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协勇: 军旅生涯(12)机关变 使命依然

习文

【前卫报人·第4663期】

　　1978年春夏之交,撤销我们五师的同时，组建了军级单位烟威警备区，驻威海的守备四师被划归麾下。

　　新成立的警备区，刘佐任司令员, 陈英华任政委，李秀波、王凤章二人为副司令员，徐墅林、朱福庸二人为副政委,丁其朝、许乐亭、刘庆生三人，分别是参谋长、主任、后勤部长。全区所属部队包括一个守备师，三个直属团，另外有教导大队、船运大队、施工办公室、一○七医院、昌阳农场等五个团级单位,连皮带糠统共不足万人，名义上是军级单位，就其规模和实力而言，还不顶一个野战师。

👆靳文增处长

　　政治部机关内设组、宣、干、保、秘、群、文，共七个处。其中，宣传处由靳文增处长和宋修福副处长领衔，其余的干事基本是原五师宣传科的“遗老”。我们从师机关升到军机关，工作的范围、标准、分量、隶属关系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使命没有根本变化。为适应新情况，心里常告诫自己，要抓紧熟悉本职业务，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力争胜任新的工作，以站住脚求新发展。

　　再说部队的政治教育中, 又增加了一项学科学文化知识的内容，新干部也由从战士中直接选拔，转向需经院校培养过渡，这样我由新闻干事改成分管科学文化教育。为了负起工作责任，我多次深入部队调查开座谈会，发现存在的困难很多：一是认识上不去，口头说重要,行动不挂号；二是工学矛盾大，时间无保证；三是缺乏人才，经费不足；四是组织不力，学习自流。靳处长听完情况汇报，让我起草了部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意见，由政治部批准转发全区部队,及时指导、规范、规定了此项工作，各级领导都按要求把它纳入了议事日程，从而逐渐走上了轨道。后来，警备区几次组织战士进校考试,我都参与了出题、监考、阅卷等工作。开始战士的文化基础较差，出的考题很简单，但得分并不高，录取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虽然还不理想，它却使军队干部队伍的建设迈开了新步伐。

　　👆1980年，我撰写的部队学科学文化的调查研究文章,刋登在《前卫报》。

　　俗话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我们处里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人员陆续发生了变化，有的调动，有的下去任职,也有的转业, 人手本来不足就越发吃紧。靳处长知道我对所属部队比较熟悉，出于信任，特派我下去考察物色宣传干部,顺便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让我意外地当了一回“钦差大臣”。

　　由于所到单位的领导都很支持, 此行工作开展得挺顺利，特别在守备10团，顾玉璞老团长安排专人接待，晚上还亲自陪我在操场看电影，通过直接谈话和间接介绍，我摸清了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回来后向领导提出了一串参考名单:孔来云、刘厚民、于志强、王家友、王庆玉、孙念聚，以及稍后从26军引荐来的李培顺，其中除王家友和王庆玉因原单位有安排外，余者都曾调进宣传处工作过，实践证明个个都是出色的骨干，最后都发展到团以上干部，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这是我宴请研讨自传出版事宜有关人员的合影。左起：范开东、刘宝敏、赵景涛、作者本人、李培顺、初曰广、柳明。

　　这次下部队, 还有自己单独安排的一项活动，以至多年不能忘怀。我读初中时的老师李维春，早在我入伍时就从政了，苦于没有机会, 一直未能见他一面。如今他就在跟部队相邻的马道公社当副书记，于是我在公干结束，决定专门登门拜访一次，顾团长知道后乐意成人之美，专门派小车把我送到公社，正赶上恩师下村不在家，值班员弄明白了情况,就领我到中学先见师母于日墨老师，见她愣着神仔细地打量，我赶紧向前先问老师好，接着自报了名字，于老师才惊喜地说:“好哇，我和老李多少年经常念叨你，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她一面问我因何突然来到家乡？一面不忘请同事帮助打电话找人。不到一小时，李老师蒙着一身尘土骑车赶了回来，双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嘿嘿”笑着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是我和于老师在四中时的学生,‘文革’前入伍的，如今当干部都十几年了，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晚上我在家里搞招待，请你们都去一起喝两盅啊!”说完了，我提兜跟着两位老师，来到他们借住的农家小院。

　　那时领导待客不兴用公款, 为了让我感受到海边的特点，于老师忙着买肉买菜,李老师则找人到小码头守候渔船，正巧弄到两条大鲈子鱼回来，这样老师家开始热闹起来。特意从饭店请来的厨师,忙着煎、炒、烹、炸不停，天井中的八仙桌周围，坐满了老师的同事，我把带来的汾酒及“琥珀”烟拿出来请各位先尝。开席之初互不熟悉有些拘束，几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了，先是推杯换盏，礼尚往来，继而要求“一口闷”,“三中(盅)全会”,大家整杯喝酒，满口吃肉,让我近距离领教了荣成人的豪饮之风。多亏我年富力强有点酒量，又打了一定的“埋伏”, 才避免了醉成泥一滩。

　　第二天一早, 我要去驻守在石岛的第11团，没想到于老师也提前赶来送行,两位老师陪我步行走到停车点，开过来的头班车正好停稳，告别时他俩反复地嘱咐:“下次见面可别再等十几年了哈!”我忍着眼泪连声说:“请放心吧，以后学生会主动多来看望的。”然而万万没想到,这次和李老师的见面竟成永诀，后来他罹绝症去世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了不幸的消息，留下无尽嗟悔在胸间。

　　👆2012年，与李维春老师的爱人于日墨老师(图中)合影。

　　烟威警备区成立第二年, 便发生了我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越本来是同志加兄弟的邻邦，20世纪60年代，中国作为他们抗美的大后方，先后共派出32万官兵，其中伤亡5270人，援助各种物资价值达200多亿美元，结果到了黎笋为首的集团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大肆侵我边境，杀我军民。为教训地区“小霸”,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于1979年2月12日、14日、16日接连三天，发出了对越自卫作战的《通知》,并在京召开了高级干部大会动员部署。

　　2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近千公里的正面,奋勇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年届70的许世友和杨得志两位开国上将，重披战袍亲临指挥。我军先后有几十万人上前线，经过18天的征战,连克敌方谅山、高平等20多个战略要地，共击毙37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3月5日部队奉命撤回境内。

　　在当时全军处于战争状态下, 我区虽然远离前线，无直接参战任务，但气氛同样紧张。那段时间，我们机关的正常工作几乎停止了，每天上班以后，大家集中议论的焦点就是前方战局，特别是每天传达战报的时间，不等通知不用催促，所有人员会准时涌到八角楼会议室,场场爆满却鸦雀无声，都屏住呼吸听最新的消息，常常某号战报传达完了，都还觉着不过瘾而不想离开。我们这些平日“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宣传干部,却显得格外忙碌,既要随时掌握部队思想动态,又要把前线的新情况及时通报给官兵,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受到首长的多次表扬。

　　👆1979年7月，我参加报道的对越反击战英雄报告团新闻。

　　时隔四个月, 军委总部组织的自卫反击战英雄报告团，于7月3日抵达烟台，受到了党政军领导及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接待和报道,有幸目睹了山达、张福贵、张廷香、吴德清、林兴平五位英雄的风采，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到了80年代初, 警备区根据上级的要求，对“文革”中入伍且在部队任职的干部，组织重新落实他们入伍前的政治表现，重点弄清是否是“三种人”(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残余势力)。当时干部处临时抽调六人分成了三个小组，我受组织信任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分工负责走访烟潍地区。在半个月时间里，逐一完成了对栖霞、莱阳、莱西、胶县、诸城、高密、莱州等县籍干部的考察，回来路过蓬莱时，专门拜访了上任不久的张经魁老县长，中午受到他的热情欢迎款待。

👆李培顺同志于2021年9月去世。

　　我回到机关交上了情况报告, 按原永正处长本意想让休息两天，而我主动提出考察家住本市的李培顺并获同意。这个同志1969年应征入伍,“文革”曾在二中初中读书，高年级的同学批斗老师他跟着参与其中,有人从此记了他的小账。在他将要被提干时，有人曾向部队反映了不实情况，此次防止再添麻烦，我来到二中以后，有意避开了几个抱有成见人的干扰，顺利完成了任务。总之，对这次考察过的人员，我从关心爱护干部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发现的问题有分析、谈看法，保证了他们平稳过关。因此后来都成了好朋友，最终大部分成了师团级领导，给部队的建设增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