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与户口

张涟

一九六七年腊月十一，我出生在浙江一个叫显岭脚的小村庄里。

有句民谣这样唱：“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十一，虽离过年还有十九天，但也算是年里了。

那天，村前的苕溪河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瓦片檐上挂满了冰串，天阴阴的，白茫茫地飘起了小雪，村里正忙着开始分年货。

已离家九月，并有七月身孕的母亲因腊月初三从安徽安庆修琴回来，舟车劳顿，再加上回到家看天晴就洗衣洗被，不停地干活，累了身子。于是十一这天午夜，母亲早产。

所以原本计划在六八年春天降临的我，突然闯进了冰天冻地的腊月；原本应该是属春天的猴子，却挤进了冬日羊的队伍。

七个多月早产，我能活着落地，且母女平安，外婆又惊又喜。只是家里添口，没地方报户口，她抱着我偷偷地落泪又调侃，说我是又一个苦命的“外星人”降临，还是修琴路上捡来的。

更糟糕的是一九六七年，到处都在“破四旧”运动，家里几经抄查，连箱底的几件衣服都被拿走了。物质缺乏，又加上是冬天，瓦盖房上段空，四处漏风，母亲连喝“红糖水”都接不上，我也很难养得白白胖胖。

怎么会没地方报户口呢？现代人肯定不解，要问：“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是外国人吗？”

“我不是外国人，我没地方报户口的原因来自于父母的户口问题。”

我父亲是浙江东阳人，毕业于金华师专，即浙江师范的前身，他是个教师，又是个右派，在乌镇“五七”干校里呆了两年后，就被开除了工作，下放时，户口从乌镇迁至临安县临天公社时遭拒。这时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机关单位乱了秩序。从此他的户口落实问题，被搁在半路上，没人理会。

我母亲是临安县横溪公社显岭脚村人，属于农村户口，只因她是地主的子女，出嫁后，当地就停发了她的口粮和各种票证。虽当时国家对于一居一农的家庭，采取的是子女户口随母制度。但当地公社、大队、小队、革委会根本不允许地主的第三代后人再落户于村里。

所以阴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生的我，没地方给我报户口。也就是说我的降临，除了自己家里添口以外，不需要去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登记、报备，国家的人口数字和我没有关系，我是一个“黑人”，一个“世界以外的人”。

户口上不了，名字还是要取的。我家没有重男轻女之意，女孩子的名字不仅要取，还要寓意深刻。为了取一个能让我一世坚强，也能给带来好运气的好名字，外婆和父亲有了争执。

父亲为我取名“涟”。

因为父亲是在“大鸣大放“的运动中写了一篇小文，才失去了工作的。所以他非常关注于这场文革运动。他认为全家人的命运都与这场运动相关联，于是他给孩子取的名字，都是有关这个运动的“动态词”。我的名字“涟”字就是这样诞生了，大运动、大革命到了“涟漪”的状态。于是“涟”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的曾用名。

但是外婆反对这个名字，外婆认为：“涟”字三点水，有“泪涟涟”之意，不吉利。

外婆为我取名“红梅”。



外婆跟父亲不一样，她解放前是杭县政府的出纳，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五十年代初因回临安一时，人和整个命运都被扣在这里。一九六七年也是她最为黑暗时期，在我出生前的一天晚上，外婆被当地民兵用绳子绑起，这些人用脚踢膝关节的方式，强行她和另外几个人跪在操场上，后又押到公社，在那里整整被审讯了三十八天才被放回。在这三十八天的日日夜夜里，外婆看到有些所谓的反革命和特务分子受的“跪玻璃”、“跪竹片”和“秤元宝”的刑罚，胆战心惊，几次都想用办法了断此生，但想到家里那些没有户口的孩子，最后还是坚持要活下去。所以外婆比爸爸更关注人生、命运和整个时代。她认为家族到了这样的低谷时期，需要的是一种凌寒不惧的精神，一种向上的心态。这孩子生于腊月，正是梅花开放的时候，且她在母亲肚子里，就跟着颠沛流离，来世之坚犹如“寒梅”。所以外婆希望我长大后仍有“梅”的品格，像“梅”一样坚强。木子旁有代表温暖、永久之意。所以外婆认为取名“红梅”比“涟”字要好。

苕溪

这样的争执持续了一段时候。好在没户口的，也有好处。至少名字可以随意更改，不需要去派出所，也不用去任何地方登记。所以在家里，我今天叫涟，明天叫红梅，有人叫我涟，有人叫我红梅，没人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户口不仅没有工作的资格，还没票证发。没票证就买不了粮食和其它一些日用品。我家共七人其中五个人没粮票，买议价粮要县粮食局批过，价格又贵，且有定量，生活是怎么过的呢？这又要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事业片面发展，革命样板戏热火朝天，有句口号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各地各单位，各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文艺表演队，要演出，要排演都离不开乐器和乐器修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干修乐器这个活，也没人敢干这个活。

我父亲就凭着在师专时业余掌握的一点西洋乐、民族乐、琴盘乐的知识，利用了运动时文艺高潮带来的商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带着母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各地的大学、宣传队、剧院、戏校等地方，现场修理钢琴、手风琴、风琴、口琴、大提琴、小提琴及木管、钢管等乐器。

在那个走到哪里都要介绍信的年代里，父母的江湖岁月一路磨难，期间目睹了两派斗争的激烈，也遇见过同样出来闯荡，没有户口的“黑人”及受不了批斗逃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让父母难以忘怀的是大学里有些教授，知道了父母的来历后，无论在介绍生意，交付乐器，还是付费时，从不为难他们，特别看到我母亲有身孕，还暗暗地塞来几张全国粮票，给予帮助。徽州师范大学的张茂林教授，一同和父亲修好了他们学校的两架钢琴后，还成了好朋友。



那还是个不能做生意的时代，大街小巷时常在抓投机倒把和特务，因为害怕被抓，父母都是乐器修好收钱后，立即跑路，打游击式地换站赚钱，用以维持全家人几年的生活。

母亲年轻时

时间一晃，家里没户口的三个孩子一年年地长大，饭量也增多，期间父母也不断地去当地信访局，甚至写信到省里，到中央反映情况，但一直得不到回音，也得不到解决。家里只能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去姚北山的县粮食局批议价粮吃，不够，再去黑市买粮票，还有就是带着孩子不停地去捡稻穗，挖番薯圾、挖土豆圾等办法来充饥。

议价粮不仅贵，难过的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每月去县粮食局批的时候，要经过局长签字，要搭番薯丝、玉米、米皮糠等杂粮，还得遭白眼；母亲有时在办公室门口站半天，也见不到领导来签字；有时带着一根扁担和两只米袋，十里路来回，一整天的功夫，还是两只空袋子。

所以户口问题不落实，外婆和母亲每天心里都在受煎熬。再加上我这个修琴路上怀上的早产儿身体弱，平时反应、干活总慢于别人一拍，一个人看一条菜虫吃菜，看蚂蚁搬家，也会蹲着呆半天，也从不和别人争争抢抢。所以大人们更是担心我以后的生存问题。那时候跟着外婆睡觉的我，总觉得夜里的外婆是那么的忧伤。

文革十年，先是学生串联，接着又是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学校都关了门，加上出门介绍信也查得厉害，修琴生意也逐步难做。家里没有粮食，无奈，父亲开始自制一些日常工具，去临安城里摆地摊。

等到了一九七三年夏，终于迎来了曙光。临安信访局、临安公安局、临安粮食局、临天公社、横溪公社、横街大队、显岭脚生产队等单位终于在一次我父亲摆摊卖钓鱼钩事件的背景下，坐下来共同协商，落实我家的五个户口问题。已经虚岁七岁的我，才真正地完成了到这个地球上的报到登记，幸喜地成为了横溪公社的一名小社员。

或许家里还是外婆的权利大一些，我户口上登记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姓名：“张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