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黄河岸边人

父亲刘志锐生于1938年，在我们那儿，那是个食不饱腹、疾病流行和极度贫困的年代。
　　祖母曾生过七八个孩子，都因疾病侵袭没有能存活下来。难道是村里有什么危害婴儿的传染病不成？在祖母再一次分娩前，祖父祖母想了办法，到离村子十几里的山里借了别人家的一间土墙屋子居住了下来，在那里生下了我父亲。听祖母说，屋子里臭虫多，夜里会听见臭虫从土墙上爬下来的声音，所以晚上不敢熄灭小油灯，常常抱着孩子坐着睡觉。这山里虽然艰苦些，但孩子没有毛病，可能真是山里没有传染病的缘故。到父亲长大一些的时候，全家人才从山里回来。直到祖父祖母年老的时候，还常常感激那房子和房主。
我小的时候，老人们对我说，你爸小时候胆小，路上见到大人总是站在墙角等大人走过去才敢走路的。在当时的农村，独生子是总怕别人欺负的，惹不起躲得起。夫妻倆如果生不下儿子，遭人白眼不说，老了就没了指望。况且，农村的苦力活多，没有个男劳力也不行。父亲生长在这个环境，他更多的苦在心里。
　　父亲十一二岁的时候，开始帮祖父放牛。有一年夏天大雨过后，他正赶着牛回家，路过一条沙沟时，突然听到呼啦啦的巨响，山里的洪水下来了，他急忙往岸上跑，幸好没有被水冲走。听老人说这事，我不大相信，这么小独自一人去山里放牛，遇到危险怎么办?但这是真事。
村里田地的浇灌是靠水车引水的，每家要有一个男劳力参加轮流值班看护水车和水渠，遇到水车故障、水渠决口时紧急抢修。祖父时常外出拉骆驼驮米换盐维持家里开支，父亲十二三岁时就被村里编入看护水车水渠的名册之中。有一天夜里水渠决口，父亲熟睡中没有听见敲锣的声音，第二天便受到处罚。按村上规定，误工一次的要么打板子三下，要么交三张麻纸（当时写字用的纸张）顶替处罚。家里穷，没钱买纸顶替，只有硬着头皮挨板子。为了防止在打板子上作弊，村里还有打板子的惯例，受罚者光着屁股趴在长条凳子上，执法者抡圆了长板子打下去。这三下，只打的我父亲臀部红肿走不了路，只好由几个同伴扶回家去。这便是家里男劳力少的痛处。要是有年长的哥哥顶着，这些事不会轮到他这个孩童。 （右一刘志锐） 祖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经常拉骆驼在外面，见世面多，他拿定主意让我父亲上学读书。父亲曾对我说，你祖父眼光长远，硬是供我念书，那时家里缺少劳动力，按常理是应该务农帮凑家里的。父亲念书念到了初小毕业，以后自学到初中文化程度。这个初小毕业非同小可，在他同龄的人中，有这个学历的没几个。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父亲1956年刚毕业就在白银市税务局当了干部。我母亲是完小文化，当时被公社供销社录用参加了工作。父母亲在那时结婚成家的。 （左一刘志绥、右一刘志锐） 父亲参加工作时18岁，好学上进，写得一笔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领导很器重，在基层工作不久便调到了局办公室。一个农村孩子能在城里的政府机关工作，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正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先是祖父去世，后来祖母病重，我和弟弟年幼无人照管。这种情况使我父母亲进退两难。再三权衡，母亲回农村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只有父亲回家务农才行。那时祖母到河边取水都成了问题，生产队分给的粮食都拿不到家里，度日艰难。这又触到了父亲这个独生子的痛点。父亲请假回家伺候祖母几天，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回单位后便写了辞职报告。对他这一情况，领导也爱莫能助，只能同意。父亲在那里工作了短暂的4年。 对他工作过的单位，对白银市，父亲有难舍的情结，有割不断的留恋。有一年，我和父亲在白银遇到他当年的一个同事，那人对父亲说，你要是不回去，早就当上局长了。父亲只是笑笑，寒暄别的。好不容易进城了，却又回农村了，又是因为无法拒绝的理由，父亲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祖母百年之后，又过了十多年，父母亲帮我和弟妹们陆续成家立业进城定居以后，他们才搬来白银居住。但此时非彼时，人生如梦，当年风华正茂的父亲，现在已年过古稀了。这一圈虽然绕得远了点，过程中充满着苦累辛酸，但结果是好的。这是父母和我们都感到欣慰的。 （左二刘志锐） 回乡的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他把皮箱架在了满是烟灰尘土的房梁上，里面有穿着嘎叽嘎叽响的皮鞋，还有在城里穿的笔挺的中山装。放置好行李，父亲恢复了农村的生活。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天，大队让他去当了文书。在大队部，他干了十几年。那时像他这样文化程度的人都出去工作了，谁还会留在村里，他回来了，自然成了村里的文化人，大队部首先想着用他。 父亲回来后，祖母、我和弟弟有了靠山，虽然母亲在外工作顾不上照管我们，但我们衣食无忧。祖母得的是伤寒，调养一两年慢慢好了。我和弟弟多数时间和祖母在一起，玩得开心。父亲从城里给我们买来了一支塑料冲锋枪，哒哒哒带响的，我和弟弟玩打坏人的游戏，惹得左邻右舍的小朋友追着我们屁股玩。我和弟弟渐渐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长们就省心多了。 （1998年我们在老家的院子里照相） 父亲回来后，第一件大事是给家里盖间大房子，老家人叫上房。祖父留下的是一间黝黑铮亮的厨房，是平时我们奶奶孙子三人吃饭睡觉的地方，显得太拥挤了。可盖这个上房却用了两年时间，主要原因是粮食紧缺，家里人常常吃不饱肚子，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帮工的人吃。只有一点一点地在吃饭上节省，再积攒点钱买一些粮食，给来帮忙的人管顿饭。家乡的人都很厚道，谁家有事都乐意帮忙，有顿饭吃更好，没吃的也能理解。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为人和善，平时谁家有婚丧嫁娶、盖房子之类的大事，都自觉地去帮忙，大人们有事去不了，能打杂当小工的孩子们就去，既是帮工，也是换工。别人有事你帮忙，你家有事别人自然会来帮。盖起来的大上房宽敞明亮，还盖起了两间卧室，家里的条件立马改善了，我们奶奶孙子三人就住到了上房。 父亲年轻有文化，肯动脑，勤快，在大队部上班很是尽心，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对他很信任。大队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时，以前都是文书跑到每家去叫的，往往找不到人延误很多时间。父亲当文书后，用铁皮制作了一个大喇叭，站在大队部的房顶上喊话通知，全村的人都能听见，开会方便多了。 （右起：刘志文、刘志锐、刘志绥、刘志德、刘志元。他们是一个爷爷的孙子，在老家上房门前照相。） 大队部订有报纸，县里的有线广播通到村里各家各户，可报道村里的事很少。父亲经常写点宣传好人好事的通讯报道，有的被报纸登了，有的被县广播站播发，村里人从自家的小喇叭里就能听得到。有时在上学的路上听到同学谈论，说广播里表扬我们村的谁谁，是我父亲写的稿子。听到这里，我飞快地跑去告诉父亲，这时心里比吃了油饼还香甜。
　　大队书记一次在路上碰见我问：“广播里说咱们龙湾的地里翠绿绿的，说是你爸写的稿子，写成绿油油的不更好吗？”我马上反应过来说，是“翠绿欲滴”，一边在地上写一边给他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咱龙湾的田野不光是绿油油的，麦苗上还有露珠呢，风一吹就滑落下来了。其实他能认得的最多百来十个字，这四个字他不认识的。他说，这个词用得好，用得好，确实是翠绿绿的。
（左起：刘志绥、刘志芳、刘志锐） “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会儿，时兴斗“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里掌权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祖孙八代都是穷苦人，运动一来就靠边站了，斗不出啥名堂，红卫兵、红小兵这些年轻人和娃娃们就去揪斗地主富农和右派。父亲知道一帮年轻人要去揪斗，就把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哥们叫到一边，让我们不要打人家。他悄悄地说，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在解放时就被政府镇压了，其他地主富农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多数是他们的子女，没有犯下挨打的罪行。有父亲的叮嘱，我们心里有了底。当时有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性强，把地主富农捆起来吊在房梁上打，在人家家里挖地三尺找金银财宝大烟土。事后证明父亲的提醒是对的。
　　那时到地主富农家“抄家”搜出不少银元、铜钱，“造反派”们懒得一枚一枚去数，全部交到大队部由父亲登记造册保管，之后派人上交到公社。过了若干年，我们搬家盖新房时，匠人师傅需要一枚银元做镇宅用，我们让父亲找一枚，父亲连一枚铜板也没有，别说银元了。父亲经管过大队的不少财物，从不贪占，当过大队领导的人都说他胆子小。
父亲在二爹家的院子里同二妈（右四）姑姑（左一）聊天。 父亲在大队部工作十多年，曾任文书、副书记，积极组织和参加了修路、开渠、架设输电线路、防洪、开荒平地等工程，肯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为村里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在大队领导组织人员试探着让村民自己制造炸药等危险工作展开前，父亲能用自己平时学到的知识及时提醒，防止了事故的发生。大队的拖拉机、抽水机上的零部件坏了，师傅们常用的办法是以旧换新，把损坏了的零部件背到城里照原样子买来换上，有的部件太重扛不动就难了，费力费时。紧急时，大队领导让我父亲跑趟城里采购零部件，父亲把零部件的型号大小尺寸一一画图标记清楚，带张纸到城里咨询办理，速度快办得利索。大队领导常夸奖我父亲有文化聪敏。那年，公社调父亲去帮助工作时，大队领导怎么也不肯放人，后来公社书记发了话才同意。父亲在大队部一干就是十四年。 父亲是财税干部出身，做财务会计业务是轻车熟路。在大队，会计这一块是他的业务。到各生产队查账，搞预算决算、粮食产量的估产、统计上报，是他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在家里，常常看到父亲夜深了还在算账，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时没有计算机，算盘是最好的计算工具。夜深人静的时候，击打算盘珠的声音节奏感强，邻居家都能听到。父亲算账的第二天，隔壁家四爹大清早遇见我就会问：“你爸又算账了？算盘珠子响了整整一夜。” （1998年我们回到老家的上房里坐坐。） 1975年，公社成立了会计辅导站，公社领导看中父亲的这一专长，便抽调他去帮忙。
　　父亲这一出村，转变了我们家的走向，也改变了我和弟弟妹妹妹的命运。1976年，我参军入伍了，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村庄，到了外省。当时生产队嫌我们家劳动力少不同意，反映到公社武装部，看在父亲面上，这一关就过了。此后我在部队当了干部成家了。
母亲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时间长，早就有迁移户口搬家的打算。父亲到公社后，也有了让全家搬出山沟、让孩子们出去发展的想法。从这时开始，母亲申请调到了离县城十几里地的一个乡村供销社门市部，父亲也把他和四个孩子的户口迁移到了县城附近的村庄。
　　1979年夏天，全家在亲戚邻居的帮助下，把能带走的全部家当装上了3个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漂流而下很快到了渡口码头。父亲的朋友开来一辆大卡车在那里等候，一天之内就到了新的村庄。
（1980年我们在南滩新家的院子里照相） 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家一院新房就盖起来了。从拉石块打地基、买木料，到砌墙盖屋顶，一砖一瓦都渗透着父母亲的汗水。这时候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父亲和二弟，父亲的腰疼病就是那时落下的。这里交通便利，坐火车坐汽车都很容易，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县城，上小学中学几分钟就到，全家人的眼界宽了，生活质量上了一个台阶。 （1983年我们在南滩新家的院子里照相） 1985年，父母亲又把全家搬到了县城，全家人都有了城镇户口，我们家成了县城的居民。在父母亲和弟妹们的努力下，我们又在县城盖了三间新房，还有了半分地的院落。母亲在院子里栽花种草，还养了一栏鸡。 （我们在县城八十户新家的合影） 时常想来，父母亲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活着，再苦再累无怨无悔。我探亲回到家，父亲带些神秘地说，这房子盖的是出行的讲究。我听得不大明白，可能就是希望儿女们走出去发展吧。就那几年，二弟当了个体户，妹妹有了正式工作，三弟考上了干部，小弟上技校后当了工人。弟妹们的确是出行了，各有自己的事业，以后又都建立了各自的小家庭，但父母亲从未减轻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累了。 二弟开办砖厂后，负担很重，他们夫妻忙不过来。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给他们分担。一开始父亲是当顾问帮帮忙，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手紧缺，父亲就住到了厂里，给儿子的企业当起了会计。想不到当年堂堂的财税干部在这里又派上了用场。那里一片荒滩，人烟稀少，风沙遮眼，父亲和农民工们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砖窑里苦干，使厂子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这边刚消停一些，弟弟们的孩子一个个出生了，父亲就和母亲一起担负起了照看孙子的任务。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二弟的孩子带大了带四弟的，四弟的孩子带大了，带小弟的。等孙子们都带大了，父母亲老了。那一年，父亲70岁时，腰疼的老毛病犯了，卧床不起，在床板上躺了三个月,使我们紧张了好一阵子。这可怎么办，父亲为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他还没有好好享清福呢？好在调理及时，父亲逐渐行走自如了。我们衷心祝愿父亲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父亲时常在电话里说，孙子正陪着他在公园里散步呢。父亲说这话时是蛮自豪的。我顿时觉得一种喜悦涌上心头，又隐约生出一些答案来，这也可能就是人们追求的天伦之乐吧。 （2019年清明节父亲带我们祭祖。） （2021年9月父亲和我们去龙湾姨娘家。） （2022年父亲在兰州） 父亲80岁以后，身体大不如以前。2023年4月，父亲因肠梗阻住过一次医院，此后身体每况愈下，体力不支，我们兄妹轮流伺候。我们每天用轮椅推着他下楼，到院子里，到西区广场上，让他散散心。2023年9月14日上午，我们像平常一样用轮椅推着他到小区的院子里散心，中午他还吃了两个素饺子。晚餐他吃了几口臊子面，看着他有些累，我便扶他躺在床上休息，跟往常一样打开小音响播放他爱听的秦腔曲目，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陪他。晚7点30分，他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这使我们措手不及，没想到他这样快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原本想，依他的身体状况，熬过今年冬天是没有问题的，也许还能活个几年。我们做好了长期伺候的准备。 父亲的突然离去使我们异常悲痛，好些天缓不过神来。在将父亲的骨灰安葬以后，静下心来细想，觉得父亲是那样的完美。他勤奋好学，工作踏实，为人朴实，乐于助人，孝敬老人，关爱子孙，乐观处世，善待他人。他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无愧无悔的，他对得起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能吃能喝，说走就走，干净利落，得以善终，又在另一个世界里开始了新的旅行。这难道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吗？说到寿数，他走的时候86岁，算是高寿了。想到这里，我们又觉得有些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