑期在开原五中毕业回队劳动，1970年担任妇女队长。1971年底，大队在我们小队发展了一名党员。入党的是妇女队长，不是我。

为什么发展妇女队长入党，不发展我呢？我不明白，但又似乎明白。

听我说了“不让我走，该让我入党了吧”这句有情绪色彩的话后，朱会计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

第六章 入党波折

在打場期间，大队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几位要求入党人员的申请。轮到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时，牟郭富抢先发言，他说，李群的母亲是一贯道坛主，不能入党。我先是一惊，然后就发言申辩。我申辩之后，主持会议的一把手蒋主任说，牟主任提出的李群母亲问题，李群做了说明，大家表决一下吧。我看到一只只黑黑的大手首先缓慢地举了起来，这些人都是各小队的生产队长或者政治队长，最后蒋主任也举了手。与会党员只有牟郭富没有举手。蒋主任宣布，李群的申请通过。

过了一天，牟郭富到公社党委告了状。除了告李群外，还告了蒋主任的二哥。蒋主任二哥是六队多年的大车组长，大车组长的工作比妇女队长的工作繁重多了。公社党委把李群和蒋主任二哥的申请压下没有批，其他人都批准了。

我父亲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去了老城派出所。所里两位老公安和我的长辈都很熟悉。他们说，让牟郭富到派出所来，我们当面和他讲清楚。我把这个邀请告诉了牟郭富。当时也想过，应当陪他去老城，但是没有说出来。牟郭富去老城镇派出所听了警察谈话之后，找到我家，冲我父亲吼了一顿。当时正好是中午了，我父亲留他吃饭，他不留，气哼哼地走了。

1973年春天种完地，在路上遇到蒋主任。他说他去公社党委汇报了，公社党委同意批准李群和他二哥的入党申请，但是需要重新填写一份志愿书。大队已经通过了，公社直接批准就可以了。入党时间按重新填写志愿书的日期算起。我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的那一天是1973年5月7日。

第七章 上学考试

蒋主任讲完了关于我入党的事情之后，我问蒋主任，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他说，大家议论你不会留在这里，说你扎根思想不牢吧。

蒋主任言语之间，没有批评的意思，反倒有一种亲切感。但是，扎根思想不牢的评语，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蒋主任是一个好领导，能够主持正义。大队干部里，除了牟郭富之外，其他人都挺好。比如，我入党让我自己找介绍人，我找的第一位是大队的李福清副主任。我们刚来时，他是八队生产队长，实干家，群众威信特别高。第二位是大队朱德业会计，他也是一个好心人。显然是他转述了我强烈的入党要求，大队党支部才决定讨论我的申请。

蒋主任的谈话，提出了我在农村的去留问题。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努力说出了一句在我心里埋藏得很深很久的话：

我就是还想念书——

蒋主任听了，没有回应，但是我感到他听进去了。

当时，73年大学要扩大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了。在冬天我已经把初中一到三年级的数理化书拿到青年点来了，同时我也翻了翻，看到我当年学过的知识都记得，然后把书放在我睡觉时脚底下的窗台上，再也没有动过。

我和蒋主任谈心后不久，大学招生的政策正式公布了。青年点房间里的小喇叭告诉大家，七三年大学招生要求具有初中三年级以上学历，考卷按照初中三年级水平出题。

听到了有关政策之后，我觉得自己很有希望。首先，我是初三学生。河东大队其他几位初三下乡知青，没有表现出要上大学的愿望，有一位看得出也很想上大学的人，是初二的同学。

其次，按照初中三年级水平出题，我很有信心。如果按照高中毕业水平出题，那我就不知所措了。

再后来就有了具体的消息传来，庆云堡公社可以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下乡和还乡知青，一共十个人，河东大队有一个下乡知青名额。紧接着大队就确定了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人是李群。

名单确定下来之后，公社在坐落于河东大队村东边的开原五中，为准备参加考试的全公社十名考生举办了辅导班。第一周辅导数学，第二周辅导理化。当时正在铲二遍地，我就没有去。最后一个星期辅导语文，二遍地也基本铲完了，我去了。去之前的一天，路遇蒋主任，我汇报了以前两次辅导没有参加的情况，然后跟他请假，第三周去听语文辅导。蒋主任说，如果你去参加辅导，要确保生产队的地不能撂荒了。我说，能够做到。

考场设在开原三中。考试那天，我怀着不大平静的心情走进了考场，看到考场里每名考生一张双人课桌，稀棱棱的相对独立的，但是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彰显了考试的严肃，也提醒考生对科学文化知识，要有敬畏之心。

第一节课考数学，我拿到考卷一看都会，然后就埋头答卷。先是本考场两位监考老师走到我的桌子前边站着就不走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有几位老师轮流走过来，围在我的桌子前边看我答卷。我答完卷，很快地复查了一遍，第一个交了卷子。第二节课考理化，情形也是那样。我交了卷子出来，院子里没有一个人。

我正在漫不经心地逛游，突然一个孩子跑过来抱住我，低头一看是我六岁的弟弟，抬头看见，父亲在学校的大门口看着我……

下午考语文，因为有作文，我交卷时，接近打铃了。

第八章 好人相助

1973年7月19日，某某生写在考卷上反对考试的文章发表了。那天我们在县里体检，县里当时就通知我们，铁岭地区考试计划不变。等考完了，很快就有消息传出来，考试不算数了。

考完试不久，公社知青专干张凤镇把参加考试的十个人召集到公社，填写报考大学的志愿书。张凤镇把表发给那九个人，就让他们走了。他单独把我留下告诉我，牟郭富把我告到了公社，说李群母亲有历史问题，不能让李群上大学。公社知青负责人李副主任决定，暂时不让李群填表。

我向张凤镇申明我母亲的问题是冤案，述说了牟郭富诬告我的历史，还有派出所请他去谈话的事儿。张凤镇想了想说，你先填表吧，我跟李主任请示一下，去县里专门汇报你的情况。然后他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是：数学99分，理化97分，语文93分，在全县很突出！

很显然，我的考试成绩给了张凤镇帮助我的理由和信心。不要说考试成绩很差，就是比较普通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了。

九月初的一天，我和社员们在村边的地里莳弄秋菜，大队通信员领来两位中年知识女性。认识了我之后，让我先回避一下，她们要跟社员开个座谈会。座谈会之后，她们说去青年点儿等我。

她们一走，社员们就说，这回李队长要上大学啦，咱们这儿的姑娘们没有指望喽，李队长将来怎么也得找一个县城里的售货员啦。

中午下班，我回到青年点儿，见到了两位老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谈话。她们先热情地表扬了我，说我的形象完全就是一个农民的样子，她们还说社员对李队长的评价非常高。然后她们做了自我介绍：一位是沈阳农业大学的老师，一位是沈阳医科大学的老师，现在借调在开原县招生办公室工作。

她们接着说，县招办派专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原始调查，彻底查清了我母亲的冤案问题。结论是我母亲与“一贯道”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她们接着说，现在你可以上大学了，你想学什么？

我说，我填志愿是农业大学。他们说，农业大学已经爆满，进不去了，说说你到底想学什么？

上大学要学什么，这是我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我就是初中生，父亲只读过一年私塾，母亲不识字。我没有关于大学和大学里各种学科专业分类的知识。下乡以来接受的宣传教育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没有想过或者不敢想自己将来干什么，更不懂得什么发展方向。大学恢复招生以来，“利用上大学的机会离开农村”的大帽子，又悬在了半天空，随时可能落下来。

下乡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打了很大折扣。报考大学志愿书失而复得的过程，进一步限制了我的思考。我们小队庄稼地头的车道对面，顺着亮子河堤坝，接连有几小块种子站的实验田。我每次路过，都有一种“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感觉。因此我在报考大学志愿书里，表达了我要当一个农业技术员的愿望。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永远为增产粮食而奋斗！”我也做了一生在庆云堡公社当一个农业技术员的思想准备。

两位老师让我重新选择上大学的学习内容，我想到了在停课之后下乡之前，除了干临时工，出城搂草打柴火之外，在父亲和叔叔的指导下，我已经学会了安装五灯交流收音机，懂得了收音机原理。于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学有关无线电的知识。但是我没有信心说，因为我不知道那样具体学习什么，学了以后会怎么样。如果盲目地说了，还要承担“借机离开农村”的风险，因此我又不敢说。

两位老师再三说，让我重新选择一下。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长时间没有吱声。在两位老师不断地催问下，最后我说，那就服从组织分配吧。

两位老师听了，没有再说话。

我辜负了她们专程来找我谈话的辛苦和好意！让她们失望了，也耽误了我自己。

过了好多年，我对大学的专业分类有了一些了解，又有了切身经历体会后，我才明白，以我当年的状况，我的首选应当是数学或者数学方面的专业！

1966年暑期我应当初中毕业，毕业考试只考了数学，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我们全年级六个班级三百多人，数学毕业考试成绩一百分💯的只有四个人，三个人在我们班级，我是其中之一。我自初一下学期开始，数学期中、期末考试都是一百分。

1973年上学考试前，公社在五中办辅导班，辅导数学和理化时我没有去。有几位偏远大队的考生，来到我们青年点住宿。我下班扛着锄头回来，刚一进院子他们就喊我，问我数学题。我走过去拿过书来一看，七年前做过的题都还记得，于是我就告诉他们该怎么解题。

选不成数学专业，退而求其次，也应该选择包括农业学科在内的理工科专业，不应当选择文科类的专业。我语文考试成绩虽然还可以，但是我不喜欢文科，其中最不擅长的是文学，我形象思维比较差，至今还不喜欢读小说。可是那时我不懂得这些。如果我了解自己的特点，懂得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两位老师的再三动员下，会说出来的。

两位老师走后不几天，是9月7日吧，大队通信员郝大爷兴高采烈地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我立刻蒙了。

我自小不爱说话，我没有想清楚将来能干什么，但是我想好了将来一定不当老师。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一宿没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周围人们知道了，都来劝我。

有人告诉我，我们公社有四个人上大学了。县里分给我们公社四所学校：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地质大学，瓦房店农机学院。他们还说，辽宁师范学院校址在大连，是其中最好的学校。对于大家的议论，我不认同。我愿意去瓦房店农机学院或者地质大学，不愿意去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

后街十队有两位“五七战士”，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因为了解辽宁师范学院，特意到青年点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好多好多，我却听不进去。

离开农村是我好好干的目的，继续读书是我的理想。下乡之前的1967年冬季征兵，老城镇政府根据上级精神，已经内定，开原四中“站错队”这一派的刚性名额算李群一个。参加座谈会时，我却说，我父亲经常说“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父亲想让我学一门手艺。我还说我是独生子（我弟弟是1968年春天出生的），政策不让当兵吧。第二天，居民委主任找到我母亲。她问，李群是独生子吗，镇里想让他去当兵，想不想去。我母亲说李群是大儿子，是独生子，李群还有三个妹妹。她没有回答想不想当兵的问话。母亲回家说了这个情况，父亲没有说话，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于是镇政府确定了另外一个人替换了我。后来我听说了详细情况，只是觉得那个同学也没有参加什么派性活动啊，没有站错队的问题啊。而对于我自己没有去当兵，没有一点儿后悔失落之类的感觉。

下乡以后1970年冬季的那次当兵机会，也轻易丢掉了。两次正规抽工，没有让我走，我也显得很麻木。这些现象表明，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于上学读书以外的其他的出路，没有什么积极性。

现在可以上大学读书了，可是去的是师范学院，又是中文系，我高兴不起来。我怀着迷迷茫茫，不知所措的心情，告别了社员，告别了青年点，回家准备了一下。在9月15号，我准时到学校报到了。

我的人生新旅程开始了……

第九章 楔子

五年知青经历的大致脉络写完了。还有一些故事，需要写出来，才可以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其中包括牟郭富为什么多次打压我，甚至在派出所找他谈了真实情况后，还要诬告我，他的结局如何。再有，社员为什么对我那么好，需要用我在生产队的表现再补充一下。还有，我作为青年点儿的副点儿长，做了什么工作，以及青年点儿里需要说一说的同学等等。这些故事，如果都放在第一部分里，就太拉杂了，分别写出来，才能使整体故事都清晰。

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我失去了人生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也就随波逐流了，没有走上自学的道路，这是今生最大的憾事。辽师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虽然一直在努力，也有成绩和进步，就科研成果来说，仅国家级论文就有两篇。一篇是1983年，我在辽师工作，参加大连市大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我的论文《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基础》，由光明日报同年9月23号三版头条全文刊登。1992年9月，我到工读学校任校长半年多一点儿，参加了辽宁省工读教育研讨会。之后，我的论文《德育首位与课堂主渠道——兼论工读教育的特殊性》，先投稿辽师大校刊《教育科学》刊登，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家一级期刊）全文转载。其他还有省市级期刊发表理论文章若干，在辽师大工作期间，参与编著书籍若干，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在工作方面，我到工读学校任校长以后，通过了解观察思考，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工读教育指导思想的再认识，然后积极向全体教师，全体职工宣传，慢慢的大家转变了教育观念，学生的精神面貌随之发生了变化，自愿来学校读书的学生由无到有并逐步增多。到了1995年春天，我任校长三年半时，向教育局申请了一所普通中学的校名，开始只招收自愿来学校读书的“托管生”，终止了由派出所“强制”送学生来读书的招生办法。这所学校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教育机构的性质没有变，但是从招生到学校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强制”教育，转变为“托管”教育。原来辽宁省有十三所工读学校，现在只有大连市的工读教育机构，以“托管”学校的形式，以一所普通中学的面貌展现在民众面前，生龙活虎地开展着教育工作。其它十二所工读学校早已销声匿迹了。现在这所学校的领导老师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于李校长的工读教育改革。”我听了后，满满的自豪感升了起来。我在工读学校工作十年，教育局调我到另外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最后以中等专业教育正处级校长的身份退休，这是社会给我的工作做出了评价。但是由于我一直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工作中必须重点使用我不善交际不愿交际的短处，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还是觉得浪费了宝贵的人生。

回顾历史，认识自己的缺点，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自己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自信心是人生的精神支柱，那是不能倒塌的！

我们同时代人某某生在考卷上写的那篇文章，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从他的文章中，可以透视那个时代被荒废了的青年的无奈，这种无奈的情绪，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共鸣。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之不佳，他对文化知识的傲慢，他的文章中表露的颓废的精神面貌，以及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投机取巧的人生观，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青年。要写出和某某生个性品质的差别，以及和他文章中的思想观念的不同，是我写作的目地之一，也是我上边说的自信心的含义。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初中的同学们，能够成为大学教授的不止一两个人。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幸，他们成为了工人或者农民。比如我们班级的数学科代表正力等人，数学课本上的练习题复习题总复习题，只要学到了，都会做，都必须做。每天下午自习课做数学题，是最快乐的游戏。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正力就回家务农了，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农民。

某某生的考卷，如果让正力回答，不用复习，他都能答上来。虽然间隔了七年时间，学会的知识也不能忘记。

时光老人给了某某生一个好的机遇，他却搅了一盘好局。改变了那年开始的大学招生的政策走向，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他还亵渎了科学文化知识，败坏了社会风气，他确实有罪！

对这位某某生的憎恨，是我一生的心结，能在这里说出来，心里舒服一点儿。

如果您有兴趣，请您耐心等待第二部分的到来。那时您会看到，一个被时代和他自己共同耽误了的青年人的，知青时期的全部主要故事。

谢谢！

2023年10月16日上午脱稿

2024年07月27日略作增补

2024年08月06日又作增补

补充说明，本文中除了牟郭富以外，其他人都是真实姓名。

2024年01月22日

补充说明之二，2024年07月27日略作增补的内容有二。第一，增补了河东大队主管知青负责人由李健换为牟郭富的情况。这是对我知青经历有重大影响的事情。第二，在文章的最后一章，“楔子”里边，增补了辽师毕业以后，科研论文和编著书籍的情况。

2024年07月28日

补充说明之三，2024年08月06日增补的内容是在工读学校时的工作情况及延续至今的效果。

2024年08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