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古建筑

时光

晴川阁

晴川阁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明嘉靖年间汉阳知府范之箴在修葺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禹稷行宫时所增建，取崔颢《黄鹤楼》中的“晴川历历汉阳树”句意命名。有"楚四名楼"之誉。因与对岸黄鹤楼隔江对峙，相映生辉，被称为"三楚胜境"。历史上曾多次被毁，现阁系按清光绪年间式样于1985年重建，占地386平方米，高17.5米。其底层面阔5间，进深4间；顶层面阔3间，进深2间。麻石台基，红墙朱柱，重檐歇山顶黑筒瓦屋面，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门窗栏杆为木质，朱漆彩绘。屋面四角向外伸出，深出檐，高起翘。正面牌楼悬挂"晴川阁"金字巨匾。现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10重游晴川阁）

禹稷行宫（禹王庙）是武汉历代祭祀大禹之地，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禹稷行宫再次重修，改为具有浓郁地方风格和精湛民间工艺的砖木结构建。此“宫”由大殿、前殿、左右廊庑、天井等构成，占地面积380平方米。

是武汉市著名的历史文化建筑。

进入晴川阁景区，首先看到的是 “荆楚雄风”碑。这块碑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荆南观察使者李拨所书，碑文意为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

阁内二进院门的这块牌匾“三楚胜境”是当代书坛巨擘林散之先生89岁时题写。

晴川阁门楼

沿着长江东麓的一条小路往前走，有许多摩崖石刻，古今名人在此留下诗句墨宝。

“山高水长”碑为毛会建所书，毛会建明末清初江南武进人，后侨居武昌，字子霞，能文章，工书，尤善作擘窠书，往往作斗大字，刻于山崖，题名其后。

晴川阁修复记（张舜徽）

大江发源青海高原，会纳百川，成巨渎。及入巴蜀，流益湍疾。白涌碧翻，激浪高起。于是排千岩，穿三峡，乘其奔腾之势，一泻千里。然后水面加阔，平流东进，以达于海。全程六千三百公里，所历大都小邑以百数。沿江景色如画，各有攸胜。若论风光之明媚，形势之雄奇，盖未有过于武汉者。以有黄鹤楼、晴川阁夹江而峙，可收上下四方之壮观于眼底也。汉阳龟山，旧名大别。其东麓有禹功矶，相传为大禹治水成功处，后世为禹王祠祀之。明嘉靖间，汉阳太守范子箴始建阁于矶上，取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诗意名之，目“晴川阁”。与屹立武昌蛇山之黄鹤楼南北相望，无殊大江锁钥，故昔人重之。武汉水陆四达，为历代用兵必争之地。楼与阁迭毁于兵燹，既毁而复修之屡矣。1935年夏，暴风成灾，阁竟荡焉无存。履其地者，惟徘徊太息而已。方今国家励精图治，政通人和，百废俱举。武汉市人民政府新建黄鹤楼将成。乃谋重修晴川阁。于是鸠工庀材，补治败垣，缮葺旧祠，芟夷芜秽，伐除毫朽。然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祠宇一新，垣堞皆复。乃重建阁于矶上．复立数亭于江滨，以附于阁。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时而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偶坐阁上，仰望晴空无际，俯听川流有声，风帆沙鸟交映左右，几疑泛舟江湖之上，忘其身犹在龟山东麓也。每值休暇之日，士女如云，遨游至此，喧阗杂沓，亭阁皆满。俄而管弦声起，或翩翩起舞，或引吭高歌。老者弱者，相与习拳、对弈于绿荫深处，至暮忘归。夏之晨，秋之夕，迎风望月，游人尤多。春以观花，冬以赏雪。盖四时之中曾无一日之寂寥焉。或谓黄鹤楼耸立百仞，以瑰伟绝特取胜，期阁得地幽密，以简朴清旷见重，各效厥美，相得愈彰。昔明末文豪袁宏道亟称斯阁为楚四名楼之一。清初名儒刘献廷南游过汉，登斯阁而大惊异，谓实远胜黄鹤楼，

走进晴川阁主楼，屏风上是中国书法艺术家李百忍先生题写的《晴川阁》七言律诗。《晴川阁》的作者是晚清学者桑调元：

岧嶢飞阁俯晴川，黄鹤矶头接暮烟。西日影沉三楚树，北风声送九江船。挥杯大醉浑不忘，抵节高歌直放颠。何处追寻神女迹，秋空明月漾波圆。

这首诗描绘了晴川阁的壮丽景色，以及诗人在此处的感受。诗词生动地说明了晴川阁临水而立的建筑形态，无形之中还呈现出一派烟波浩渺、帆樯如云的江城风光。

首联“岧嶢飞阁俯晴川，黄鹤矶头接暮烟”描绘了晴川阁的高耸和周围的自然景色。颔联“西日影沉三楚树，北风声送九江船”则进一步通过夕阳和北风来增强景色的氛围。颈联“挥杯大醉浑不忘，抵节高歌直放颠”表现了诗人在此处的豪放情怀。尾联“何处追寻神女迹，秋空明月漾波圆”则通过神女的传说和秋夜的明月来增添诗意。

昙华林（2023.10.5重游昙华林）

昙华林，位于武昌的东北角，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全长约1200米，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逐渐形成的一条老街。主要景点有西式教会医院仁济医院、崇真堂、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故居等。

昙华林，中西文化交汇，各流派建筑于此。“昙华林”三字，是指此地多有小型庭院，并善植昙华，因古时花、华2字相通，故名。

明清时期，这里曾是湖北全省各县秀才下榻于此、苦心研读备考的地方，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门的所在地，并有以戈甲命名的营盘。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地域特色。先后又意大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施医。受西方文化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学科在此建立；一批民主战士在此组成了湖北最早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会”，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相继在这里诞生。这些团体催生了一大批辛亥武昌起义的仁人志士。

追溯历史，这里曾是明初楚王的花园山。如今在花园山上仍有两个古建筑：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和天文台遗址。但明初楚王的花园遗址当然无存。

昙华林景区内的花园山上的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建于1880年，开办育婴堂和教礼班等公益事业。

天文台遗址

花园山天文台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天文台遗址。在中国近代气象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载入《中国气象志》。当时（1938年以前），由这个天文台观测和预报的天气资料发往上海余山天文台总台，经汇总再发往全国各地，对于指导长江流域的农业、水利、交通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战时期，天文台被损坏了。

重新开放的“民众乐园”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民众乐园”故事，那个时候的民众乐园可以和上海的“大世界”相媲美。民众乐园内设有京剧、楚剧厅、杂技、说唱厅、电影厅、书画厅、歌舞厅等等，有各种剧团、杂技表演，还有各种小吃，吃喝玩乐，热闹非凡。每每路过这里，总想看看那些热闹的场景，但多少年来，看到的是里面挤满了商铺和人，完全没有当年的氛围。最近听说民众乐园重新开放，我们于2024.7.18日前往，这次参观感觉一种新的变化。

当我们走进新“民众乐园”，马上感觉到非常地凉爽。宽阔的大厅内布置有一个舞台，灯光音响效果俱佳。目前为试运行阶段，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七点，都会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京剧或楚剧片段。大厅两侧有楼梯通往二楼，进门处挂有预告牌，告知各种演出的具体时间。目前安排有京剧、楚剧和其他一些歌舞演出。京剧和楚剧安排在周六和周日的晚七点开始。目前只是安排一些剧目片段，免费观看。估计步入正规后，会上演更多更好的剧目。

在大厅舞台的后面通向“圆堡塔楼”，塔楼的第五层，布置了一个展厅，介绍“民众乐园”的历史。民众乐园始建于1919年。随着历史的变更，这里曾经有过十几个名称。经历了105年的沧桑岁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厅中展示了当年演出的戏装、道具、报纸、广告，显示了当年的风采，件件文物历历在目。

瞬间民众乐园105年记忆展，存在于城市的诸多历史大事件中，也存在于最广泛的民间回忆里，这种由宏大至细微，由集体到个人的双重存在感，在武汉的百年历史建筑中，寥若晨星。百年一瞬，一幕幕辉煌剧目上演，一场场人生故事更迭，一个个时代跌宕起伏，在城市的高光下聚落。进行一次跨越时间的重逢。

武汉“无影塔”

2024.8.30日我们来到洪山公园的“无影塔”。这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无影塔原名宋兴福寺塔，俗称无影塔。始建于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公元552—554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名兴福寺。此寺后毁。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重建，并建此塔。后兴福寺又毁，此塔幸存。塔用石块至砌而成，制式特殊，八面七层，重檐斗拱，八面佛龛，造势古朴，是我省重要的古建构筑之一。

因为听说是“无影塔”，实在好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探视。从高德地图上看，洪山公园有一大片绿地，而实际上看洪山公园被分隔成两块地段。隔壁是施洋烈士陵园。

“武昌城史馆”展示的无影塔为南朝萧梁时期所建，现今的洪山无影塔是异地迁建于此。

据《江夏县志》记载：“古无影塔在黄鹄矶石上，高不三尺，每日返照略不见影，藏骨名不知谁何也。”

1953年为纪念施洋烈士，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南麓立碑建园。1993年为纪念“二·七”大罢工70周年，进行了大型维修。1997年在原有基础上，拓建了广场、陵道，维修了烈士墓、碑，兴建了牌坊、纪念馆。

施洋烈士陵园是为纪念参加领导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早期工运领袖、大律师、共产党员施洋烈士而修建的，陵园由烈士牌坊、瞻仰广场、纪念碑、烈士墓和纪念馆结合组成。牌坊高10米、宽16米，由冲天柱托起流云、斗拱、绿色琉璃瓦，耸立在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台阶上，寓意烈士的壮志情怀和献身精神。1000平方米的瞻仰广场四周为镂花白石护栏，广场正中屹立着一个4.4米高的施洋烈士雕像，基座上刻有董必武同志为缅怀施洋烈士的亲笔题词：“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植根于大地之上的将军红塑像，气势磅礴，象征着施洋烈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长8米、高1.1米的铸铜浮雕，再现了工友们英勇斗争的历史画面。浮雕背后是直通纪念碑的81级台阶（分三层27级，寓意“二·七”大罢工）。在10.8米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施洋烈士纪念碑”七个镏金大字，左右两侧刻有施洋同志生平事略，记录着施洋烈士的光辉业绩。施洋烈士墓，庄严肃穆，半球形的烈士墓，简洁明快，匠心独运，墓旁伫立着两棵参天古树，更令瞻仰的人们肃然起敬。陵园东厢是壮观典雅、富有时代气息的施洋烈士纪念馆；西厢为三坎茂草绿化坪，给整个陵园增添了秀丽的景色。东、西两厢簇拥着瞻仰广场。

汉阳树

根据《显正街记忆》一书介绍，我们得知显正街上有棵古老名树，名为：汉阳树。为此我们冒着骄阳酷暑专程前往。

汉阳显正街凤凰巷的汉阳树，树高约28米，主干直径1.5米，枝繁叶茂、虬枝飞翠，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树龄545年。因其坐落在汉阳古城西门内，是武汉市城区最老的树，取唐代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诗意，称“汉阳树”。此古银杏树至今依然葱茏舒展，成为汉阳区风景名胜之一。（记于2024.8.30）

显正街天主堂（其前身西门天主堂）是一座内部为罗马式结构于外形属哥特式风格相结合的欧式教堂建筑，于1936年建成，单层砖木结构，正立面有方形钟塔一对，正门上的山花圆窗，设计精美。堂内设三廊高拱，线条流畅，素洁大气，可同时容纳500余人弥撒。教堂后现存圣母山和主教公署楼等建筑，是汉阳目前最美最大的一座教堂，现保存完好。

汉阳共勉街牌坊在显正街共勉巷，该牌坊是贡院牌坊，牌坊高约两丈，宽三丈多，六柱五开间，坊柱顶有石雕饰件，是“武汉优秀历史建筑”中最古老的七座建筑之一。

牌坊建于清代中期，属于中式风格建筑，器宇轩昂、古朴凝重。牌坊在古代是崇高荣誉和权威的象征，而共勉牌坊则是汉阳古城重要的科举、教育和人文历史遗存。

武昌长春观

长春观位于武昌大东门东北角蛇山中部，观内崇奉道教全真派，以其创始人重阳祖师弟子丘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著名道教宫观。

长春观建于元代，为丘处机门徒所建，以纪念其在元军南下时“一言止杀”济世救民之劝德。　　

同治二年(1863)，龙门派十六代传人何合春自武当山来此，发愿重修长春观。他得到官员和士绅的赞助，募得款项，仿明代建筑模式，以斗拱铆榫纯木结构重修三皇殿、紫微殿、玉皇阁、来成楼及殿后登山石级，使殿堂焕然一新。

长春观的看点之一：天文图碑。我们是在网上看到长春观内有一块全国唯一的“天文图”碑。（后来看到在苏州碑刻博物馆还有一块南宋时期的“天文图”碑）不管怎样，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天文图”碑。我非常感叹古人的智慧。

因自网上的文章：“武汉长春观的天文石碑，为道教天文学家所留，上刻有“谕旨”二字。全国在解放初留有三块“天文图”碑，一块在杭州玉皇山，一块在陕西某观，一块即在长春观。现前二块皆毁于历史原因，仅留长春观一块全图碑，是极珍贵的天文学文物；石碑上记录着二十八星宿名曰紫微垣古星图。石碑镶嵌在长春观道医馆门口右侧的石壁上，高207厘米、宽82厘米。

天文石碑是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圆形全天星图，该图为中国古代星空的三垣、二十八宿、众星官体系。在星图正中上方刻着“谕旨”两个大字，字两旁刻着蟠龙祥云图案。星图四角分别刻有“長”“春”“璿”“璣”四个字。星图正下方刻着《天皇寶誥》等80余字。” 天文学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与农学、医药学、算学并列，号称中国古代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与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古人称之为“天算之学”。这里所说的“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结构和运行的观测研究；“算”主要指根据这些天体运行的观测，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

这块天文石碑内容源自于山东著名道长李理安。1935年，李理安道长游方至武汉长春观，将随身带着的一幅古代拓片献出，拓片上便是“二十八星宿天图”。长春观请来当时的刻碑高手将拓片刻于碑上，另加刻了“長春璿璣”4个字，并在长春观后山的制高点修建了一座“天图亭”，让石碑安身。上世纪50年代修建长江大桥时，京广铁路线途经长春观后山，天图亭被拆，天文石碑搬至现在的位置，碑身的破损是当时历史留下的伤痕。

长春观看点之二：乾隆亲书石刻“甘棠”二字，这也是在道教建筑中为数不多的帝王题词，亦为一绝。

长春观看点之三：长春观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带有藏族风格及欧式风格的道教建筑群。原因之一是清末助建长春观的钦差大臣、官员乃满族人，崇信藏传佛教，所用工匠受其影响，将藏族吉祥物大象及藏红花图案装饰于殿堂。之二是清末长春观住持侯永德原本是左宗棠手下的一员将官，后出家为道人，住持长春观时受西方思潮影响，以欧式风格和中式风格相结合，修建了全国唯一的欧式建筑为主体的道教建筑——道藏阁，其屋檐上用水泥“堆塑”成传统花饰，这种工艺现已失传，堪为一绝。

王母殿

在王母殿的对面是一个大戏台。

在王母殿的右侧的“龙门精武馆”，左侧是道医馆。天文图碑就镶嵌在道医馆的右边墙壁处。

参观武昌城史馆，了解武昌历史

悠悠武昌，唐古拉雪山下来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之水滚滚东流，至长江中下游滋润着武昌古城文明源流。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变法改革，"求索"不成放逐"行吟泽畔"而赋"离骚"，被誉为"楚辞之祖"，武昌东湖建有行吟阁以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

江山代有名人出。古代有屈原、近代有张之洞、现代有毛泽东等，不断革故鼎新，推动文明古城因变而强。在时代洪流中，武昌人踌厉奋发、勇毅前进，最终迈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谱写武昌古城新篇章。

悠悠武昌，远古文明源远流长。武昌放鹰台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印证古人类活动历史在5000年以上。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于黄武二年（223年）在武昌黄鹄山西北跨山筑城，取名夏口（1800年古城演绎因武而昌。三国争雄的金戈铁马打造了武昌古城最早的城邑—夏口），开启了武昌古城历史。该城方圆仅二、三里，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武昌自古而今都是县、州、府、郡和省治所在地。历史上的古夏口城亦几经变迁。汉代设有沙羡（音夷）县，治涂口（今江夏区金口）。

此后经郢州城、鄂州城、江夏城到武昌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城和黄鹤楼历经战火屡毁屡建，从县治所、州治所、府治所到行省治所，蜕变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周楚王熊渠开疆拓土把包含今武昌地区的古云梦泽纳入楚地作为游猎区。

《史记．楚世家》（西汉 司马迁）记载：

熊渠（?﹣公元前877年），西周时期楚国国君。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国。周王室衰弱后，熊渠乘虚向外扩境，由丹阳（今丹江口一带）开疆扩土至鄂国（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自称楚王，封次子熊红为鄂王。武昌地区在当时是楚王的游猎区，有熊渠"射石没羽"的传说。

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孝武帝在夏口设置郢州，并在夏口城的基础上进行城垣的修葺和扩建，这就是古郢州城，至今遗址尚存。武昌在那时又称为郢城。

齐梁时期，梁将曹景宗（后任郢州刺史）攻打郢城，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土石城堡，此堡北临沙湖，南距郢城约二里，后世称为“曹公城”。

《梁书·卷第二十二·列传第十六》（唐·姚察、姚思廉）记载：

先是，夏口常为兵冲，

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

印证了齐梁代际战争（公元420—589年）的残酷，也留下了黄鹤楼存世的证明。

净瓶画像砖（南朝）

佛教进入中国是东汉明帝时期，南朝时期盛行，这与当时皇家信仰佛教又关，梁天鉴二年，邵陵王把当时自己在武昌的行宫都改成了寺庙。—武昌铁佛寺

兵甲武士画像砖（南朝）

此次展出的古砖中，既有代表着"金戈铁马，盔甲荣耀"于一身的武士砖，也有着代表着南北朝时期，佛家思想的盛行的，佛家题材的净瓶、忍冬纹画像砖。似对当时社会、人文等场景的一次再次展现。

无影塔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公元552—554年）。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重建。塔用石块至砌而成，制式特殊，八面七层，重檐斗拱，八面佛龛，造势古朴，是我省重要的古建构筑之一。

军镇武昌．陶凳筑城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中国后，改郢州称鄂州，将江夏县治设在鄂州城，故又有"江夏"之称。

元和元年（805~806)，罢奉义军节度使，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增领安、黄二州。中唐时期（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将原夯土版筑结构的城垣改为陶石结构，在原基础上向北、东、南方向扩展，北临沙湖，东至小龟山，南抵紫阳湖，西达蛇山西端，同步对黄鹤楼进行改造，这是武昌古城建设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唐宋时期的鄂州城已经发展成"东南巨镇"。五年修成。鄂州（今武昌）设有武昌军节度使，从此兼有武昌之称。至此，今武汉市东南部分正式有了武昌这个地名，为行省级大区域行政中心。

《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唐．魏征纂修记载：

江夏郡旧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寻又分北新立土、富、洄、泉、豪五州。平陈，改置鄂州。统县四，户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一。

《旧唐书·志第二十》后晋·刘昀、赵莹纂修 记载：

鄂州上，隋江夏郡。武德四年（621)，平萧铣，改为鄂州。

《新唐书·志第三十一》北宋·宋祁、欧阳修等 记载：

长春观建于元代，为丘处机门徒所建，以纪念其在元军南下时“一言止杀”济世救民之劝德。

元代设置湖广行省，设鄂州路，后改武昌路，下辖7县，武昌路和湖广行省的治所均设于江夏（今武昌）。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的楚王府

明代湖广会城的中心是明太祖第六子朱桢的楚王府，环绕楚王府的是众多的各级各类官衙。

——《江夏县志》载自 "明代朱元璋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建治武昌。

武昌城第二次大规模的改建并基本定型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时任江夏侯的 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其规模达到“城方二十里，辟门九座”。墙体为陶砖砌就，墙高二至三丈余不等。据《湖广图经志书》载，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聚，俨然是一座政治中心的城市景观，为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垣。

他是大明辅政大臣杨廷和的儿子。是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得意门生。是明朝状元。明朝三大才子，江南才子唐伯虎与他相比，也逊色许多。

杨慎，四川成都人，一家世代书香。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自身的聪明好学，十一岁能写诗，十二岁写出“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名言警句，令四方文人墨客拍案叫绝，被誉为“神童”。公元1511年，杨慎进京考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后，24岁的杨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秘书（翰林院修撰），从此正式登上了大明朝的政治舞台。

清光绪末年（1908年），武昌设县，城门增至十座，下辖二十里。

1927年武昌城墙开始拆除，保留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起义门一小段城墙，其余在1929年全部拆完。武昌是首义之地。近代中国进步的闸门从武昌开启。在新文化运动、国内北伐战争和抗战初等时期，武昌曾成为革命中心。

离骚碑位于武汉东湖风景区磨山景区，建于1992年7月，用红色岩石砌成，碑高14.8米，底座宽17米，它是我国最大的碑刻之一，比号称"天下第一碑"的泰山"御京碑"高1.3米，宽3米。

毛泽东手迹：

滠水河，又名“仙河”“县河”，长江支流，发源于湖北省大悟县三角山，流经大悟县、红安县、黄陂区三地，在湖北省武汉市谌家矶附近注入长江。主要支流有姚蔡河、栗树河、泊漠港、长堰河等河流。河流全长142.14千米，流域面积2317平方千米。流量0.88~3870立方米/秒。

滠水名称由来已久，但众说纷纭。据《康熙字典》《中华大词典》注，“滠浮”为古代捕鱼竹筏，“滠”者，水名；“浮”者，捕鱼竹筏。古代可能以“浮”在“滠”水捕鱼居多，取名滠水。《中国地名大辞典》注，滠水下游入江处之滠口镇，晋曾设置滠阳县。县治在滠口附近，因位滠水之北，故名。《湖北通志》载，晋惠帝永兴三年（公元306年），陶佩为荆州刺史，属将朱伺请分安陆东境，立滠阳县。县治朱湖堡，亦曰渔湖城，今谌家矶附近。按水以北为阳，谌家矶在滠水之阴，或许因此定名滠水。滠水河属于山区性雨洪河流，最大河宽300米。

黎元洪（原名秉经，1864年-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清末与中华民国政治家，中国北洋政府大总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他清末加入海军，后担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后，担任湖北都督、中华民国副总统；袁世凯大总统死后他开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十二年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因其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清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9日（阴历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生于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东厂贩沙岗岭。史载，幼年黎元洪“头角峥嵘，具厚德载福之像”。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间传说的观音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还有一说认为，黄陂黎氏乃洪秀全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隐含有原系姓洪之意。黎家虽靠近县城，但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投奔天津北塘的游击守备，全家也随父迁居北塘。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著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

在晚清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却没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光绪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海军知识学习，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天津水师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并习经史文义，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北洋水师学堂因而被时人推崇为开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壮举。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的职位。此后，他被派至北洋水师来远号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兼管储料生火诸事。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又自广甲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只领功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来参战。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在9月17日的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甲午战后，清政府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己是当务之急。为防患于未然，他们更是大举修筑军事战备和招揽海军人才。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设延才馆，发布檄文聘请水师学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劳。张之洞接见黎元洪时，询其海军经历及建造防御工事的观点后甚是欢喜，认为黎元洪是忠诚可靠且有能力之人，遂委以监造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他亲临险要的工地，勤奋监工，风餐露宿。竣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炮台总教习和专台官。张之洞对黎元洪有知遇之恩，是黎元洪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他给黎元洪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黎元洪回到湖北家乡，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因为湖北居长江上游，多有会党人员出没，故而应该多驻兵拨款，黎元洪以此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己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而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湖北新军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梯，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仙台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黎元洪得张之洞保举侯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又开始推行清末新政，湖北开各省风气之先，加紧施行。黎元洪奉命协助办理将绿营、防营结束后，又增招新兵，扩充武备学堂设备。在日本所学的西式教育的洗礼下，黎元洪的军事思想开始进入了湖北最高军事决策层的视野，并付诸实践。张之洞先后多次采纳他的军事改革建议：一是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二是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三是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因在军事实践中表现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云。

在镇压自立军起义和庚子汉口起事后，从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授三品顶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奉命统带护军前锋四营，旋即提为清军协统，紧接着又升任第二镇统制兼护统领事，开始指挥张之洞麾下最精锐的新军部队；嗣后，他又提调兵工、钢药两厂，兼理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此间，他率师阻击英、德舰队驶入长江；协助建立了两湖劝业场及益智场、省城外火药库两所，颇有建树，受到清廷的嘉赏。黎元洪在新军建设上的积极努力，不仅使湖北军事改革走上了正轨，而且在官兵素质和军事教育等方面，为新型军事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湖北新军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黎元洪还兼管了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等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等四艇），实际上掌握了长江舰队，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班监督、黎元洪的受业之师萨镇冰调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这为师徒二人加深接触到日后提供援助搭建了很好的外部基础。次年，清政府派袁世凯与兵部侍郎铁良为阅操大臣在河南彰德（今安阳）举行秋操。湖北方面由张彪、黎元洪选拔人员参赛。黎元洪指挥得体，能与各省新军争胜，当场获得“军容盛强，士气锐健，步伐技艺均己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好评。鄂军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等奖励。黎元洪因此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不久，张之洞奉调入京。赵尔巽为湖广总督，欲以黎元洪代张彪为第八镇统制。黎元洪力辞不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黎元洪又兼任中军副将，不久即卸与张彪。宣统元年（1909年），黎元洪兼任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会办。他每逢外籍教习在校讲课时，常常列席旁听，与学生共求深造。先后听取日人教习铸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人讲述炮兵学及诱导计划等课程。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重要职务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随着湖北革命力量的渗入，他所带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力量。随着清末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显，成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希望争取到的盟友。对清政府而言，黎元洪是其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清政府国家机器腹部上一支重要触手。对革命党人而言，黎元洪使他们颇具好感，争取其反正对领导起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具有特殊的带动作用。

军府都督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夏，在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刺激下，湖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保卫铁路权益的斗争风潮。时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的张之洞主张由“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政策。各界人士听说，都惧怕利权为外国攫取，群情汹汹，奔走呼号，力阻借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黎元洪身为湖北军界的领袖人物，以军界代表的身份成为湖北保路筹款组织“铁路协会”的成员。后来在公推保路会赴京请愿代表时，黎元洪虽为众望所归，但由于军界统领身份不宜出任代表而作罢。有人认为，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之先声，黎元洪之所以在起义之后被举为大都督，与此时黎元洪的举措息息相关。

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南湖炮队失事给湖北当局很大震惊。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不得不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瑞徵、张彪、铁忠等人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防卫措施。因湖北省总军火库楚望台乃军事要害，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兵士替换革命党人居多的工程第八营兵士驻守，以防滋生意外。黎元洪反对。 张彪考虑到工程第八营隶属自己的第八镇部下，为防人指摘，遂认同了黎元洪的建议。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革命党人仓皇逃避，武汉三镇革命机关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围剿。随后，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缴的名册大行搜捕革命党人的任务。黎元洪害怕酿成巨变，于是向瑞微请示，请求适当地改变处理方法。瑞徵怀疑黎元洪怀有二心，严词申斥，立即派遣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革命党。黎元洪认为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名册上很多是军中兵士，在军队中恐怕要出乱子了。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的左旗营房，黎元洪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这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形势发展与自身将来处境息息相关。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

在黄陂广场的另一头有一个谭鑫培公园。公园里有一个谭鑫培大戏台。每逢佳节，这个戏台对外开放，上映一些剧目，有楚剧、京剧等。

谭鑫培（1847年4月23日-1917年5月10日），本名谭金福，别名英秀、小叫天，字望重，现代京剧元老。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京剧世家，祖孙七代从事京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