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证明

骆神

那家伦

——中国粮票发行６０周年祭

（报告文学）

如果仅允许列举一件事情来证明当今中国的伟大，我愿说的是：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饥饿史，一部和饥饿斗争史……

面对６０年前的１９５３年开始发行的品种繁多的、而今看来印刷也嫌粗陋的各类票证，诸如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线票等这些已经开始归入文物范畴的小纸片，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生活的亲历者，真是思绪万千、忆情起伏呵……

一、

可以想到一个极为古老的关于中华春节放鞭炮的传说。说是在最寒冷日子里，冰天雪地中，总有一个叫“年”的魔怪来偷袭人间，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于是，人们便烧起干透了的竹子，让脆亮的响声和火光，把“年”这个魔怪赶走。由此，便有过年放鞭炮的习俗。鞭炮，至今还又名炮竹……

我想，“年”这个魔怪，其实就是：饥饿。在那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的，我们中华祖先的初创开拓的荒凉时期。寒冬月辰，去什么地方获取果腹的食物呵，冻饿病殒，使部落陷落于绝境……

“年”这个恶魔——饥饿，在那个年代是没法战胜的。专家们据史料推算，我国历代人民的平均寿命，夏、商时期不超过１８岁，秦汉为２０岁，东汉为２２岁，唐为２７岁，宋为３０岁，清为３３岁，共和国成立前为３５岁。解放后，我国人民平均寿命，１９５７年提高到５７岁，１９８１年为６８岁，１９８５年为６８•９７岁，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已达到７２岁左右。街上到处是华发老年人。

我们的先人当然并不都死于饥，也早逝于病。然而，饥与病总是相联的。饥导致营养恶化，体质下降，从而致病。饥寒交迫，才贫病交加。

而一个饥饿的社会，它的当相权者是不会强医疗疾的。

解放前，我国医药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一个５亿人口的大国，仅有３千多个医疗机构，８万多张病床，５０万卫生人员，平均每万人一张半病床，每千人不足１名医生，这些机构和人员还大多集中于内地和沿海地区。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各族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根本没有医疗保障。有的少数民族，在贫病交加下，人口锐减，濒临灭绝。云南思茅就因病疾而灭城。

这导致劳动力恶性下降，加上生产方式落后，产量极低。天灾人祸，使粮食产量在低单位徘徊，就更加重了饥寒交迫的严重情况。在云南边地普遍实行的“刀耕火种”劳作方式中，“种一碗收一瓢”是常有的事。

１９４０年中国农民银行昆明分行，在昆明郊区，亦就是就全省论条件较好的农村作过一次调查后，作出真实的报告：“农民的生活可谓很苦，衣的方面，自然皆以粗布为主，而多数皆褴褛。食的方面，亦很简单，皆以杂粮为主，以大米为主要日食之用者，可谓绝无仅有……住的方面一般亦不佳，皆木制小茅屋……无卫生之可言。”

如若离开昆明这个云南的最开化最发达地区，把目光投向三迤高原，当年，还有更为落后封闭的奴隶主经济、头人经济、土司经济等社会形态，甚至尚未形成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形态。

在这些多形态社会经济中，贫苦农民被压在最低层，仅占百分之几的剥削阶级，常常占有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地。

大理喜洲的地主，每户平均有土地１１０•７亩，多的达三千余亩；农民平均每户仅有０•５亩，还多为瘦田薄地。一些洋人也在大理占有了一些土地。　　在六库土司统治地区，土地、山林全部归土司所有。农民全是农奴。他们遭受着极残酷的地租、雇工和高利贷的剥削。

当时的地租一般占土地收获量的五成、六成，甚至七、八成。欠收年头，农民的全部收获往往不敷交租。此外，还有租地押金剥削、无偿劳役剥削、名目繁多的送礼剥削，有的还规定要缴纳柴、水、鸡、鱼、瓜菜果、麻、糖、肉、猎租等等。

高利贷是贫苦农民被盘剥的又一绳索。农民借贷年利率一般为１００—２００％，高的可达３００—５００％，有农民因借贷无法还清，只好以身抵债，成为债务奴隶。

匪灾兵患，更是善良百姓的难以预测防患的飞来横祸。官府利用土匪扩张势力，使土匪势力扩张。在大理一带就有土匪在被清剿中越剿越凶、常剿常恶，横行乡里几十年。

匪患如洪，兵害若旱，躲都没法躲。

我有一位１９５０年一起参军的老战友，其父是昆明郊区一座粮库的主任，国民党兵败逃往境外时，逼其父交出全部存粮，不从便捆绑吊打，以死威胁，最后开具空白凭据将粮食全部运走。云南起义后，他拿出凭条，却不被承认，被以贪污论处。他年事已高，在狱中发病。这位老战友出于孝道，自愿到狱代父坐牢。出狱后，他报名参军。在运动中，被揭发他是“入监犯人”，于是，被除名回乡。由此，他厄运连连，反右时被定为右派份子，投入劳改，直至１９７９年才被彻底平反，还被选为昆明市政协常委……

有的兵患更为惨烈。在边境，有的村寨被败军烧光，杀光，抢光！统治中国２２年的蒋家王朝，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废墟。

二、

高奏凯歌，红旗升扬。当年，身披战尘，统军进入每座大小城市的将军们，在千头万绪中，面对的最重问题，都是：

缺粮。缺粮。缺粮！

上海的陈毅如此。北平的叶剑英如此。昆明的阿赓也如此。

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昆明军管会成立时，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田粮处在昆明各粮库的存粮只有１•６万公石（约２４０万斤）。全市粮商存粮只有４２４７公石（约６３万多斤）。

这两项相加，还不够昆明一个月的需求。

迫于眉睫。征粮，成为全省的中心任务。

当时，昆明的学校已经很难正规上课了。一是国民党的飞机时常来轰炸，要“跑警报”。二是家家都缺吃的，要抢购粮食。

没日没夜，家家粮店都是人山人海。人人都在饥饿中煎熬。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了。买不到粮食，我们只能托关系，买来一些马料，生了虫的蚕豆，天天吃这些充满虫洞的豆子。这已经算不错了。有同学家，吃野菜，全家泻肚。

然而，粮食开征工作却遭到强力反抗。有的地霸反抗征粮，土匪特务借机发动暴乱。征粮工作受到巨大挑战！整个共和国处于青黄不接的当口。

１９４９。当我们启步的时候，国内外的敌人都判定，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飘不长久的。就是我们可以勉强活下去，没有发达国家的施舍，我们也很难获取一点点进步。因此，他们对新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困，也能把这个新生的婴儿，困死在襁褓中……

就是今天，我们也不能说像美国的杜勒斯这样的“预言家”们没有任何根据。至少他们对蒋介石是了解的。他们扶持他几十年，给过他巨大援助，他还是一败涂地，把中国弄成一个烂摊子。今天的１９４９，历史遗落给中国的是比山还大的艰难。绵延２０多年的战火，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把中国推向复灭的境地。我们可爱的中国，千疮百孔。我们伟大的人民，陷入空前的贫穷。几亿中华儿女被压伏于人类２０世纪生活最低水平线下。

预言家首先期望看到的，是成批成批的中国人活活饿死在五星红旗下。他们已经准备了欢呼胜利的社论……

无产阶级不仅能砸碎一个旧世界，也一定能建造一个新世界。

就在那个艰难的饥饿的１９５０年春天，故乡大理马久邑的乡亲送往昆明一大罐腌得精美的洱海的鱼，而且是珍贵名产弓鱼。

那个饥饿的春天，我们竟吃上洱海弓鱼。

而新生的云南红色政权的将军们，却勒紧裤腰带日以继夜地像指挥大战役一般，沉着冷静而又周密地作出一个个决定，发出一道道指令。

云南省委确立向饥饿宣战的方针：“坚决剿匪，发动群众，加强统战，端正政策，克服命令主义”。

布告《云南省１９４９年公粮征收办法》贴遍城乡村镇。

《关于征收１９４９公粮工作的指示》发遍三迤上下。

许多将士还来不及洗去征衣上的战争烟尘，便接到新的战令。

许多在１９４０年代学生运动中高呼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口号的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到新的战位。

着意动员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更熟悉情况，更了解地理民情。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它足足有３•５万人。这支肩负紧急使命的工作队，将奔赴全省各地，去开展征粮工作。

云南，是中国大陆上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

解放军空前规模的追撵残敌的大进军，锋芒所向，如风卷残云，把各种牌号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都追逐到云南来了。

这些反动残余力量，与素来匪患严重的云南匪帮勾结一起，妄图反抗新生的红色政权。

三、

云南。这块神魅秀丽的高原奇土，曾经让做着文学梦的青年艾芜，感动得心灵发生震撼。然而，他怀着悲悯之情，细细叙说的却是生动入微的当时生活在底层的各个民族的云南人民的凄凉生存故事。他笔下，多少生动的人物，可以让人垂泪……

细细回望１９４９年的云南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才能更具体地理解当时云南人民的饥饿状况，陈赓将军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么严峻的局面！

可以说，高原之外的任何社会的进步，几乎对云南的农业生产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

传统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依然牢牢主宰着云南的社会经济命脉。农业经济仍是云南经济的老大。三迤大地，尤其是广阔的汉族聚居区，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如多少年前一样是主要的。

一个很形象的现象是，那些在省城建了豪宅、妻妾成群、佣人无数的大地主们，到收租时辰，依旧要像他们的祖辈那样，坐着小马车甚至是两人抬的“滑竿”，到郊区，或更远一些的县份上去实地检视收成情况，享受一下各村邑乡人聚于村头的隆情迎接和款待，在美酒盛宴间，说不定又会物色到一位姨太太，把她或她们，随丰租厚利一起带回昆明，像金丝鸟一样养起来……

《白毛女》。这是我穿上军装后，看的由艺术实力雄厚的四兵团国防文工团演出的舞台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歌剧。那位演白毛女的女文工团员成为我第一个崇拜的明星。后来我有机会为她进行静脉注射，我认为是一种荣誉。那个叫贺敬之的人怎么会写得那么好？！想不到３０多年前在北京，我能与他合影。当时，在台下，我饱含热泪，完全“进入角色”，整个身心都沉入到剧情中了。它，就是云南的生活……

当时，在云南的“山高皇帝远”的许多地方，还存在着更落后更野蛮更残酷的封建领土制、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末端的社会经济制度。它们，使农业生产力停滞在千百年之前。

美丽的，却是极端落后的。

当时云南的粮食种植是低水平的循环生产。当时人口不多的云南，风调雨顺时也仅可勉强自给。省府的田粮处，天天操心着怎么从外地多进口些粮食。由于需保住粮仓满满，所以耕地的９０％以上都用以种植粗细粮。但是，粮食的总产和人均占有量却很低。当时云南人口约１０８００２００人，全省粮食总产量约４８６０１１９７担，平均人均４０５市斤。而当年江苏省的人均占有粮是７２０市斤。

当时云南的粙稉稻亩产约为３４０市斤，玉米亩产还不到２００斤。产量低，是因为粗放耕作造成的。在全省３５００多万亩耕地中，水田只占４８％，山地山田占５２％，山多田少。一直延袭陈旧生产方式。缺衣少食的农民怠有资金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量。

其实，就是１９５０年代，传统的耕耘方式仍然极为普遍。春耕时，到处是“二牛抬杠”。这种极为古老的办法恐怕已经延习几千年了。

让两条牛排于一起，在它们的脖颈上架上特制的粗实的常是磨得极油亮的横木。它约一丈长。犁就安于横木的中部。犁田的人一手挥鞭赶牛，一手紧按犁把，缓慢地一步一步前行，后面就翻开一行一行睡了一冬的泥土。

犁田的人，不断地吆喝着老牛，翻开后吐着泥香的田野，招引来鸦雀，它们翻飞着在新泥中觅食，还会飞到老牛身上，为它掻痒，去虫。

直到１９６０年代中期，我转业到大理，当时这里才有第一位“拖拉机金花”。这个姑娘当时是农业战线的著名人物，因为她会驾铁牛。当时的田野里仅能见到她驾驶的一台拖拉机。

到于刀耕火种，当年在云南山地可说随处都能见到。

云南是立体型气候省份。多样性气候条件，在辽阔的地域里，极适于发展经济作物。然而，当时经济作物指数却很低。棉花，人均占有不到３斤，需要大量进口。蔗糖产量仅为广西省的1/30，油菜籽的产量低于贵州省的产量。

在经济作物中，只有两种例外“两叶”，烟叶与茶叶。声誉很高的滇茶历史悠久。云烟引种美烟成功后，大面积推广，成为首位经济作物。“两叶”成为支撑当时云南财政的重要来源。

祸害人民的鸦片生产竟成为农业的重要部类。鸦片种植不仅未能根绝，其实还受到变相鼓励和保护。“寓征于罚”一直是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烟罚”是政府的大宗财政来源。地主、头人为己私利，也愿强迫人民种植。大量良田被占用，自然减少了粮食生产。

云南是一个大省。云南却是一个农业人口普遍贫弱的农业穷省。大量的物质财富，包括新生的政权最必需的救急救命的粮食，掌握在地主、土司、头人的手里……

四、

血染的粮食。

在高小毕业初中全市统考中，我以好的成绩考取昆明第二中学。一入学，我就享受到助学金的待遇。当时不发钱，发的是每月１０多斤的粮食。

破天荒第一次见到读书还可以领粮食，全家都极为高兴。

直到今天，我才知晓这是血染的粮食……

３•５万人的征粮队伍，确实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然而，分散到全省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它就变成了星星点点。

每一个征粮工作队队员面对的都将是极为复杂的态势。

在当时仅有一家耀龙电力公司发电经常停电的情况下，十万火急从各方昼夜兼程紧急聚结起来的征粮大军，挑灯夜战，注入式地又是透入灵魂地领会肩负使命的重要、艰巨与光荣……

许多队员方才明白，全省粮食供应危机极为严重。征粮遇到地主封建势力的反抗。工业大批停闭。财政入不敷出。土匪横行乡里。反动势力妄图颠复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以大无畏革命气概，完成征粮、剿匪和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是我们面对的严峻挑战。

许多队员方才明白，云南当时的财政收入大部来自公粮。政权交替时，１９４９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大量部队入滇，加上原有供应，仅昆明就有４０万人要供应，每日至少需供粮２４万斤！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革命激情可以促燃生命青春的时代。大多年轻的征粮队员，极为珍视信仰，把任务视作天大的责任。他们决心无视艰难困苦，与广大人民紧紧联结一起，把“革命的救命粮”尽快征齐“让新的政权吃饱肚子前进！”

今天，当我把目光投向这支伟大而又光荣的革命先辈的队伍时，我仍向他们怀着诚挚的深深敬意。他们最年轻的只有十六、七岁，年轻最大的已５０多了。然而，唱着凯歌奔向彩云下山山水水的他们，将有１０００多人永远不再归来。血染的粮食。他们将各自安息于僻远的地方……

国务院的规定：新解放区免征夏粮。云南征收的是１９４９年的公粮。初定征收７•３２亿市斤，后调减为６亿市斤，占１９４９年全省粮食总产的１３•６％，对于征收政策及办法都有详尽的规定。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征、缓征或不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意见，等等。

征粮，这场新生政权与反动势力的严重正面交锋，在艳丽春光中开始了。

它一开始，就遭到破坏和挑战。

不甘心失去一切的土匪恶霸和混入农村基层组织的敌对份子勾结，竭尽全力地对抗，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欺骗、煽动、胁迫群众抗征抗税。

当时，吃饱穿暖、在昆二中读书的我，并不完全知道，全省各地武装暴动、焚烧粮仓、盗抢粮食、破坏交通的事，频频发生。

他们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征粮队员、交粮积极份子和解放军指战员……

云南粮食主产地之一的玉溪专区，１２个县中有９个县发生暴乱，使得征粮工作被迫暂停。

楚雄县县长陈海，在农村领导征粮时，被土匪残杀。

在大理地区，这个匪患历来严重的地方，也出现了反动势力的严重骚乱。在宾川、永平等地有组织的国民党残匪和抗拒的地主武装竟达４０００多人。长期统治泸水和云南的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土司武装，坐山为王。他们造谣破坏，挑拨民族关系，暗杀干部和群众、偷袭基层政权组织……

严峻的形势，使征粮工作进展极为艰难，一些粮产较高的地区，如曲靖、玉溪、楚雄等的征粮进度，反落后于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

在初期铺开征粮工作时，也确存在某些缺点错误，执行政策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一些偏差。这些情况被反动势力放大和利用了。

中共云南省委针对现实情况，连续发出关于剿匪镇压暴乱、关于严禁强迫命令、关于端正征粮税收政策等指示，慎重调整征粮计划，使征粮工作展现一个新的局面。

１９５０年当我穿上军装，在部队医校极为平静而又十分紧张地努力学习军事医学时，我完全想不到，就在与我同一个高原的大地上，在那些高岗上、密林间、巨岩下、弯弯曲曲的村道，我的１３军、１４军及各军分区的英雄的战友，正以灵活机动果敢快捷的战略战术，不怕牺牲地为共和国的粮食而战……

在许多地方只有剿清土匪，才能打通征粮的通道。有的则是一边剿匪一边征粮。在土匪极为猖獗的地方，如楚雄、武定等，采取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形式，剿匪、镇反、征粮齐头并进。集中于泸水和云龙一带的反动土司武装，则被我１４军某部严密围困起来，迫使其缴械投降……

五、

粮食在农村。农村却联结着城镇。许多农村的动乱，根却牵连到城镇。

由于历史原因，除一些特殊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北平、重庆等一些大都市，云南，是国民党特务集中得最多的地方。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就是反动派培植特务的重点地区。各种派系的特务早已自成体系，解放后都大批潜伏下来。解放较晚的云南，又使内地不少逃亡的特匪滞留下来。国民党第８军、第２６军在云南被歼灭后，甚至漏网了有重武器的散在匪帮。起义的滇军中，有少量哗变的队伍，沦为匪特。再加上农村强大的封建势力中，也拥有大小强弱的各自的武装队伍。他们纠合一起，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抗社会对抗征粮的力量。

有的通往征粮的地点，必须穿越敌特匪帮占据的层层关卡，才能到达……

有的匪帮虽盘踞于山野，但是，他们持有电台，可以与隐藏于城镇特务据点保持无线联络，听其指挥，接受指令……

特务匪徒们完全知晓人民政府缺粮，征粮是头等大事。

因此，全力破坏征粮，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我投军入伍后，曾与一位立过大功的机敏英勇的当年忘我奋战于征粮战线的侦察英雄成为亲密战友，他向我讲述过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他们侦察分队的中吉普车，在紧急赶往目的地的公路上，险中敌人埋下的准备炸毁运粮车队的地雷。只是他多长了心眼，发现前方公路上出现异样的新鲜土色，而且连续几块，距离相等，极有规律。他有鹰一般的眼睛，有猴一般的机敏，有虎一般的勇猛。他下令紧急停车后，跳下车警惕地急奔向前。查明情况后，早在战火风云中练就各种本领的他，细心得像绵羊一样，仔细地排除了地雷爆炸的风险……

攀崖峰。越高山。涉险涧。滑溜索。在峡谷追歼中，他们以砍刀破除荆棘，走捷径小道，抢占先机，占据制胜高地，以高压决胜态势，灵迅地完成火力配置，急雷突袭地像神兵天降一般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的神枪手的第一枪，就把坐滑竿逃窜的匪首射落地下，脑袋开化……

这股匪帮，是想占据高山密林中的险恶又隐蔽的几个小洞，长期盘踞对抗人民。他们配有大功率电台，更有充足的弹药及崭新的枪支。但是，缺的也是宝贵而又赖以生存的必需的：粮食！

这就是当时的实情：为了活命，敌人也千方百计为自己搞到粮食。

他们不仅破坏征粮，他们还与我们抢粮！

据公安机关尘封的档案记载：至１９５０年５月底，全省土匪总数为２５０余支，匪徒达１０多万人。穷途末路，山穷水尽。若不四出疯狂抢劫，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何况，这批大多为政治土匪的反动武装，还据有极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和隐蔽于城镇的特务联络中心紧密配合，接受指挥调遣，内外配合，完成敌人预谋的“内炸外攻”的战略。

当时云南的，遍处匪警：

武装爆乱的匪帮，先后占领新平、易门等５座县城，袭占区级政权机关百余次……

联结边僻地区叛乱，杀害包括易门县县长王启勋在内的干部群众１１０多人……

原起义部队、暂编第１３军３４团团长王耀云胁迫全团千多名官兵叛哗成匪帮，将解放军派驻这个团的２０多名军代表残酷杀害后，流窜到新平等地，疯狂祸害百姓……

大理洱海中的荒僻孤岛，大理及其周边各县的深山老林，也有零星匪帮流窜活动。洱海孤岛还被他们称作“小台湾”……

至于被解放大军追撵至越南和缅甸的残兵败将，则依占国境边界的特殊地理条件，以“三大步”伎俩作“战略”残扰边境人民——“三大步”跨入我国边境，完成暴行后，“三大步”窜逃出境。这股作恶多端、血债万千的匪帮，直到１９６０年代初，我国与缅方达成协议，在秦基伟将军指挥，我１３军、１４军和云南省军区各边防部队，协同毕力，出国作战，才被一举全歼。

当时，我参加了昆明军区倾力组织的作家采访队伍，前往西双版纳边境前线，追随记录了这次伟大战役，写作了记录战斗英雄的《杨炳乖》、《阳光灿烂照果根》等４篇纪实文学，收编入结集出版的《战斗集》专集，是收入作品最多的作家。

昆明军区的文学艺术作品，充分地生动地反映了当年的伟大斗争生活。彭荆风的《边寨烽火》、白桦的“马帮”电影、张少川的多幕话剧《关键》、洛水的话剧和电影《蒙垅莎》等等，都是这类作品……

然而，我绝难想到，在以粮食为中心的殊死争夺战中，整个高原的形势达到多么紧危的状态。像昆明这样的大中城市，几乎天天都受到断粮的严重威胁。匪患造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给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困难与损害。据今天的可见档案记载，匪情严重的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全省通达省外的交通一度中断。社会动荡不安。半年内全省有６３４名干部牺牲在匪帮刀枪下……

当时，许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稳，许多负面消息都封闭了。今天看来，这是对的。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襁褓中。群众的情绪是动荡的，有的人和有的阶层，还在观望。一切都需要竭力维护和巩固。

而，从一天都少不了的粮食，正是重中之重的一环。不把残匪肃清，人民抬不起头来，在匪特胁迫下，有的有粮也不敢交。

云南军区连续召开剿匪工作会议，组织成立了各级剿匪委员会，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片包干精剿，主动进剿。很快，捷报频传，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１９５０年全年共肃匪６•２万多人。大股匪帮基本被全歼。玉溪、大理、楚雄、丽江、武定专区和昆明郊区的土匪，基本肃清。

在巨大胜利基础上，１９５１年开春即乘胜进击。全年全省展开剿匪作战１２８０多次，歼匪１４０多股，４•６万多人，歼灭主要匪首２００多人。

全省社会秩序日臻安稳，城乡交通基本通畅。

最大快人心的是，在清剿土匪的同时，城镇开展了肃清特务的工作，搜捕国民党特务１２５０人，逮捕国民党省级以上大特务２２人，破获暴乱、叛乱案７３３件，公开宣判了杀害杨虎城、李公朴、闻一多和镇压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李家杰、袁炳南、查宗藩、杨以模、汤时亮、李明山等特务份子。

人民胜利歌声高扬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年轻、朝气、歌唱的国家。当时的铁壳大喇叭，遍及城乡、街道、单位，它的主调歌曲，都是像《解放区的天》那样的歌唱胜利和人民的弦律与诗句。当时最流行的舞蹈是大秧歌、腰鼓舞和红绸舞。

每年十一国庆节，我们医校都要从驻地齐队入城接受检阅和参加游行。正式的游行路线，总是从南屏街启开，通过近日楼的高门楼。楼台上站着省里的党政军首长。队伍要接受他们的检阅。我们军医校的队伍朝气又严整，歌声的青春力韵总是直冲云霄，引人赞叹。

当时，我们吃得饱，穿得暖，从未因粮食紧缺而发愁忧心。

新生的人民政府，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没有让一个人饥饿而死。干部们包干到户，一家一家落实人口，满足需求，绝不放过一个贫家穷户。我在昆二中的一位同桌同学，他的家就住在窝棚里。但是，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他享受的是一切全免和最高等级的助学金。他的家里还有民政救助……

“胜利果实”使农民吃到甜头。打倒恶霸地主消灭土匪，使他们迎着太阳，昴起头，推着堆满粮食的小车去交公粮。

当时，我医校没有警卫战士，大门的警卫门岗是由男学员轮流值守的。我们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威严地操枪镇守着大门。

那里已经是农村。站岗时，我都看到农民欢天喜地推车或赶着马车，去交公粮的情景……

征收公粮能在斗争中胜利完成更主要的原因，是征收政策的公平、细致、合理。针对云南社情复杂、民族众平、经济发展差异极大的特点，关于征粮政策的文件就达２７个之多，它们无遗漏地对各种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便于操作。

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有的地方很快便完成了任务。地处边境的车里、佛海、南峤三县仅３个月就超额完成任务。大理喜洲农民在交粮中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经过艰苦的斗争，仅从抗不交纳拖欠公粮的地主手中就交出了７万多斤公粮……

三迤全省，共入库１９４９、１９５０两年公粮１２•３１亿市斤，缓解了粮食危机，基本保证了当时的市场供应。

伟大的中华民族向饥饿宣战，只是刚刚拉开帷幕。

六、

１９５３，几乎可以说是新生的共和国的重要的财政经济之年。６月至８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时间之长，这在共和国财经史上绝无仅有。

经过一系列紧张积极的准备工作，包括调研，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１１月１５日，又作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之后，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供应。

这些后来被简称为“统购统销”的举措，开始了关系人民生活的许多具体事端。后来它被扩大到了广泛的生活领域。于是，我们手上出现了各种票证本，它们，甚至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可以具体反映共和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起伏优落。

我们开始了长达４０多个春秋的配给制时期。

４０春秋，以粮票为中心的证券购买制统治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云南人粗气，粮票最低额只是１两。上海人精细，粮票可低至半两。家家人人都在两两计较……

整个国家都只能斤斤计较。

我们面对新的“三座大山”：旧中国扔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的粮食可以随时爆发危机。我们的人口……

人口问题，１９５３年应当尚未清醒地认识到。然而，我相信有识之士会感觉到了。任何东西，尤其是粮食的产量，只要以巨大的人口总量平均，就会显出它的软弱无力了。

配给制，都是在这种无奈的平均面前，向现实低头的。在某些基本消费质量赶不上人民的需要时，为了调节供求矛盾，保证供应，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当时到处都是的“苏联专家”会把他们国家施行配给制的“先进经验”介绍给我们。

苏联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的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恢复时期，曾经三次实行配给制。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人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在供需矛盾显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供应、稳定物价、比较合理地分配消费品，实行配给制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第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扰的动植物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６９２页）

“特殊的、历史的”新中国，诞生于受百年战乱洗劫过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处在帝国主义长期封锁、包围和颠覆的环境中，人口压力已经显现出来。每个具体的人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行为，都紧密地牵扯着国民经济规律。

一个人一生吃粮１•７万公斤，食油１００公斤，食肉１２００公斤，食禽蛋４４０公斤，用布７４０米。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口总数已超５•４亿。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每增一个百分点，就增加５００多万人。１９５２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高达３７％，当时人口不足６亿，出生人口为２１０５万人！

人口的分母效应就像一根魔棍。由于人口基数大，庞大的人口分母，使我国尽管占据世界前列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数，若按人口总量平均计算，都会落入谷底。

凭可存资料举个实例：１９９０年，我国国民收入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１２５３亿元，增长绝对量不小。当年，我国人口已达１１•４亿，按人口平均计算，人均国民收入仅增９３元，每人每天只增０•２５元。新增国民收入仅够每人每天多吃一个鸡蛋！

人口的分母效应，也就决定我国统购统销的配给制政策，必须实行长达４０年的时间。人口的不断增长决定着计划分配。

１９５３年。这一年前后，对于当年的在职军人，是一道人生之坎。随着志愿军从朝鲜大批凯旋归国，全国的战争状态已宣告结束。印象深刻的记忆是，秦基伟将军从朝鲜荣归后，在昆明军区体育场上对几千名官兵，以志愿军英雄、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作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大报告后不久，随即荣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全军随即以了结战争状态的方式，进行大整编，大量裁减军队数额。

当时的许多战友，脱下军装，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部门，去管理或发放各种票证，去购销各种粮食或土特产。

于是，产生过一支有些情绪的顺口溜：“想当年，腰别小手枪，打倒反动派，好不威风；到如今，肩挑货郎担，收购土特产，实在凄凉！”

当年那一支紧急组建起来的管理、发放票证大军，其人员的数量应当十分可观。一个从上到下，一直延伸到小单位的一条龙的新部门产生了：票证处、科、室……。神经末梢单位，还有专管票证的人。

一种新的犯罪行为也出现了：贪污、盗窃票证，尤其是最为珍贵的粮票。有时，黑市上粮票价格比粮食还高。拿着粮票可以直接当钞票使用。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又要价高一码，它是流通全国的。云南省的粮票仅可在云南使用。因此，在急用时，两三斤云南粮票才可换１斤全国粮票。在所有票证中，粮票的故事，大概是最多的……

想当年，临时紧急通知我列入昆明军区代表团，前往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我去找管理员办理相关手续时，作为“票证末梢”的管理员乐哈哈地向我祝贺，顺手点出了粮票等等。

我拿着粮票走到门口，才反应过来，回身告诉他，我是到北京去，这云南粮票……？！他一拍脑门说，坏了，我这没全国粮票，你等着。他骑上车，满头大汗归来时，告诉我，到军区司令部管理处才把“国粮”弄到手！

记忆中，“国粮”印得也讲究，体态比“地粮”就是好看多了。

还有一种军用粮票，也是全国“通吃”的，也很受人们欢迎。

因此，犯罪份子伪印假粮票，大多伪印全国粮票，那是重罪。粮食，位于国家的一娄物质之首，是最重要的物质。当时，重点粮库都有“经济警察”卫守，他们都配有很好的武器。

“统购统销”，当然不是像牢骚话说的“肩挑货郎担”那么简单。农民的问题，是一个尤需慎重的细致问题。

整个统购统销工作，都贯穿着高超领导艺术和严肃的政策性。它的核心，是首先要为农民着想，要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我国曾产生过一个重要的关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文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这个文件的产生却多么慎重。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商定了１７条规划。１９５６年１月，又同全国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商定将１７条扩充为４０条，作为纲要草案的初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又广泛征求全国人民意见。《纲要》的修正草案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公布，１９６０年４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整整历时５个年头，《纲要》才脱胎成正式文件。

而今翻开《纲要》，依然感觉到毛泽东紧紧盯牢粮食的目光。它分区划规定了粮食和棉花的亩产量。完成指标，全国粮食总产将增加一倍半以上，棉花总产将增加两倍。

这种慎重细致的工作作风，也反映在“统购统销”中。

１９５５年，云南省委省府开展这项工作时，为取得经验摸清情况，先在６８个县（市）的１０６个乡进行试点，在召开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后，又创记录地组织３０多万干部，深入农村，逐户细致了解调查。经过３个多月艰苦工作，把“定产、定购、定销”三定落实到户。工作受到广大农民拥护，他们把它称作“四定”，说首先是“定了人心”。在边疆地区不进行统购的县，采取动员收购，也在内部订了一个起购点，人均产量不达８００斤的，一般不动员。

当时，我与２００多位战友到弥渡县完成防治血吸虫病的光荣使命，亲历了农村初现繁荣景象的盛况。县里允许农民把多余的粮食自由在市场销售。每逢赶集的“街天”，初级粮食市场十分活跃。由于农产品丰富，物价便宜极了。糖煮荷包蛋只是３分钱一个。我们每月交四、五元伙食费，每顿饭都吃四、五个菜……

统购统销，不仅没有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科学的政策给力，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全省的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粮食产量也连年上升。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７五年，共征购原粮１２９•２亿斤，占产量的２３•８％，保证了城乡市场粮食供需和“一五”计划的完成。

尽管实行了“统购统销”，中国却迎来了市场的物资丰赢，这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一次神奇。

我难忘当年“三月街”的盛景盛情盛歌盛韵。人山人海的春潮汹涌翻滚。春天聚汇了获得解放的各族儿女的无限活力，丰盛极了的物资把“丰盛”堆聚在骄阳春海里……

记得在“三月街”上一些衣着不一定要收布票。

记得在弥渡的日子里，我们没有用过粮票。遍街的粮市场的米，足够我们买的。我当时的印象是：弥渡是“大粮仓”……

七、

然而，当我因为要完成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军事文献纪录片由昆明重返大理和弥渡等处，途经祥云，在县里的食堂吃饭时，见到以前县里的一位负责人，有些伤凄地一个人蹲于墙角吃饭。人们悄悄告诉我，他被作为地方民族主义份子揪出来了，正等着最后处理……

顿然，我生发一种郁悒。“地方民族主义份子”是反右派之后的一种专门设定于民族干部的罪名，它当时等同于右派，又似乎比右派更容易捕捉对象，因为仅有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才适于戴这顶帽子。

这使大批民族干部陷入空难。

抓“份子”是有指标的，是硬任务。他们像产品一样从“运动”的传送带上被粗暴地滚落下来。云南全省的“右派份子”达１万多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４•８％

他们大部份人被送往边远的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份人被判徒刑。

我的两位老战友，两位很优秀的军医，就因此被送往临沧的农场劳改。后来，他们都在蒙冤中病故于劳改地……

同时，还对１万多名“持有右派份子观点”的干部，当时被划作“中右”的人，进行了批判。他们没被戴帽子，但也长期被歧视。

全国几十万右派，以及更多的“中右”，还有更多更多的与他们有牵连的亲属、朋友，都受到株连……

人间的政治运动和土地里生长的粮食，有什么联系？有。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反映了共产党内‘右’的思想的急剧增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再敢讲真话，不敢触及共产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缺点和错误。这，成为“大跃进”中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横、强迫命令等等恶劣习气“五风”滋长的直接原因。

我重返大理，走入每个县城，一个最异常的感觉便是，城里原有的生机与生气不见了。街上行人稀少。人都到何处去了呢？

大炼钢铁去了。当时，人海战术的“小高炉”遍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树木填入炉膛里去炼钢。所有山地森林都受到滥采滥伐。

白族人民心目中伟大的苍山植被，就是那个时候遭到严重破坏的。缺少煤炭。烧柴去炼钢铁，使所有的山林都在浓烟滚滚中哭泣……

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甚至把农村劳动力调去“炼钢大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日日夜夜炉火旺，赶英超美呼声急，大步跃出新天地！”，如此高涨的“革命热情”，致使丰收在望的田野空无一人，成熟的成片成片的庄稼倒伏沤烂在哭泣的田地里……

而一浪高过一浪的“浮夸风”，却把农业丰产的“卫星”吹得很高很高。你亩产８千斤，我亩产万斤。既然粮食丰收了，农村便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工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谁也不敢跑慢了。谁慢了谁就是右倾，谁就要被“插白旗”，这是可能被罢官、批斗，甚至被“法办”的……

一旦生活变形，便会在变形的轨道上朝着更变形的目标，向歧途飞驰。

当错误和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括起强劲的“共产风”之后，“一平二调”成为最为盛行的“革命举措”。这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否认各个公社之间，特别是否认公社内部原来各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上的差别，否认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无偿调拨各经济组织之间的生产资料、产品、劳动力和资金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办法。

这种作法的严重后果是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当年，我重返弥渡，曾与一位战友试着进入一个半山区的山村公共食堂。果然，在这里谁都可以免费免粮票“放开肚皮吃饭”。我们吃的是白米饭。而这里是不出产大米的。米是从坝区生产队无偿调拨来的，说是“要让全公社社员吃着大白米进入共产主义”……

生活的荒诞故事，在当时，很多。

我所在的军队医疗单位，把整个食堂变成一个“炼钢炉”，每天２４小时不熄火地炼。烈火雄雄，浓烟滚滚。整个单位，煤味冲天，煤尘遍处。

当时，昆明大街上，充满煤烟煤尘。城市里，也到处竖起“小高炉”……

１９５８年初，震撼滇云全省的一件大事记忆犹新。《人民日报》公布了一份全国水利建设进度表，云南为全国倒数第一。尽管未用“插红旗”的说法，但是云南实际是插了白旗。

于是，全省大行动。连我们军队也召开紧急动员会，抽调人员支援地方搞水利。我和许多战友紧急开赴郊区水利工地，连天昼夜挑土筑坝修水库。人挑着土像蚂蚁队形一般爬坡登坎，连春节都不休息。夜晚，整个库区灯如白昼……

当时，全省每天投入水利工地的人数达到２６０多万人。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投入农田照管农作物日常生长的人大大减弱……

而《云南日报》的社论，仍是火热极了的升温加码：《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它说：“……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谁愿当谁敢当保守派，那不仅是耻辱，还可能被特殊处置，当然都拼命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每一个呐喊，都是一丛高溅的浪花。每一丛巨浪，都在推波逐浪。层层加码，把“大跃进”推向高潮。

而“大跃进”又是以“大战钢铁”为中心的。许多根本没有任何基础的地方也大办厂矿。结果，全省大约有１００万劳动力脱离了农村生产第一线……

而盲目随意上马的工矿企业，“平均每１•０５分钟就办成一个厂矿”、“花两块钱就办成一个钢厂”的工业项目，自然经济效益极差，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与浪费。

然而，时代的悲剧还在无情地延续。

对我而言，是极为震惊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批判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传达。这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

我们是被离职分批集中到郊区军区测绘大队驻地封闭式贯彻学习的。不许请假，不许外出，不许与外界联系。大门有卫兵把守。气氛严肃，人人自危……

厚本厚本的文件传达完后，便是自由鸣放式的讨论。左派组长竭力启发大家发言，谈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所见所闻都可以说”，“说心里话”，“不要有顾虑”……

我只要随便说点农村见闻，肯定成为“重点”被批了。

然而，我的一位一起参军学医的老战友，被抽调到领导组办公室工作。他悄然告诉我要“三说”：说总线好，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最后还加了一句：千万记住！

我记住了。让在大理和弥渡的见闻，分解为两部份。只说前见前闻，“三月街”的红旗招展，货物充足，人欢马跃，歌舞升平，不说后见到的“一平二调”，“人怨马乏”，已经出现水肿病……

果然“重点”很快形成。他们都被在大小会上批判，最后，都成为“份子”，脱军装，背着处分，转业。当然，不会有好的工作。但是，没有被投入劳改和劳教。这比“反右派”温和多了。

折腾，使土地千疮百孔，使经济千疮百孔，使人心千疮百孔……

由于严重缺粮，大量水肿病人出现，有些因此死亡……

由于粮食产量连续下降，水肿病人的发生，从１９５９年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２年……

正是“大跃进”的年头，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云南粮食连续减产！１９６０年的粮食产量只比开始“统购统销”的确９５３年略多一点！

由于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使森林覆盖率下降到１９５０年代初期的２２•６％！

日用百货供应全面紧张！城镇人口每人每月仅定量供应４两猪肉！

那年月，在食品公司卖肉的人身价特高。由于缺油水，卖肉都喜欢肥肉。切肉时刀锋偏一偏，多带点肥的，买肉的就很感激了。如果在秤头上再多偏些，那肯定是亲朋好友……

八、

能够在大街不用任何票证，就可以吃到热乎乎的可口的羊肉汤是１９６４年我转业到大理的事情。一碗羊肉汤只花一毛钱！

为了吸引顾客，当时大理、下关的饭店食堂几乎都把羊肉汤锅支到店门前。满街羊汤飘香。生意红火极了……

这时，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云南的工作重心又重新回到农业上来了。

云南当代粮食史会铭记一封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这是要冒点风险的智者的真话。

信的撰写者叫阎红彦。至今我还珍藏着一份他以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身份和秦基伟将军签署的对我的军职任命令书。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阎红彦时任云南省委书记。“七千人大会”后他积极纠正左的错误，采取了许多得人心的有力措施。仅向广大农民退赔“一平二调”损失就达１•９亿元之多。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他大倡深入实际了解民情，并率先垂范。他深入到大理州的漾濞、弥渡及普洱、景谷等县农村，获取了真实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随后即上书毛泽东，说出了真话。当时提倡一大二公。他认为，云南多为山区，社、队规模要因地制宜，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条件、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一切从有利于生产出发。

当时人民公社是以管理区（即大队）为核算单位。他认为，山区的公社可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应该基本上以村寨划分生产队，在生产的组织上，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户。

他主张，办食堂应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

对耕牛和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他认为归大队所有是“只图虚名，而无实惠”，应下放到生产队，这可以大为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有利于大牲畜的恢复和发展。

对森林的严重破坏，他认为主要是林权不清应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

“蓄疑败谋，怠忽政。”（《尚书•周官》）。阎红彦这封充满高度责任感、具有强烈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广大农民鼓与呼的书信，宛若平地一声春雷。它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指示道：“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何止是“参考”，简直就是照办。天下同此情，人间盼此理。阎红彦调研的是弥渡、漾濞，他号准的是整个农村的命脉。

据一位知情的老战友告诉我，他发出这封信前，他的夫人是有疑虑的。他情重语沉地对夫人说，如果谁都不敢讲心里话，我们党还能听到真话吗？……

“无偏无私，五道荡荡”（《尚书•洪范》）不屈从偏袒而大公无私，国家的政治主张才能为民拥护，顺畅推行。尤其在当时，是需要点无畏精神和科学胆识的。

当美丽的春天，重新光临大理山山水水和整个三迤高原时，盛情的丰沃大地作了生动的回答：１９６１年全省粮食产量１００亿市斤，比１９６０年增产２•１４亿斤，走出了三年连续减产的深陷泥淖。这一年，云南破天荒地调４亿斤粮食出省支援外地。

１９６２年云南粮食继续增产，并继续调出支援外省。整个农业战线出现可喜的转机……

大理州的粮食产量上升势头也很喜人，１９６１年亩产量达到９２１•５斤比１９５７年亩产５７７斤增加６１％，每人平均有粮５３９斤，不仅自给，还向国家交售相当数量的公余粮，根本改变吃外地粮的历史。

从１９６４年３月起，对原来不准上市的粮、油，云南全省允许在完成统购任务后，上市交易，以平抑粮价。因此，商品供应改观，市场日趋活跃。徜徉在村村寨寨，尤其是那些“赶街”的日子，在人欢马叫、笑脸丛丛中，我年轻的心，常常沉浸于一种欢欣的醉意中。

那是“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的年代，然而，我却不知道，其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早在１９６２年的夏秋之交，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已经有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人们在粮票不像饥荒年辰那么重要的生活中，忽略了一些重要事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最震撼我的，还不是我被作为“一棵大树”迎头遭遇的暴风雨。“大树”是当时进驻单位的工作组头目的话，他“安慰”我想开些：“你是这个地方的一棵大树，雷不劈你劈谁？！”

当时，最震撼我的，是两件事。

有３００多年历史的中国佛教名山鸡足山，在东南亚乃至世界佛教界中，都很有影响。然而，它的９０多座大小庙宇和所藏经书，全部被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深夜，陈伯达从北京给中共中央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打电话，蛮横指责他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阎红彦气愤地质问陈伯达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问他想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么搞，谁高兴？并愤懑之极地像发表宣言般对陈伯达说道：“我就不承认你们代表党中央！”次日（８日）凌晨，他留下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尔后含恨服安眠药离世，以此表达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历史已经证明阎红彦是个好书记。

正是他这株挺拔伟峻的大树，为云南人民遮蔽了风雨，狠抓粮食生产，使云南各族人民从１９６０年后过了几年吃饱肚子的舒心日子。当时，能抓出粮食来的书记都是好书记……

当年的老百姓被饿怕了。

就在１９６２年那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会议上，阎红彦据理据实说明，云南农业情况较前大有好转，没有出现单干风现象，下一步应抓好诸多方面工作，进一步发展生产，不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他的想法，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支持。这样，云南才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了不吃外省粮还向外地出口粮食的好势头。

作为省委书记，阎红彦不仅是在抓粮食，他其实也是在播种。这些良种，便是乘着１９６０年始他开辟的好局面，在滇云三迤扎根大地的许多有志于科研的科学家。

蔡希陶。这位滇云热带植物学的开拓者就是一颗优质的种子。他带领着几十位青年大学生，不畏艰险，把生命的根扎到荒无人烟的西双版纳的原始雨林的一个荒岛上。

他们的事业，从砍伐荆棘寻个落脚处开始，从与蚊虫和莽蛇作斗争开始。风餐露宿于自己动手搭起来的能看见月亮的草棚中。在亚热带的烈日烤灸下，在雷电暴雨中，以科学和真诚，硬是挚情地垦殖出了一片天地……

１９６０年我初去访问时，他正为粮油紧缺而操神。他要寻找到新的粮油资源，要让西双版纳这得天独厚的植物王国的丰沃土地上生长出国家紧缺的东西。

他带领学生们历经数不清的探寻，驯化了成亩种植的油瓜。它的土名字叫猪油果。这种含油量极高的植物，它产出的油的味道与猪油一样，好吃极了……

待我过了一年再去时，油瓜已经大面积普及生长在傣家儿女的田地里了。云南的农业，又多了一种收获量很大的油料作物！

他还请我吃口感很好很特殊的面条、馒头和饼子。吃完了，他才告诉我，它们都是以香蕉、芭蕉和木薯的面粉做成的。在粮食紧缺的年代，他刻意研究异群粮食的新领域……

后来，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他痴情不改地依然忘我地投身科研事业作出了更大贡献。

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迫害了大批知识份子。农业科学家首当其冲。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土地和普通劳动者，故而最容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然而，身处囵圄，未忘忧国。真是具有“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宋•陆游）的精神，“受尽折磨，壮心不死”！

当年，在大理凤仪的州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农业科学家中，就有三位身遭迫害却“一腔热血勤珍重”地顶着压力，坚持科研，硬是把小麦的产量提高到一个令广大农民拍手的量度。

他们是：李文章、邓丽梅、孙方。

当时，在大理，作为粮食主要作物之一的小麦，占粮食种植面积的1/6，而产量仅占粮食总产量的1/9。小麦单产很低很低。

１９５３年的亩产１７９斤一直统治着小麦的产量。

岁岁年年，一个接一个１７９斤，揪紧了他们那一颗颗虔诚于事业的心……

守着大理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和美好勤劳的白族儿女，作为农业科学家，简直是一种耻辱。见到阎红彦身体力行抓农业的事迹，他们倍受鼓舞。

他们决心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立即开展小麦杂交育种。他们在品种中取长补短，仅是第一个年头，产量就跃升到５００斤。

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高气压全部压向他们。农业科研活动竟成了“反革命活动”……

他们没有屈服，把光明正大的科研活动转化为“地下活动”，在一片打倒声中，就是在炮声隆隆的两派真枪实弹有生命危险的大武斗中，他们，也没有停止过思考、测算、对比、试验和与贴心的农民兄妹的亲若手足的联系。

他们认定，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无罪，为国家粮食富足而努力无错。日日夜夜，忍辱负重。

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当取得重新播种的条件时，邓丽梅不报希望地想到丰收的当年她精心留下的２０多粒珍贵的种子。她忐忑地奔往久别的实验室，忐忑地拉开抽屉。种子，２０多粒种子，竟还安然存在抽屉里！

就是凭这２０多粒种子，他们重新启步，要把荒废了的光阴夺回来！

在历经风浪的一次次“上下求索”之后，他们成功了。在使整个时代春风回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们的“凤麦１３号”小麦产量已经达到创当时记录的１４５９斤２两！

他们的成就，正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顶着天大的压力完成的……

当时，“中国当代神农”袁隆平，不也忍辱负重地顶雷前行么？！

九、

当今的青年们，对一些已经远远消逝的词和伴随它们的许多“稀奇怪异”的事端，简直觉得太不可思议……

就连我这个“历史见证人”偶尔翻出一张在北京工作时发给的“线票”，也不禁恍然而叹，呵，当年还使用过穿针缝扣用的：线票。年轻人会说，至于吗，不就是一根线么？

他们不知道，为了“吃饱”这样一件今天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天经地义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年可是国的、家的、每个人的最重要的头等大事！

国家把商品分为一、二、三类。

一类商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商品。重中之重的首位，就是粮食。其后是：油料（油脂），棉花，棉纱，棉布，汽油，柴油，润滑油，煤炭等。

当年，粮食头等重要。今天，粮食仍然头等重要，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具体地感到它的重要了。作为国家，它依然是重中之重。粮食生产和储备，依然是国之大任，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１９９３年。这是中国粮食史上要记下的年份。这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项重大举措，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积极稳妥地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积极探索粮食市场化的改革路子……

记得，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一时未能反映过来具体是什么回事。

最直观简单地说，就是取消粮票！

我们整整用了长达４０年的粮票，将成为文物，永远进入收藏品市场！

这无疑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令人惊喜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真正的“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工作”，而且，会减少许多转换粮食关系、登记粮本归属、为少一两粮票而苦恼、为多收二两粮票而争吵，等等的大小麻烦。当年关于粮票的许多事，是足可辑成一部文集的……

也有为终止粮票而苦恼的。那就是遍及中国的粮所粮店的工作人员了。

以往，他们是“人上人”，端的是“粮老大”的金饭碗。听说是在粮店工作的，就像在肉铺工作的人一样，别人会肃然起敬，另眼相待。有了这个“粮老大”朋友，可以买点好米，秤头高些，打油时多往瓶子里滴几点……

有的粮点的领导，手里还控制着一定数量的“计划粮”指标，只要笔头一划拉，就可以批给你一点粮食。从前，只要多有一斤半两粮食，都是珍贵的。

碰到涨价的时候，掌握信息的人只要适当提前一点给你透个风，让你提前把粮食买了，你就可以得些便宜……

这一切，都成了昨日黄花。而今，“粮老大”面临的是关、停、并、转，人生的命运到达了一个关口！

记得，一眨眼冒出来的许多超市，里面的粮食竞堆积如山，一袋一袋包装漂亮，真让我看得眼睛发直，又有些不太习惯。过去都是自己拿个布口袋，可怜巴巴在店柜外撑开，只待里面称好了，一拉挡口，“哗啦”一声，粮食便滑到袋里，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这秤头够不够……

现今不同了，讲究的是产地和品牌。镉超标的不能买，还要买“免淘洗”的……

国营粮店终于竞争不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超市，只好各显神通十八般武艺都用上，变着方地维持了一阵，最后，大多数还是关门了事。

于是，在粮店粮所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名词。如“下岗分流”。有的按下岗处理，金饭碗成了泥饭碗。有的安置到别的岗位。能调到“粮食公司”的自是少而又少。如“遣散费”。这是最干脆的办法，大家领一笔钱，各奔各的前程。如“买断工龄”。你未到退休年龄，给你买断了，你就退吧。

一段时间，粮食职工真有点适应不了。

然而，改革开放，改掉的是“独木桥”，打开的是大通道，是高速公路。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不为”与“有为”是辩证的。要成就某项事业，必定要舍去某些东西。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

被舍去的就“无为”么，不是。你也要“人有无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老粮店已经不适应今天丰富多彩的生活了，粮票已经进博物馆了，当然得奔向坦途，在今天的多元目标下，另迈新路，别开彩虹。天生我才必有用！

十、

伟大中华民族的饥饿史，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票发行４０年时，打了个结。中华的粮食史，从此展开新页。

悠悠岁月飞逝度。柳萌日落春无数……

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今日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与往昔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展开新页，中华民族已经迎来“天宫”的高度，一部崭新的中华民族史已经结束了“饥饿”。我们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式大农业”，以多种形态立体地呈现于共和国的丰沃的大地上。连年丰收，使祖国每一处一片金黄的田野都彰显出无尽活力和希望……

我见到过东北黑土地上那可以捏出油的大地上怒发般的稻浪，我见过内蒙古高原那一望无际的令人动心的滚滚金黄。我见到过西藏雪域“八一农场”那破记录丰收的景象，我见过像天梯一样的梯田收割时农民集体歌舞的欢乐，更见到过大理农村迎接栽插时举行的近于宗教般虔诚的传统仪式……

到了丰收时节，那开镰的呐喊声，伴着醉意的欢笑，直翔云霄，惊起四野的鸥鹤，人欢机鸣，锁呐的高昴奏鸣仿佛可把天云霞朵都召唤下来……

岁月，创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惊喜。当今洱海四周的农家，烧的是沼气，用的是太阳能，家里有废水净化装置……

牛，还是养的，是奶牛。牛粪，有专业的公司前来收集，它们经过科学处理后变成优质肥料，用以增产粮食……中国当今的农业，已经以现代科学作翼，飞翔于高产稳产的粮食高空。

在大理，已经建立起了慎密的农业科学体系，既发展农业又保护环境，保护像母亲一样贵重的母亲湖洱海。

农业科学家们精心采集洱海周边的土壤样本，然后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实验。在他们倾迎高原分外纯净阳光的实验室内，人们总可见到一双双智慧的眼睛盯着整洁齐备的检测装置。记录一次次细微的变化，捕捉到最准确的数据后，他们还要反复验证，力求把每一块土地的“个性”和“心劲”都摸透，像医生把脉一样通过对土壤的营养分析，对大地补充最需要的肥料配方。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科学地配合使用无机肥和有机肥，可以增加微量元素来调节完善土壤的营养成份，可以促进种植物丰产，同时也使土地保持肥效。从慎密实验后生产的生物有机肥，施放到田里后，农业可以待续发展，也解决了土壤残留化肥问题，让人民吃上放心的农作物。

国家以资金和人力支持“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工程”。它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长工程，对畜禽粪便作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收集处理，然后通过先进工艺精制成环保型生态有机肥，可以放心地施用于田亩。这是科技创新的一个突破。它提升了肥料的品位和利用率。变害为利，变废为宝。

不仅如此。科学，是一粒神奇的种子。这粒种子，在洱海大地衍发开来，它会把一种新的观念形态像花粉一样散播广大农民和市民心里，促使人们繁殖出科学理念和环保意识。与此同时，它还提高了农业产品的产量，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产业的开展，还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当我站在中华民族已经结束了世世代代延续的“饥饿史”的平台上，回望历史，我更不忘袁隆平他们的杰出业绩。袁隆平只是一个最突出的光荣代表。他高举旗帜的背后，是一支伟大的队伍。多少乡、镇的农科所，多少村、社的农研组织，正是他们，以大地为母亲，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受每一粒土，亲每一滴水，疼每一缕空气，细心地观察每一苗植物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才创就了举世惊叹的中国的连续的粮食大丰收……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早已不是中国问题，它是世界问题。中国只要多进口一点粮食，立即就会牵动世界的神经……

全球饥饿！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不用说，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贫困，是超级发达国家对人类的无情的虐夺……

中国，以自己的伟大证明，引领着全球的减贫。这是世界公认的铁的事实。

全球仍有１２亿绝对贫困人口。世界银行估计，到２０１５年，仍将有９•７亿地球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１•２５美元。

正是中国为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世界煤炭联盟首席执行官弥尔顿•卡特林认为，中国是全球减贫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华尔街日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的评论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巨大飞跃，帮助中国民众摆脱了极度贫困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埃瑟琳•库桑对中国进行考察访问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对《人民日报》记者就全球饥饿问题表示，中国在脱贫和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希望加深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在全球消除饥饿的行动中推广中国经验。她说，这次访华“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希望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个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粮食的高度警惕性的重视，这只要从每年中央１号文件的内容都是与农相关的习惯性作法，就明白了。

我们永远不可忽视人口总量的“分母效应”。任何巨大得令人惊喜、欣慰、自足的数字，只要与人口总数一除，得出的结果就不那么乐观，甚至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了……

对于粮食，我们永远都要敬畏和警觉。

满目青山雁失影，回望崇山忆故人。面对我们堆积如山的可爱可敬的粮食，我仍时常忆起伟大共和国创业之初的征粮斗争，为了战胜饥饿，有多少生命壮烈牺牲在血与火中，仅云南就有１０００多征粮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愿虔诚地把这部世纪报告呈献给他们。

作者简介

那家伦，白族，1964年转业至大理，云南大理市人（1937年—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毕业于军队医校。1954年始发表作品，60余年来发表2500篇次左右文学作品。历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中外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等等。曾任《民族文学》编辑部主任。出版《那家伦散文选》、中短篇小说选《金沙屹》、《篝火边的歌声》、《真挚的爱》、《澜沧江边》、《放歌春潮间》、《孔雀集》、《花海集》、长篇小说《黄金与人欲》、电影电视《插红旗的人们》、《长征•云南不朽记忆》等等。在军队获三等功二次。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第一、二届骏马奖，第二届骏马奖荣誉奖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国家民委、广电部、环保部及全国许多重要报刊奖项近数十次。名录被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小说家大辞典》、《中国作家自述》、《中国文学史》等百余种史典传集。作品多次收入学生课本及百余种选本选刊。2006年被授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获大理州、市特别奖。2014年获大理州突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