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茶

朱子后学

朱熹与茶

朱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理学家，还是一个热爱茶叶的“茶仙”。朱子有茶诗云：“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得灵芽手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蝶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养翠成堆。”朱子晚年自称“茶仙”，一生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朱子一生崇尚俭朴，以粗茶淡饭度日。他为自己确定的生活准则是：“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在武夷山五夫里生活期间，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朱子说：“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皆准之酒洌，戒而绝之，似觉省事。”以茶替酒，心神“似觉省事”，是朱子品饮香茗的真切感受。

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养德”。少年时，朱子在五夫里刘子翚家看到一副柱联：“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持家三自律，勤俭耕读世泽长”。他深受启发，从此定下生活准则：“以茶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惟障风雨”，还题下一联：“山居偏隅竹为邻，客来莫嫌茶当酒。”

乾道六年（1171），朱子在建阳云谷山修筑了晦庵草堂。即便生活清苦，平日里也要忙着著书授道，朱子还是在草堂之岭北培种植了百余株茶树，以“茶坂”为名，赋诗一首《茶坂》：“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他还时常携篓去茶园采茶，并引为乐事。后来朱子知漳州时，从建阳带去一些茶苗，在州府百草亭园圃种植茶叶，而且在当地大力推广。他撰写《劝农文》，

极力推广茶叶的种植栽培。他回婺源扫墓时，还带去十余株茶树，种植在祖居庭院内。还把老屋更名为“茶院”，并作了《茶院朱氏世谱后序》。

淳熙十年（1183），朱子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在这里，他授徒讲学，聚友著作。朱子不仅喜爱武夷山的山水名胜，也喜爱武夷山的茶甘醇清香。他在武夷精舍周围开辟茶圃三处，种植茶树，讲学之余，行吟茶丛，斗茶品茗，以茶论道，他写下《咏武夷茶》：“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余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蝶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饮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养翠成堆。”

在武夷精舍前的溪中，有一奇石，石上有臼似灶，朱子常邀友在此煮茶论理，赋诗《茶灶》：“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写尽品茗之惬意。杨万里和诗曰：“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国。堕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说是在太湖之滨的茶灶飞到武夷山了。好友袁枢也欣然唱和：“摘茗蜕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瓯中雪。清风已生腋，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说是想驱舟到溪中品上一杯嘉茗。三友唱和，成就九曲溪上品茗论学之佳话，茶香在书香中历久弥新。

朱熹的茶诗，表现出他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朱子文集》中仅存的少数茶诗，多为意境深远言简意赅的佳作，呈现了朱熹种茶、采茶、制茶、品茶、咏茶等日常的茶事生活。在这些茶诗中，朱熹几乎不曾抒发情感，而是自然流露出悠闲自得、与自然和谐共处、融天地万物之中的豁达心境，表现无欲无求、“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

朱熹还引茶入文，撰写有绝妙茶联。如在武夷山中的慧苑寺中有副“客至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邻”的联句，传说便出自朱子之手。这副楹联凝炼地表达了深隐武夷山中方家士子们的淡定从容、超凡脱俗情怀。

朱熹的茶诗，在武夷山的茶文化星空中，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恒星。它们极大地丰富与光大了武夷茶文化内涵和外延，在武夷山辉煌的茶文化历史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并且持续推进着武夷山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朱熹以茶论道传理学，视茶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交友，以茶穷理。朱熹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朱子语类·杂类》138条，虁孙记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知?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这理实际上也是论述“礼”与“和”的关系。朱子认为“理而后和”，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而礼行之“各得其分”，便能得到“至和”之理。是朱子对茶的“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提高了中国人生活的文化品质。

朱熹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其所谓“理而后和”，认为“理”乃是自然界严实的规律，是社会人际关系严格的礼仪。“理”是“和”的前提，有理才有和。循理是一种苦修，而只有“行之各得其分”，才能领悟到“至和”的甘甜，这是朱子对茶之“礼”的思想升华。朱子讲学亦常以茶喻学。

朱子与好友门人来往大多以茶叶为礼，朱熹常把茶当作礼品送人。乾道九年（1173）五月，朱熹将二十岁的长子朱塾派往浙江金华从学于在家守丧的吕祖谦，并嘱咐：“茶一角三十斤，俟潘家借屋有定说，即自作来送去。”当时，朱熹住在五夫，送武夷茶给吕祖谦，作为束脩。次年三月下旬，朱熹又送武夷茶给吕祖谦，有“新茶三十夸，谩到左右。”

淳熙年间，朱子“偶得安乐茶，分上廿缾”给天台国清寺名僧志南，以及“无以伴书，茶两盝时浼。小盝颇佳，大者乃食茶耳。”

朱熹《与某人帖》）两盝茶不同，有等级区别。“食茶”则是官鬻之茶，“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质量相对次一些。绍熙年间，朱子回丁硕之礼，有“江茶五瓶，少见微意。”用瓷瓶作容器装茶，当是熟茶研磨成粉状，便于储存保管。

庆元初年，朱子为了酬答彭龟年，“茶五十饼漫附回使，以供粗用。”饼状茶则以龙团凤饼最为著名。当然，朱熹也收礼品茶，如答谢闽帅林枅“颁惠茶药，极感厚意。”门人吴必大寄来“沙随诸书及茶，已领”，晚年朱熹答方士繇，“惠及新茶，极感厚意。”

朱子品茗悟理。朱熹多年养成喝茶习惯，主要用以解渴与清神。据门人记载：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朱熹为人们常说的“先苦后甜”找到答案。朱熹讲一诚二杂之理：“只为一，便诚；二，便杂。”以茶水纯净来比喻，“如这一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底滋味，便是有物夹杂了，便是二。”朱熹评价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朱子从中道出建茶经过特殊工序制作，成为熟茶，最为淳厚温和。可见，理学家品茗，超越感官享受，并向弟子阐述“甘甜”、“纯真”与“中庸”的哲理思想。这种从日常生活体味哲理的智慧，对当下人来说，当有启发作用。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朱子教学中的两段语录，一是：“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滋味，便是有物夹杂了”，强调“一味茶”。他认为做学问要专注一门，对理学要皓道穷经，以一贯之。二是：“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荼本苦物，吃过却甘。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 以品茶先苦后甘的特性比喻求天理的过程。这些事，都反映出朱子对茶性的深刻理解。

引茶入诗。喝茶属于饮食文化，是百姓寻常事，而写茶诗则展示了文人的闲情雅致。“行看靓艳须携酒，坐对清阴只煮茶。”（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伏读秀野刘丈闲居十五咏谨次高韵率易拜呈伏乞痛加绳削是所愿望》，第326页）描画出刘韫卸任赋闲在武夷山下的生活侧面。“只待两公高宴罢，却携茶鼎上渔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再次王宰韵》，第355页）朱熹乃因生病止酒，不能与崇安县令王齐贤、刘韫一同踏雪寻梅，酒后品茗。朱熹卸任知南康军，回到五夫，带来庐山“云居”茶与亲朋好友分享，“庐阜归来只短笻，解包茶茗粗能供。”（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晚雨凉甚偶得小诗请问游山之日并请刘平父作主人二首》，第499页）“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武夷精舍杂咏·茶灶》，第524页）看到九曲清流中突兀的茶灶，浮想联翩。朱熹曾谋划在云谷山建设晦庵草堂，过林下清净生活，有过开辟茶园的蓝图。“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云谷二十六咏·茶坂》，第441页）对于长期伏案耕作者来说，啜茶提神，显得非常重要。而朱熹喝茶，清心寡欲，让自己内心回归淡泊的境界。

庆元二年（1196），朱子六十七岁，遭“庆元党禁”，理学被斥为“伪学”，其大弟子蔡元定被贬，客死他乡，众多弟子也受到牵连。朱子面临着生命危险，人生陷入低谷，此时的他赋诗题匾，往往不敢签署真名，常以“茶仙”落款，茶也许是朱子最后的心理寄托。庆元六年三月，他病情恶化，尚坚持著述题词。在古田蓝田书院书写“引月”碑刻时，朱子署名“茶仙”，此遗迹目前尚在。庆元六年四月，朱子在考亭书院逝世，终年71岁。

朱子一生酷爱种茶、饮茶，以茶论道，以茶喻理，以茶叶的质朴自然，喻自己安贫乐道，坚韧不屈的志气，以“茶仙”自号，表明了一个理学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