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后人余谷似：九十年亲历纪实

追根溯源

编者按：余谷似原名沈仁垌，是清未修律大臣沈家本之次子沈承熙之长女。她出身于世家，名门淑女，经父辈作主把她许婚时任察哈尔财政厅长余诒。余诒前室故去不久，遗留下三子三女，与余谷似婚后生有一女一子。仅过了三年半的光阴，余诒又得了急症逝世。大、二、三， 一子二女已经或嫁或死，她跟前还有五个孩子，均未成年。她将他们抚养成人。为抗击日寇四儿子余瑡参加国民党军队，六儿子余琦参加共产党军队，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她在抗战中参加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保护过我党不少高级干部。解放后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享年99岁。《九十年亲历纪实》是她95岁高龄（1992年）时，撰写她传奇的一生经历。

九十年亲历纪实

作者：余谷似

公元1897年,正值神洲大地多事之秋,这一年是清朝光绪丁酉年.第二年就是戊戌变法,又过两年就是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了,之后便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清廷逐步走向了崩溃。我于光绪丁酉年出生在天津，我的祖父沈家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介绍了他的生平。在我出生时祖父在天津府知府任上。

封建社会有一套禁锢人民的纲常伦理，提倡的是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主张女人学文化。但因我出生后十余天便失去了慈母，蒙祖父偏爱，把我当孙子一样看待，幼年便送在家塾中读经书。一同就读的有伯父、叔父房的几个兄弟，还有一些附学的。像已故的师大教授俞崇智便是那时的一名附学生。我的父亲沈承熙是清末举人，和写北京正阳门匾的邵章是同年。他目睹国家历经苦难，思想倾向维新。曾多次委托我的姑父汪大燮（时任清廷驻日公使）从日本带回《浙江潮》等进步书刊，并写了一些抒发忧国之情的诗篇。有遗作《留云庵诗集》。父亲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对我这个长女，也作儿子看待，先是亲自课读，待我进家塾后，他仍主张教育从严，除读经书以外，还得学礼记内则篇和烈女传等等。其实，这些吃人的旧礼教的书多了，思想不知不觉便被束缚住了。淑女、节妇、贤妻、良母都成了一个个框框，无形中催促人们去伴演封建典型人物。但是我从这个家庭中也受到了爱国教育，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尽忠报国，还有其他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都是讲过多次的，有些名篇警句至今还可以背诵。国家历经苦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感。但是，老百姓中直接反对清廷还是有顾忌的，因为按大清的规定，叛乱谋反是要杀头的。于是便把矛头指向了某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当时最受人们诟骂的是曾国藩，我的父亲也是痛恨曾国藩的，他曾说:曾国藩是汉奸,是瞎子,洋人害百姓他硬是看不见，所以写他的名字时“曾”字应该减去两点写成字。这些都在我幼年的心灵上打上了印记。我懂得了我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就应爱自己的国家,还应有民族气节，应该继承历史上众多爱国人士的传统，热爱国家,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后来,当我出执教鞭时,正逢上掀天动地的“五四”运动。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虽然那时仅做了一点点抵制日货的工作，但我的内心受到了这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影响，从此开花结果，逐渐找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终于坚决走向革命，献身革命。为革命作了一点点工作。

我今年已届95岁，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说明唯成分论是极其荒谬的，现在不少六、七十岁的同志见到我，包括我原来的老领导崔月犁同志都管我叫伯母，有的称我妈妈，还有的同志在文章中尊称我为革命老妈妈。我虽然不敢妄自尊大，但这些同志都承认我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是完全依据事实的。所以，看人不要片面，应该从历史环境和人的发展变化中得出评价。否则，像我这样的尚书小姐、厅长夫人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爱国之人和共产党员呢？总结这一点，让我引一首几年前的小诗作为本段的结束吧。八二回首忆残痕，雪泥旧迹印尚真。萦回曲折艰辛路，辗转奔驰多难身。沧海浮沉嵯一粟，琼山浩渺向谁询。五四幸得一点火，归依真理作新民。

我国封建社会之长居世界之首，为什么我国封建社会会持续这样长的时间？历史学家们见仁见智仍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我认为封建纲常伦理就象一把无形的枷锁，框住了人，也框住了社会。我既然是出身于封建家庭，婚姻问题天经地义地受到了家庭的包办。在我教了六年书之后，经父辈作主把我许婚浙江杭州余诒，余诒是个学识渊博文才出众的人，当时任察哈尔财政厅长。他的前室故去不久，遗留下三子三女。我作为他的继室，不但要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生活，还有六个儿女共同组成一个家庭。在那社会中是有良妻贤母这个框框套住你的，我自幼受的既然是这种教育，到这步田地也就只有认命了。谁知我无可奈何含怨尤金的境况下仅仅过了三年半的光阴，余诒又得了急症逝世，我作了旧社会道德的未亡人，而我又生了一女，还有个未出世的遗腹子。于是我成了八个孩子的寡母，肩头的担子是十分压人的。但是我下决心教养这群孤儿。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进步势力，不懂什么方向、指针，只不过是教他们好好念书作一个正经人，教书又是我的老本行，是不难做到的。后来，大、二、三，一子二女已经或嫁或死，我跟前还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是四儿余瑡十六岁，正在上中学，五女十三岁，上初中，六子余琦十岁，上小学，七女余铭玖六岁，八子余璞四岁。我们这个寡母孤儿之家在旧社会是很难度日的。那时，我还有因果思想，认为这是前因，是宿孽。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安心抚育这一小群孤儿了。至于个人问题，是完全屈服于旧道德之下，用能忍自安的处世格言，俯首低眉地安于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家境破落，困难重重，但我从未叫过苦，艰苦的环境，反而磨练了我的毅力。

转眼已是抗战前，人民和民族的灾难并不是个人的安危所能概括的。东邻蚕食鲸吞之心自“五四”二十一条之后，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使我们版图撕破一角。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再醉生梦死安于现状？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在虎狼面前任其肆虐，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这时我的心潮起伏，激荡不已。可是我这拖儿带女一弱妇人，报国无计，忧心如焚，真是度日如年。

当卖国的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北京一片慌乱， 儿奉母携弟妹避难津门。当时我曾感赋《西江月》一阙。词云：“故国近来萧瑟，争趋此地繁华，红颜翠黛罩轻纱，一笑相逢车下。茫庇是荣是辱，浑沉迷醉生涯，碧空成阵响飞鸦，才唱后庭花罢。”这病中之吟，无补于辱国的悲恨，徒寄鸿泥而已。
小住蒹旬，还得回京，以使孩子们继续读书。年复一年，琦儿已是中学生了。作为一个爱国的有志青年，又得到了良师益友的启发，是决不甘心作亡国奴的。这时青年们联合起来奋起救国，组织了一次次救国运动。每次运动琦儿都参加，就是患病时也不退却。这时我的心情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觉得他们做的对，另一方面又觉得风波太猛，十分担心。记得有一次琦儿他们被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派人围在景山中，正赶上他患有颈后疮，我十分担心，为他多方奔走，找到他父亲的好友郭唯一先生，后来知道秦无加害之意，还给学生们送了面包，学生们拒绝吃。我才回家等待。琦儿回来后，疮病果然又重了。

一·二九运动那天清晨，我知道他替学校订饭到香山开会，我于是也赶到香山慈幼院，那时我的幼女铭玖幼子余璞都被我送到院中学习，我把他们接了出来，琦儿找到了我，母子们在院前万松轩饭铺共进午餐。饭后，在学校操场开会。那时，军警林立，围住了操场，而各大、中学生冒着风险源源到达，有乘大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步行的，真是人山人海，这种青年人的盛气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也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但当我看到军警森森包围了操场，又不禁为这些爱国青年担忧，担心这些鹰犬伤害这些热血青年。这时，慈幼院的学生们也都围坐在操场外面，还有许多老师站在他们后面。

开会了，有些人在讲话，但因距离远，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崔嵬和张瑞芳上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是我初次看到这种有教育意义的，使人警醒的好剧。这深刻而形象的生动一课，引我深思再深思。它引导我懂得了流落在外的同胞们的国破家亡之痛，东北同胞何辜受此苦难煎熬？……日落西山，大会才终止。我怀着满腔悲愤回到家中。

那知狂寇得寸进尺，独夫竟然提出先攘内后排外的口号，继弃东北之后又将弃华北！卢沟桥头杀声顿起，南苑机场壮士抛头。岂料国贼袖手，以至寇骑长驱直入，百姓意乱心惊。这时，不甘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我的琦儿也立下了救国之意，一定要流亡抗日。我知道以后思绪万千，心里充满了矛盾。回想从琦儿呀呀学语和蹒跚学步起，经我一手提携教养，如今已成长为一个玉树临风，热爱祖国的好青年，一但远离故土生活上又由谁来照料他呀！但救国事大，我岂能作梗。何况革命青年潮翻浪涌般奔赴前线。我只好准备行装、路费，和其幼弟妹一起送他上路了。这时英国轮船在天津海口免费送流亡学生出走。琦儿就在七月中旬乘火车赴天津出征了。

在此之后，北平一片混乱，铁蹄践踏，人命蚁轻。卖国求荣的二王（即王楫唐、王光敏等人）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北平沦亡，市民不啻为侵略者盘中的鱼肉。但有识有志之士谁又能甘心屈侮苟活？这时我的幼女余铭玖已从香山慈幼院毕业考上了女二中，幼儿余璞则按他哥哥的来信的指点，上了教会办的汇文小学。四儿在天津警署工作，曾被日寇拘留一段时期，放出来后，回家来告诉我说：他已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了。我那时还不认识看不清蒋介石的真面目。觉得两个儿子都在卫国、爱国而战，我这作母亲的虽死也无愧了，于是我下决心以后要尽力帮他们工作。

一年以后，璞儿上了汇文中学，谁知才一学期不幸得了伤寒，虽经名医汪逢春等诊治，牵延病榻一个多月，终于不治。我也不幸受到了传染。住进了医院。我在首善医院住了将近一年，才战胜了四十多年多难人生中的又一关口，重新回到了人间。但面对国已不国家亦不家的局面，今后又将怎样生活下去呀。心中真是百感焦集。这中间，琦儿一年多无音信， 儿在我住院时逃出了汪精卫的罗网，化装到医院告别，在我的病床边，倾诉了心里话，他说在蒋方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以后如有机会出走，他要去找琦弟。谁料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晚这一夕衷情话，竟成了母子间永别的诀别之辞。 儿年方八岁时即归我教养，他秉性忠实，和我寸步难离。有时偶有缺点、错误，我责问他，总是俯首听从。亲邻都称他是我的孝子。这已是五十年多前的旧梦，但回首犹似眼前，他的遗孤余诚，从五岁时便由我代他抚养。如今孙儿余诚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了。我的第四代儿女相继参加了工作。重孙龙儿1986年从部队复员。我感到欣慰，希望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跟着党，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使我感到遗憾的是 儿的尸骨不知埋于何处。传说他是抗日有功，因不逞之徒妒其功而被害，但详情至今难明。这是我至今仍要为之寻根究底的。

琦儿于1937年投笔从戎。直到1939年才接到他的来信。信中说被蚊虫咬伤，非常想念我，要我去看他。我想象得出来，他这是被敌人伤着了。一定是挂彩了。但我大病初愈，尚须倚杖而行，不期他父亲的义仆侯玉亭老先生前来探问琦儿的消息，我便对他说了。他对余家忠心耿耿，便自愿先去探问。并说等他联系好了以后再陪我一同去。侯是山西晋城人，当时靠作小本生意维持生计。我们商定后，他便先去替我送衣服兼探路。那时正值日本强化治安，我十分担心。好在过了不久，他就安全回来了。他说琦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分想我。还说每天以写字为养伤之法，写的内容是我曾给他作过的饭菜名，这样就可以解伤止疼。据侯老先生说，他的手足均被炸伤，还曾波及面部，当时我们八路军兵器弹药缺乏，许多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取夺和利用敌人的武器。在一次战斗中，敌人扔过来的一颗手榴弹就要爆炸了，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和消灭敌人，琦儿奋不顾身要将手榴弹扔回去，不幸被炸伤。我听后真是伤悲难止，我那玉树临风的儿子，竟成了残废之人，虽说这是为国为民应做出的光荣之举。但我这婉转母心终难释怀。

四0年秋末，我决心把这个家托给我的叔父。带着女儿余铭玖和侯老先生一起上路了。能归与否？是难以预卜的。可是我已有了安排，如果不能回北平，我便决心和琦儿同路而行。
当时正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强化治安的开始期，一路上封锁、检查是很严的。到了连镇车站，日本兵用枪刺对着我们质问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还验了良民证。我说是去看望城内的八旬病父的。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又看了提箱，箱内有我给余琦带的毛衣裤。棉花等物，我谎称是女儿的。当时女儿虽仅十几岁，但很壮大，他们看了一眼也信了。不想这时精干的侯老先生竟乘机把我给余琦带的食品筐提走了，并回过头来招呼我，这一来引起了日本兵的怀疑，我赶忙让侯老先生把东西拿回给他们看，并解释说这是给我老父买的一些茶点。日本兵生气地刺破了点心盒，盒里果然是糕点和茶叶，真算侥幸，其实筐底下还有给儿子带的重要的药品呢！我们度过了这一关，安然入城。老先生把我安置在小店歇息，他便和女儿一起去找关系。直到黄昏他们才回来。一见面便催我快走。他们在前面引路，绕城而西，到了小河岸边一个医院，有位医生记得好像姓陈，他对我们说：“都联系好了，快过河吧。”于是我们这一行三人乘小木舟到了河东，联络点是个小店，店东夫妇说，接我们的人已经来过，因见我们未到，约好了明天再来。我们母女便在这小店火炕上暖暖的睡了一宿。次日清晨，王庄的人便来接我们了。

车行一里多路，到了妇救会的王兆兰会长家，她的母亲告诉我们，余琦已经叫他的警卫员小克接过两遍了。时近黄昏，小克又来了。王老太太叫我们明天再走。小克说余琦早已等急了，我也见子心切，于是我们踏月而行。王老太太又叫她的小孙子与我们同行，走了四里多路，到了陈庄那里的八路军医院，是所带小院的民间土房，余琦住在北屋西间，过去是房东自住。在这昏暗的棉花油小油灯下，分别了三年的母子、兄妹又相会了，我看到昔日白面书生的儿子如今满面风霜，异常消瘦真是百感交集。母子对谈了一番别后生活，人世的悲欢离合又怎能说完呢。是晚，又回到王家投宿。住在棉区，盖着新棉花絮的棉被，又有火炕，温暖如春，又不知是在家在外了。
次日清晨，儿子又让小克来接我们。我们去时，他已半坐在病床上，并让他那大一点的勤务兵小喜上集市去购买酒、蛋等物。我知道他的钱是上级和同志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节省下来资助他营养的，虽然我们是母子，但我也不忍分享，于是，也给他留下五十元交给小喜代管。
为了少给公家添麻烦，侯老先生向房东借了个小火炉，我们一家便暂在这里“安居”了。儿子余琦一有空就和我谈他的战斗生活。怎样在朱老总的教导下成长，怎样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怎样在田地里、洞穴里藏了七天七夜啊，如何缴获了鬼子的洋刀、洋枪、洋马啊，虽然鬼子们身上都带着“护身符”，咱们部队照样打败他们。缴获的战利品除上交上级外，还有些留给部队用。余琦给了他妹妹一条皮带就是缴获鬼子军官的。妹妹听说他已经杀过七个鬼子军官，高兴地收下皮带系在腰里，英姿姿勃勃的样子，使我们看了都很高兴。我看到了几年前一个投笔从戎的文弱书生，如今竟变得这样勇敢，深深地感到了革命熔炉的力量。有党的教育，有朱老总的亲手栽培，有这样出色的子弟兵，国家是有望的，日本侵略者是必然要失败的。我从自己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增强了革命信心。

在这里小住十余日，每当看到余琦换药时，手足疼痛的样子，都激发了我对日本侵华的愤恨。又看到新华日报上报道的真实情况，人民自己的报纸就是给人以力量，不是象国民党的报纸，满篇谎言，更不是沦陷区的汉奸报纸蒙蔽和麻痹人民。这些振奋人心的报道帮我冲洗掉了自卑感，开拓了眼界，我感到只有当初我那种与古城共存亡的决心是不够的，如今才看清了前途。西望红日，霞光普照，有领导，有舵手，指挥我们前进。

更可贵的是我此行受到了一次大教育，我这种封建家庭出身的人，旧思想还是很多的，无论是上家塾，还是在法政学堂、女子师范等上学，学的大都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为了谋生教家馆等教的也是这些东西。虽然其中也教育人们要爱国，要区分忠奸，可是谈不到革命真理。根本不知道还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通过此行，我读到、看到、接触到的都是崭新的事物。边学、边观察、边思考、边比较，使我在真理的认识上产生了飞跃。我在这里还见到了杨易团长等许多领导同志，他们都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执行战地任务的。当他们来慰问伤员时，我们一起长谈，在场的还有余琦的两个年纪很小的勤务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一家人，毫无封建的尊卑等级之分。使我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团结。
区里的领导为我的去留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有的同志认为这里缺少女知识分子，应该留下来工作，也有的说我不熟悉此地地理环境，又没有跑过交通，一但鬼子来了，很难周旋，比较被动。最后决定让我回北平建个联络点。虽然我和儿子都希望我能留在当地团聚，但我们都知道组织的安排很重要，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于是我便决定回北平了。从此，我的家就成了五分区的一个联络点了。

决定回北平的次日清晨，我们从王兆兰家动身，还是坐那带蓬的驴车，王伯伯一面扬鞭一面告诉我们今天有情况。所以要从东南面走。走了一程，王伯伯让我们往西北面看，远远看见一群日寇和几辆大车向西北方行去。我们赶紧驱车奔东南，急行二十多里，日落时分到了连镇东城外。王伯伯招呼我们下车后，便忙着赶车回去了。于是侯老先生领路，这里没有河，不用坐船。我们步行进了东门，到了闹市已经是满街灯火了。我们无心留连，当日便买车票回北平了。

车到前门火车站，人流涌向出站口。侯老先生闪入人群中，顺利过去了。但我们母女不知为何引起了注意，被女警拦住了，盘问一番，我们告诉她，是去连镇看望老父亲的病。我们良民证、学生证都齐全，女警看不出什么破绽，终于放行了。侯老先生早已等在前面了，我们叫了三辆人力车，于夜深人静时候回到了家中。一进屋门，顿觉电灯光刺目，过了一段住土屋，点油灯的生活乍一回到电灯下，真是一片光明，因为此时此景和我心中的光明汇到了一起。从这时开始，我将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周围的环境当然是非常残酷和黑暗的。我从此告别了庸俗的家庭主妇生活，和儿子一同走革命救国的路。我深深感到过去那和古城共存亡的想法是幼稚、消极的，而舍身救国，挺身而出，做一个革命者，才是真正的光明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我后半生新生的起点。我经历了几个朝代，活了四十五岁，人到中年才由儿子引上了人生的正路。

人的认识和心情一变，虽然看起来过的还是柴米油盐，迎来送往象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但觉得生活有意义。我在王庄时人们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说起工作，到也不多，就是常有人从家里来代个信，买点药品，也有时暂住个家里人。光阴易过，不知不觉过了一年。次年，即1941年秋，忽然儿子余琦架着双拐回来了。余琦的户口成了问题。当时组织上让他转入地下工作，并找个善于接骨的医生治疗。但因来自老根据地，无法上户口。我只好请侯老先生来帮忙了。侯原来是在青红帮的，辈份还不低，北平民警里有些是他的徒辈，于是我出钱请了一次客，打通了关系，假说余琦是流亡的学生，中途不幸中了流弹，伤了手足，现在是从南方回来看病的。这才上了户口。然后，我又为他置办行装，以恢复他的学生面目。

余琦安居下来以后便开始寻医，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世代接骨的田医生，他听了余琦的情况后，慨然允诺施医，表示义务诊治，分文不取，表现了很高的济世精神和爱国热忱。于是余琦便常在花市田医生处就诊。后来我的一个学生杨宝华和她的丈夫杨铭修来我家看望我。杨铭修是贵州世医，内外科俱精，宝华是他的继室。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他主动为余琦开了内服、外敷的处方，并对其症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听他的分析很透彻，便和田医生的治疗并用了。经过几个月，大见奇效，到次年春天，便由大拐换为小拐了。又过了几个月，已是春暮夏初之时，他又丢掉了小拐换上了两根手杖，不过右脚有点跛。我就给他定制了一双右脚垫高的鞋，穿上后虽然有些点脚，看上去却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神态了。我见他在朋友的陪同下能去动物园游玩，心里真是高兴呀！
在这段时间里，余琦的领导一直在关心着他，组织上派了一个姓朱的同志，装成一个卖鞋的，拿着密信来和余琦联系，每次来时，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便在外面给他们巡风，这算我的工作。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家庭妇女，我开始学习另一种本领。
中秋时节，余琦已经能扔掉手杖和朋友们一起去颐和园了。这期间交通员又来过两次。不久，余琦对我说他明春要去山东找工作，不能老在家里坐吃了。我猜想，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不能阻拦。于是便决定了他的山东德州之行。次年春天，果然去了一趟德州，回来告诉我找到事由了。是一个姓刘的朋友替他找到的，在合作社工作，与是整理了行李又走了。这一年常有人从山东给我带来食物和酒等，并报平安。从此，同院的邻居就传开了我的孝子余琦之名了。

1943年春，余琦忽然从德州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人，余琦说是同夥，德州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我这才明白了他们的摊子在山东，这个同志姓刘名浩，是在冀南被重机枪扫射射断腿的一等残废军人（现已在总政离休）。当时他是以小学教员的面目出现的，在我家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打入敌人内部作情报工作。

又过了不久，余琦所在的合作社中的日本头头被调往南方，他是很重视余琦的，便让余琦同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余琦推说要回北平住北大附属医院做手术，治疗小肠疝气。这个病本是他小时候的旧病，本不需动手术，虽是推拖之词，也只有假戏真作住进了医院，为了不使我着急，请了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去医院送饭。到医院方将详情告诉我，并说些别的事。

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我天天去送饭，有一天他对我说就要出院了，先回老家去几天，然后再回我家。果然他去了几天便回来了，刘浩也从山东来到北平长住了。于是，两个拐子一同养伤，下雨天就一同卧床休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说是姓陈的同志，不住我家，但时常来我家会面，交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组织的，刘管组织工作，陈管经济工作，余琦管宣传工作，三个人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点，作五分区的地下工作，我是他们的掩护人。从此我就小心谨慎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并替他们做哨兵，并听从他们的指挥。从此以后，我的家里可热闹了，常有客人来，按照要求来的人我也不问真姓名，住多久。有时来人只住一天就又走了。有一次来了两个乡土气十足的小伙子，我怕引人注意，便给他们化了装，把孩子的童子军服给他们穿上。陈同志知道后，夸我想的周到，后来陈告诉我，他们是五分区来的小民兵，住了不久就走了。

转眼已是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了，全国起了大变化，我家也有了大变化。在这期间，我女儿铭玖在家庭的影响下，在大学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家即是五分区的联络点，也是城工部的联络点。一天的下午，城工部的刘新同志对我说，他有几个朋友要在这里聚一聚。叫我准备一下。我虽不知其内容，但猜想都是自己人。于是对要来我家的亲戚推托说我要外出，谢绝了他们的来访。我做了晚饭。当晚来了十几个人，都是西装革履，骑着新自行车，象是一队贵宾。儿子、女儿都斟茶递水，托盘上菜，招待起客人来了。我在炉前一面炒菜一面想，今天的人不寻常，准是尊贵的客人。后来才知道这些客人果然都是地下党各条战线的领导人。这可是值得纪念的一晚呀！当时我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却感到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于是我就坐在厨房里当起了守门人（我的厨房位于前后院之间，在后院开会，这里是咽喉之路）。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才结束。从这次会以后刘新常来我家而刘浩他们见不到了。儿子说刘浩他们已回山东了。过了几天，刘新来找我商量，叫我在附近找三两间房，说有位外地来同志要住，此人姓常，名振玉是从根据地调来接工作的，也是那天开会的座上客。

这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作关系改变了，从前属于五分区，今后属北平城工部了。虽然同是革命工作，但分工不同了，领导也不同了，以后我的工作要由刘新同志来指挥了，他是北平城工部保卫负责人，他要我做安排住处的工作是非常信任和看重我的。当时我不知，就大胆的做了。那时我的家住在北京宣武门外老墙根十六号，我三叔父的后院。我的三叔名承烈，是我祖父沈家本的第三子，清末秀才，甲辰荫生，后来又随我的姑夫汪大燮在英国，在驻英使馆任随员。他边工作边在英国皇家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并教授汉语。据说他用的汉语教材是《红楼梦》，应该说是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方的一个早期传播者了。在英国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思想，他比较开明，比我那举人父亲又进一步了。我的父亲名承熙，是清末举人，与著名的学者邵章、尚秉和等是同年。后又上了保定莲池书院，喜看康梁等革命党的文章，我的姑父汪大燮任清国驻日留学生监督时，正值中国留日学生编辑出版《浙江潮》等革命刊物，我的父亲请祖父给姑父去信，要他代购这类刊物，姑父回信说这类刊物旨在推翻清政府不宜购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父亲比久任外交的姑父的思想还要新，而不是一般守旧的学究。在我保存的一本他写的诗集中（《留云庵诗集》）有“伟哉苏菲亚，俄国一女杰”之句，苏菲亚是帝俄时代俄国民粹党的党员，因谋杀沙皇未果而牺牲，从统治者看来是“乱党之流。而我父亲却是赞扬她的，可见他的思想已突破了封建纲常的束缚。我六岁时父亲开始教我习字。一起开蒙的还有三叔祖的一位孙女，就是我祖父抚爱如己出的小姑母，她大我四岁，我们一起学习，她学作文，我识字。后来又请了一位山东老师，转入学馆，和兄弟们一起读四书五经，这说明我家不拘守封建重男轻女的老习俗，祖父把我这个从小失祜的小孙女看的和孙子一样呀！在那个社会里我有机会从小学文化真是一个幸运者！
当我十几岁时，祖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爱我者都弃我而去，真使我痛不欲生，茫茫人海，我将何依？这时幸亏有三叔在，三叔抚我说，别痛哭了，你父死我即你父。从此，三叔父把我父亲遗留的诗词词稿两本交给我保存。虽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这部诗集随我奔波数十载幸未遗失。五十年代经中央文史馆的石荣璋老先生题签，为书装订，至今珍藏于家。

我的三叔为人开朗，没有一点秀才的酸气，也没有留学生的洋气。在那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等级的森严对他是没有约束的，达官贵人，专家学者见了他叫他三哥，贩夫走卒、乞丐穷汉见了他也叫三哥，常有穷人找他要零钱用。他曾在审计院任协审计官，后来政府南迁，他不去，便在北平过他的散淡生涯。他有一颗中国人应有的爱国之心，称颂八路军真抗小日本，抨击蒋介石真卖国，称他的外孙余崎是“八爷勇士”，引以自豪。一次，我们房山游击队的队员受了伤，进京隐蔽，治疗，便住在他家外院的书房里。来的次日，他到后院高兴地对我说：昨晚我又留下八爷了，他们和鬼子打，受了伤，有人给我送来，我留下了。他们白天睡觉，夜里出去，但取些热水，从来不麻烦人。这件事连三叔家里的人也不知详情，只知是他的客人临时借住。而我却知道其中的详情。这说明我们叔侄是有同感的，即使是当时不便说明的事情也是默契的。所以我的一切情况都对他讲，我去看余崎，便把家交给他照应。这一切都得到了他的支持。否则地下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我们这个地下工作点能在老墙根隐蔽多年是和我这个叔父分不开的。写到这里不禁油然生感，难忘这位助我于危难之中的叔父啊！如今他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他没能看到我国山河重秀，大地生春的盛况。如果他知道我国已不再是东亚病夫之国，他该多么高兴啊！

这次刘新同志给我的任务是掩护一个从根据地来的老党员名叫常振玉，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很早就和赵世炎等同志一起从事革命工作，1937年6月去延安，曾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任过主任教员，后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日本投降后，他被任命负责接管北平教育方面的工作。由于国民党独占了胜利果实，我们的人要暂时隐蔽，所以叫我给他找房子安一个小家。我从居住邻近的冷巷里找了房，这是一个卖油的小商人给介绍的，这个商人常给我送油，他姓王，曾向我借过钱，所以挺熟识的，他在距我家不远的南面一条叫葱店的小巷里找了三间大北房，前面还带廊子。院子也不小。因为要的房租高，没有人租住。院子的南屋是开大车店的，东西屋都是存车的。我看了后觉得还可以，便报告了刘新同志，他答应了。房租是大洋二十元，还要先交两个半月，这是北平当时的习惯作法。从此以后，我便伴成常的亲戚，替他写房摺，给他取名李长生，说是从南方来北平教书的。租定后，替他打扫房屋，安排家具，都是从我家拿的，女儿铭玖和我一起忙了三天，而后草草完成了。刘新同志就叫常振玉在这里住下了。但他自己不来常的住处，每次开会仍在我家，事前由我跑交通，负责通知和往来接送。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找常振玉，他说这是组织规定，一个事不要多人知道。经历了这件事，我又明白了地下组织的严密性，从这时起，守口如瓶，三缄其口成了我的座佑铭。
忙碌了两个多月，事情又有了变化，常不能在他那个小家住了。便住到了我家，对外说是我儿子的朋友，要去外地教学的，由我暂时照顾他的食宿。有些工作，由我女儿和他联系。一段时间后，他俩之间的感情已自由发展成爱情了，女儿和我商议，我已知常是北大学生，是爱国的青年，早已参加了组织，多次参加爱国群众运动，一二·九香山开会时我们是在同一个场内的，虽然不相识，和我们母女走的是一条路，于是便同意了。儿子更是高兴。常振玉这个抗日救国的好青年从此成了我的女婿。那年他已年届而立了，因抗日而迟了谈恋爱，在当时已属晚婚了。我女铭玖那年二十岁，也算适龄。如此巧合，我得了一个佳婿。此后，我们相处三十多年，他一直勤奋地为革命而战斗，先后担任过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长、秘书长，内蒙党委秘书长、农牧部长、农委主任等职。在内蒙他因劳致疾，十年动乱又受到迫害，发展为不治之症，粉碎“四人帮”后，仍抱病残之躯，战斗在农牧战线上。最后以身殉职，离开我先去见马克思了。他生前对我是十分孝敬的，先我而去，我凄然为他作了挽联、挽辞。

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野心暴露，我们夺取大城市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央决定放弃接收北平，常振玉要调回根据地。那天天气晴和，刘新同志把我和常振玉叫到一起开会。他说常振玉同志要回去了，你女儿和他同去，你同意吗？你跟前现在就这一个孩子了，你舍得她远离膝下吗？对他这些问询，我早已想好了。我心口如一的说：“我完全同意，我女儿很幼稚，每天工作我常怕出错，替她担心，不如我这个老人心细。回去也好，我放心了。”我刚说完，常振玉在一旁说：“这才是我们的模范母亲。”我听他这样说，当时还有些不正确的看法，觉得我答应女儿随你去，你便用好话奉承我。过后细想，是我错了，一个革命者，不是从一己的私人角度看和评价事物的，如果万千个母亲都能鼓励儿女走爱国救国之路，何愁革命不成，抗战不胜！他说的很对，让他们比翼齐飞吧！不久，刘新同志告诉我他们的行期已定。大约是十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将从西直门穿过颐和园到西山某地，第一次定了日期后，接到通知说有情况，晚上又回来了。又过了两天，刘新又来通知说，次日清晨有辆汽车等在校场口外，送他们出发。次日我备了早餐，送他们成行。但只送到门外，不敢远送。对邻居则说他们去天津教书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送走女儿不久，儿子余崎又给了我开办沙珑餐馆的任务。事情是这样，自从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一组人归入北平城工部刘仁同志领导，刘仁同志给的任务是开一家商店做为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当时给了五两黄金做为开办费，余琦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西口路北，买了一座门面房，一楼一底。于是忙着开张之事了。哪想到这五两黄金是不经用的，刘仁同志当时又缺少经费。余琦无法，只得向我说明，而我当时这没落的资产也早已花的差不多空空了，手头上值钱的东西早已卖光。只好打宣武门小市的主意。那时的小市就在家门口，从老墙根到玉虚观、广安胡同，占了三四条胡同，都是一早来做买卖的。从此我每天找些零碎的物件拿到小市上去卖。虽然这些零碎物件卖不了多少钱，可是有多少算多少，总比没有强。好在儿子购家具木器也是零星添置，就这样凑合着对付下来了。女儿走后不久，他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约在11月间，一座小型的，西式的餐馆终于准备就绪，“择吉开张”了。“东”和“伙”是我和黄君硕同志，君硕也是中国大学的进步学生，和我女儿同学，都是地下党员。他自己没有钱，把结婚戒指都卖了支持这件事，他的哥哥叫黄有禄，是个开业医生，有些钱，他便动员他哥哥也出了些钱，算是入股。管帐先生是找的方康泰同志，还找了一个亚北餐馆的徒弟小葛做厨师，还有个青年工人做些勤杂事务。“店长”是黄君硕，“店东”是余琦。

餐馆的营业真是开门红，每天宾客不断，由于店小座位少，常常有排队候座的现象，局外人看来还真是买卖兴隆通四海，这个买卖会很快发展起来的。又谁知个中的奥妙呢？店前如此热闹，店后更不平凡，每当夜深人静，餐馆休息后，店里更热闹了。原来余琦有个少年时的朋友叫陈平，是和余琦一起投笔从戎的，他到南方后，转做了文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时回到北平组织了一个话剧社，取名叫祖国剧团，因经费不足，也是我卖了些零物给以补贴。这个祖国剧团的人常在沙珑活动，，还有时借用楼上教俄语。后来这个剧团演出我还带了孙子去看，在冰冷的剧场坐了一晚。我和陈平开玩笑说，我这是出了钱还挨冻。但心中却是别有一番激情。我们总算又完成了一项工作任务。当时团里的年轻人像于是之，兰天野如今都成了中外驰名的艺术家。我听到看到这些真是感慨系之！回顾四十年前小楼上的一幕，如在眼前。当年的一些青年志士，如今已在新中国中兴的时候，崭露了头角，发挥了中坚作用，真使人心中充满自豪之情。这段历史陈平同志已有专文记述。
沙珑小店开业不久，厨师小葛忽然提出要回河北老家去。原来小葛在五分区做过民兵，为了谋生来到北平，他在这个小店里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革命的激励，坚决要回去当民兵干革命。我们母子当然支持他，便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我又得了一个待人宽厚之名。由于小店不能没有厨师，又找了小葛的师傅老任来接替，任师傅原是西单亚北西餐馆的厨师，看到小店生意兴隆，毛遂自荐来上任。由于仓促接手，没有报户口就住下了。不想祸起萧樯，在半夜忽然来了一伙人，说是查户口，可是进门不核对户口，却翻箱倒柜乱翻起来，幸亏陈平等一伙青年已经走了，余琦也正巧回了五分区，这伙恶徒既没抓到人证，也未发现违禁品，于是只好拿方康泰出气，打了他几下，又以未报户口为名带走了老任，黄君硕由于是铺长，也被拘进了警察局。

第二天下午，方同志叫伙计来报信。我当时买菜刚回到家，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惊住了。沉思一阵后，我让来人回去告诉方先生，说我一会儿就去店里去商量对策。伙计走后，我沉思了许久，最后决定孤注一掷，拿出我的四儿余 这块牌子。余瑡是我的次子，毕业于警官高等学校，那时的校长是鲍玉林。余毕业后分到西单二区工作，后又转到天津警区。“七七”事变后他把妻儿送到妻子的娘家湖北。他回到北平和弟弟一起商量如何参加抗日的战斗。我当时只知道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应该做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国共之间的区别。我觉得在我面前商量抗日之事的两个儿子都是好儿子、好青年，没有辜负我多年的教养，他们立志投笔从戎的壮举，使我深为赞许并感到安慰。 两兄弟之间却各有看法，儿是持正统观念，迷信蒋介石；琦儿是中共先锋队员，看得清楚，否定了蒋介石，说蒋介石是假抗日，真反共。于是兄弟之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我这个作母亲的由于不明真相，只好作壁上观。分辨不清谁是对的，认为只要是抗日就是好孩子，就是个好中国人，由于我局限于此，没有表态，他们就各自走自己的路了。琦儿在事变后的第二天的夜里，我送他去天津，和爱国的学生抗日去了。那时是英国免费送学生坐英轮南下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山东上岸，又辗转上了太行山，此后从抗大出来分配到冀南，一直与日寇战斗，最后逝于前线，被党赋予烈士。 儿是和他弟弟分道的，是走的所谓正统路线。他和琦儿争论一番后回到天津去了。就在此时，我的幼儿余璞才上中学便染上了伤寒病，大约在1938年之冬，因医治无效，粹然夭亡。我也受到了传染，住进了首善医院。一个寒冬之夜，我正在高烧昏沉沉之际，忽然 儿从天津来看我，他化装成一个高丽人模样，我这双目混花的沉重病人，一时竟没有认出面前竟是我的 儿坐在床边。他说他受上级派遣要去河防队去了，母子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所以从天津租界冒着生命危险回来见我一面，谁知着一面就是我们母子的永别了。他自十余岁丧父，两个姐姐又相继逝去，只有他作为长子在我膝下承欢，他对我十分孝顺，母子情深。万万没有想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一天一名国民党的官员找到我家，告诉我说余瑡在河防时立了功，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人已牺牲，政府赋与烈士称号。已是光荣烈士了。并说，我来一是告诉太夫人这一消息，再是和太夫人商量一下抚恤金的事，我们想每月发给二万元抚恤金，您看如何？我说余瑡有一子名叫余诚，现年6岁，归我抚养。他答应回去商量，后来又来我家一次，说给四十万元。并要我于某天带孩子去八宝山开烈士会。到了那天，我真去了，还找到他们问余瑡的灵牌在哪里。他们说，现在是总的，以后再分开。看完牌位后，要摄影留念，于是记者们把赵登禹、佟麟阁两家烈属让到中间，我们这些不知名的烈属站在两边照了像。我和孙子余诚都摄进了这张纪念像。当时我这不知儿子埋骨何地的母亲心情是多么沉重啊！但想到余瑡毕竟是为抗日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的好儿子为国捐躯，又使我这做母亲的感到安慰。开过这次会之后，抚恤金之事如泥牛入海再也没有音信了。

由于沙珑的处境紧急，我急中想起了用余瑡这张牌来对付国民党。于是我把他们找来向他们要儿子的抚恤金，并说“你们不仅不发给应给的抚恤金反要把我赖以活命的小店铺弄倒，小店倒闭我们子孙无处吃饭，干脆把我们也抓起来吧。”我这么一吵，还真把他们唬住了，连说：误会，误会。默默地都走了。抓走的人也放回来了。这一仗我是暂时打胜了。但领导了解了这一情况以后，恐怕引起其他变故，命令撤掉这个摊子。于是把这个铺面倒给了候宝林。候宝林那时已经是知名的红演员。他买去后开了一个小药店，卖些丸散膏丹之类的成药。经过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后，陈平同志80年代又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候宝林，提起了往事。据候宝林说，他的小店开张以后，那些人又去找他的麻烦，但他是从天桥长起来的，黑社会的一套见多了，是不怕这一套的。我听后回想，感到后怕，幸亏组织上决定及时，否则真有不测之危呀！

在1946年春一个明朗的早晨，我正在家干家务。忽然女儿的同学李习勤来看我。自从女儿和女婿走后，她经常来看望我。这次来可不是一般的问候。她说有个比她高三四级的学生，也是她的上级，叫她来传话，这个人姓刘，叫伯母在家等他，有要事面谈。至于是什么事，她也不清楚。李这样一说使我糊涂了好一阵子。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只好等着看吧。
到约定的日子，果然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直推我家的房门而入，自称姓刘，呼我为伯母，态度和蔼而亲切。我看他对我像是对个相识的老熟人一般。但我记不起这么个人呀。经他说明，我才回忆起他这是第二次来我家了。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我家召开了北京地下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是几十年后，我才完全明白的。当时只见到一个个来客推着崭新的自行车，西装革履光临我家。这次会议是我党北平城工部的主要领导、地下党各部委员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来我家的自称姓刘的青年，就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只是那天来到人多，我又忙着接待，印象不很深，所以一时认不出来。这时来的人自我介绍说，姓刘名灏，也就是我们这个地下组织的领导崔月犁同志。他向我说，想在中国大学找一个可靠的同志谈谈。我于是想到了黄君硕同志，他是儿子余琦的好友，人很诚实，常来我家和儿子谈心，他也去过延安。刘灏听了我的介绍同意约黄面谈，于是定了时间，他们一起谈了今后开展工作的事，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反正离不开在学校开展学运工作。我的任务就是掩护他们开会，和做好接待工作。每次会面后，再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到时让我的小孙子去请他的黄叔叔。那时黄家住在西草厂胡同7号，与我家相距不远，七岁的小孙子是经常跑去的。这些同志来我这里都是以我儿子的朋友的面目出现的。我对邻居说这些人都是儿子的好友，儿子外出以前托付给他们要经常来看看我、照顾我。刘灏是以医生的身份做掩护的。他来我这里时，还常给邻居的孩子看看病，或打针种痘。我说儿子出远门不放心，托这位医生常来看望检查身体，由于儿子在时孝敬我，这个说法合情合理，丝毫没有引起邻居的怀疑。如此平安的度过了一年。

有一天，邓映时忽然来到我家，映时和他的丈夫是从我这里转到冀东参加革命的。她因病回平治疗，痊愈后，想让我给找个路条回去。我把情况告诉了刘灏，刘说可以把她叫来当面谈谈。于是我安排他们在里屋谈话，我在外屋摸骨牌、巡风。谈话之间忽然来了一群人说是查户口，我拿出了户口簿，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谁知他们中的一些人竟到我里屋见到了正在谈话的刘灏和邓映时，便问我这两个人是谁。我急忙回答：“来是的客人。女的是我的外甥女，男的是她的朋友。他们约好出游，顺便来看望我。”他们看不出破绽，便向我要笔作结，这时刘灏很自然大方地说：“伯母我这里有笔。”说着递过他的金笔。那些人找不到可疑之处也就走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大的风浪，但也算是一次处乱不惊的锻炼。

不久，便到了1947年，这时，发生了一件中大学生到张家口的事。张家口解放以后，刘仁同志在那里。这时李习勤找我要路费，要去张家口。我卖了些衣服，凑了路费让她去了。不想没有几天她 便回来了，说是由于轻举妄动受到了批评，所以回来了。过了没几天，一天夜晚，忽然来了三个男学生，说是中国大学的，他们从张家口回来后不能回学校去住，要在我这里投宿，因为他们知道刘灏在天津的化名，我便留下了他们，这几个学生住了几天就走了。

不久，又发生了李习勤退党之事。有一天，李习勤来了，对我说她不得不牺牲自己来救她的全家。原来，有个国民党特务执意要和她结婚。如果她不同意，便要害她的全家。这一来她软下来了。她含着眼泪说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牺牲自己了。并保证决不会加害我和组织。她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家里是开当铺的。她只知道父亲早死，母亲养育她不容易，怕因自己不从而害了老母，情愿做个孝女。我对她这一做法有我自己的想法，不同意她的见解，但当时也说不清楚。关于这个问题，在今天九十多岁的我是看的比较清楚了。她的脱党和“孝女”行为，是受到旧的吃人礼教的影响所造成的。是为了完成小我而失去了大我。后来听说她生了好几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可谓一念之差而误了终生。没有能够和大家一起为解放全国和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刘灏来和我商量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需要找房搬家。我们原想买一所小房子，搬到一起住。但因我没有现金，组织上也缺乏经费，只好作罢。过了不久，刘灏来告诉我说：伯母，你不是盼望经常知道余琦他们的情况吗？我替你介绍一个管消息的工作，你可以首先得知他们的消息，但是不能在这里，需要搬家。我说：我一切听你的。他说：过几天有个戴眼镜的姓李的同志来找你，你们共同商谈今后的工作吧。他交待好就走了。我可是心潮起伏，十分的激动。既然需要搬离这个我长期居住的地方，想必是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工作呀！怎样才能做好呀！我心中忐忑。但也只有等待约定之期来解开这个迷吧。过了几天，真来了个带眼镜的人，站在院里问：余老太太住在哪屋啊？我赶忙出去迎接。来人身材不高自称姓李，彼此心照，不用多说。这次会面主要先解决迁居之事。他负责找房，我准备搬家。于是我就对人说：我义姐的儿子来接我到他那里去住，以后他来照顾我的晚年。这之后，我把和我同住的继母送到天津，转赴上海去找我的妹妹，就是继母的亲生女儿，使之有所依靠。也使我能无顾虑地思考个人的前途问题。我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小姐，嫁给余诒，做了官僚的夫人，仅三年半，余诒暴病而逝，留下了八个孩子，其中还有个尚未出世的遗腹子。这困苦艰辛的生活我熬过了二十多年。适逢国难当头，尚在的两个儿子投笔从戎，如今一个已经成为国民党的烈士，一个跟着共产党在干革命，女儿也随着女婿常振玉一起去了解放区。这就给年近六旬的我出了一道“我当如何”的大题目。经过冷静的思考，我毅然选择了破产救国之路，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决心与祖国共存亡，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身家一切，置之度外，要无私地为人民作奉献。作出这一决定后，我颇感轻松和自喜。我这个封建家庭出身的弱女子，终于彻底摆脱了封建的枷锁，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共同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强盛而办了一点实事。

搬家的事都是李雪同志来安排。于是我从宣武区的老墙根16号搬到了北城的旧鼓楼大街安家落户了。户口上的家庭成员除了我和孙子余诚外，还有个表侄赵振民（当时化名杨桢祥）。在搬家过程中，李雪同志看到我家的书堆里有张司徒雷登的照片，他说这可是个宝贝，我们拿去挂在墙上，是有用的。后来这张照片果然引起了保甲长的兴趣，他们问清了照片的来历，深信我是个贵妇人。这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妙用。这和我拿余 的名字做挡箭牌是一样的。我们如此地度过了一个重要关口，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建立后，我们的生活更显得丰富和紧张。这个外表看平凡的工作，使每个成员更加精神振奋，日子也过的仿佛快了起来。(另有回忆录专文记述电台工作）转眼已到解放前夕，当时我们虽然已经估计到了胜利必将来临的大喜日子已在眼前，但没有预见到来得如此之快。李雪同志为了防备较长期的戒严、困守局面而带来的困难，还让我想方设法多储备些粮食。那里想到解放大军势如破竹，迫使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一下站了出来了。我站在鼓楼大街欢迎自己的子弟兵穿城而过，心中的激动和喜悦是莫可言传的。此后，我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更觉得扬眉吐气。象是周围充满了阳光。

上图是坐在中间的老太太余谷似，后排从左起：沈千、艾山、崔月犁、甘英、方婷

有一天，刘灏来看我。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崔月犁。我高兴地向他汇报。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真是幸运啊！如果不是我们的军队急转直下地取得了胜利，我们随时有可能身陷囹圉呀！这下可好了我们不会受蹲牢狱的威胁了。我们存的粮食也用不着了。又得卖出去了。

喜事一件接一件。一天，我去西单亚北号去办事，回来时看到门外停着辆吉普车，我一入门，赵振民就和我说：刘仁同志全家来了。我又惊有喜，第一次见到了几年来领导我们的老领导，我们北京城工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今日竟不耻下顾来看望我们这个小摊子来了。刘仁同志没有一点官气，和我见过的旧官僚截然不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都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使人不容接近。而刘仁同志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对我们亲如一家。他说这是到了自己的家了。于是，他真像在自己家一样，开了柜拿东西吃，然后又睡在我那小孙子的房中休息。他的两岁的“小狗子”拿起地上的拔火筒就喊“老乡”他是把拔火筒当作喊话筒了。弄了一脸的黑。我们赶紧告诉他这不是农村的喊话筒。甘英同志又削了果子给他吃。这一插曲，距今已是四十多年，但是我这九十多岁的人记忆犹新。然而，刘仁同志早已含冤去世。回想参加刘仁同志追悼会的情况，深深感到千古之冤虽已大白，而人兮安在！增加了无限的悲愤和感叹。如今欣逢盛世，安度晚年的我是多么怀念刘仁同志啊！

不久之后，李雪同志来通知我说：刘仁同志要我们这些党的眼睛，包括天津一个台、北平三个台和部队的总台一共二十多个同志见一见面，于是二十多人约定在何昭家聚会，吃一次饭。叫作散摊子会。到了那天傍晚，赵振民和我一起到了何昭同志家，他们是江苏人，他父亲是某部的一个科员。我同她母亲谈了一会儿家常，我们都是大同乡呀，谈得到一起，后来他们让我到北屋入席，使我不安的是刘仁同志竟然亲自来接我。并把我让到一桌的首席。刘仁同志亲自在我们这一桌陪坐，让酒让菜。二十多人坐了两桌，热热闹闹，亲如一家。

国家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引起了我思念儿子的心情。我日夜思念余琦回到身边，一家团聚，共享胜利的喜悦。一天，陈平同志从他所在的部队中来看我。他来看望了我几次，终于告诉了我余琦的噩耗。真是苍天无眼，使我的三个儿子相继离我而去。心情之沉痛实非笔墨所能表达。陈平刚刚到余琦的烈士墓去过，给我带来了烈士墓的照片留作纪念。我儿虽死犹生，名留烈士史册，。有子如此，我心慰矣。

过了几天，李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去山西女儿、女婿处和他们一起工作。这时，我才知道余琦在衡水牺牲的事组织上是早就知道的。由于崔月犁同志怕我悲伤，叮嘱认识我的人都不要对我讲，等我见到我仅有的亲人以后再告诉我。以减轻我的悲哀。这是多么会关心同志的好领导，好首长。至今想起他的关怀，仍使我心头感动不已。

组织上的决定我只有服从。于是在1949年3月初，我带着十几岁的孙子余诚去了山西。余诚是余某之子，因自幼父出母死，是随我长大的。同行者还有候玉亭老先生。他是山西人，连回家带给我引路。我们三人到了榆次寇家巷12号，这是女婿常振玉的住地，他是山西电台的接收者。我在这里住了一个半月，女婿所在的部队解放了太原，女婿先进了太原。这时他们已有了两个男孩，大的两岁多，小的三个月。女婿进了太原后一个星期，我也和电台其他家属一起随军车进入了太原，同女婿、女儿同住在太原电台，他们开始了工作，我给他们照看孩子。过了些日子，组织上安排我到太原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几个月后，女婿被调到绥远。我又同女儿等回到北京。这时已是49年之冬，我们在华北局招待所过的春节。50年初，女儿被留在电台工作，于是我们又迁到麻花电台宿舍去住。女婿只身北去赴任。我因有病，暂时在家休息。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女儿在9月初又生了一个男孩。9月末，我们又被调到绥远省委去了。女儿、女婿都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我在图书室工作。三反、五反后我被调到机关党委工作。不久便和内蒙分局合并为蒙绥分局，后又改为内蒙分局。我一直作机关党的工作。直到1956年我六十岁退休。退休后我又回到北京，这时女儿已有四个男孩，她的次子常寒婴已在幼儿园毕业，应该上小学了。我把他带回北京，让我表妹汪琪在西城承恩寺找了三间小房，送寒婴到我的母校师院附小（现北京第二试验小学）入了学。这一来省了女儿一些麻烦，我身边也有了一个小伴，免得寂寞。这个小家安置妥当后，我们祖孙二人游玩、观光，饱览了解放后的新北京的新气象、新风尚，那时真称得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呵。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更使人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安慰。

如此过了几个月。次年，也就是57年初，组织上通知我，到北京市文史馆作一名馆员。那时文史馆的馆址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内，这是清朝皇室钓鱼的地方，游廊曲栏，环境清幽。如今归还人民，成了文苑老人学习政治和写作的地方。我有幸与馆内诸同志恭逢其盛，其乐何如？当时任馆长的是邢赞亭老先生，付馆长是闫立宣同志。每周有两三次活动，主要是学习、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过了一年，就是1958年春，馆址迁到了西城区长安街7号大院内，与后院的文化局和前院的教育局为邻。这时又增加了马西山和刘捷三两位付馆长。当时常到馆里开会的有七十多人，真是称的上是济济一堂。每至节日，诗词书画作品触目皆是，馆员们大多是耆宿、学者、画师，争献一技之长，歌颂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兴盛。老人们的心情也格外愉悦、舒畅。有时市里的领导也来参观、指教。回想起来是多么美妙的日子呀！

不料，十年动乱妖风忽起，天昏日暗。众多的人民和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这时，文史馆也不能幸免，被迫下了乡。馆员们集中到平房公社，和政协等单位的人一起劳动。这段时间我在馆里留守。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办公室付主任李宝真和秘书陈老先生。当时我们三人同年，都是七十三岁。李老耳背，陈老失音，只有我口耳都行，所以留我帮忙。有时我们也去平房公社去听传达报告。还住在那里参加整党。后来又都转回北京， 学习和开会。整党工作是在这里结束的。整党以后，我们随政协一起搬到南长街学习。在这时期，忽然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惊人之事，叛徒林彪这个不可一世的人物竟然全家出逃，葬身温都尔汗。昨日接班人，今日原形现。历史这个最公正的见证人将如何评说呀！在这之后不久，我们文史馆回复了馆址，不再是政协的附属了。这时新馆长张国基同志和女馆长何继嗣同志来馆任职。馆事活动出现了新气象。“四人帮”翦除后，我馆随国事之中兴，更加兴旺，文史出版业欣欣向荣。虽然我年逾九旬，已不能随班学习、工作，但此心无日不系念于国家和事业。

古人概括女子的大不幸之事有三，一曰少年丧父，二曰中年丧夫，三曰老年丧子。这三不幸几乎都让我遇到了。命运之坎坷可想而知。但我深以为慰者，是自己选定了投身革命的光明大道，不管个人遇到了多少困难和险阻，心头总是有着一个光明的追求，有着为真理牺牲小我的抱负，有着爱国的情感激励。从这一点说，我又是一个大有幸者。如今我的老领导崔月犁同志和其它当年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都已离休，安度着晚年。这样的盛世旷古难逢。因此，我愿濡笔记述自身九十余年的经历，以慰逝者，以告来者。使一代代的人都知到革命成功之不易。珍惜社会主义胜利果实，警惕和平演变的浊流，把革命的火炬一代代传下去。

九十五岁余谷似亲历记
写于1992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