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黄河岸边人

母亲周美兰，生于1939年，1954年小学毕业后到公社完小读书，1956年3月完小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先后在中泉供销社、喜泉供销社、景泰县供销联社当过营业员、会计，直到1989年退休时，在供销系统工作了33年，甘肃省供销社授予她“从事商业工作三十年”证书。 我们村是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庄，那时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女生只有两三人，母亲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代，村里人“男尊女卑”的旧观念还很强，大多数家庭不会供女孩子念书，更不会鼓励女孩子出去工作。外祖父外祖母思想进步，看得远，不顾别人说这说那，一直供我母亲上学。母亲从小争强好胜，她把旧观念的无形压力变成动力，刻苦读书，暗中跟男生较劲比学习成绩，门门功课成绩优秀。她当年的老师同学都夸她聪敏，书念得好。母亲的毛笔字、钢笔字写得工整大方，速度又快，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见到她写的报表、总结都说写得好。母亲退休后，我请她写一篇回忆文章，她用中午休息时间就写完了，不仅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而且字体秀丽，刚劲有力。拿给弟妹们看，大家都觉得自愧不如。 （母亲当年上班的供销社门市部） 母亲刚上班时，业务学习任务很重。比如面对顾客“买两块钱的盐”、“打三块钱的油”这类要求，营业员必须很快用除法计算出来。当时没有计算机，最快的计算工具是算盘，而除法是珠算中最难的。母亲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白天抽空学，晚上加班练，很快就能熟练运用算盘计算了。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收入极少，细心的人事先请有文化的人算好了帐再来买东西，总怕营业员算错帐自己吃亏。有人专门核对过几回，准确无误，就不再怀疑。那时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多算几毛钱，少剪一寸布，是对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你就等着大会小会点名批评吧。顾客也不会饶你，当时就让你难堪。也难怪，当时一个青壮年农民在生产队一年挣得三四百工分，到年底只分得百十元钱，来之不易。农民靠这点钱买食盐、买照明用的煤油、买布做衣服，不精打细算不行。

（1963年母亲工作单位干部合影照，左二是我母亲。）

商店里有人挨人挤着买东西的，有大声喊叫买这买那的，有等待时间长了不耐烦嚷嚷的，有急着换零钱换布票换粮票的，有拉闲话东家长西家短的。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母亲锻炼出了超强的耐心和冷静。母亲时刻提醒自己：越是吵杂拥挤，越要细心，不能算错帐，不能找错钱，不能短斤少两。
　　工作中，母亲十分注意言行举止。那时动不动拿“态度”说事，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顾客会说你态度生硬，太小了，有人会说你有气无力。给顾客找钱递货物也得注意。
母亲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工作上表现得很明显。刚上班时，母亲身体瘦弱，体重不到百斤，可干起体力活来有一股不服输、不让男同志看笑话的倔劲。当时下乡多，每人挑个担子，把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送到各村出售，回来时收购头发、猪鬃、发菜等农副产品和废铜烂铁。百来十斤重的担子，母亲挑起来能走一二十里路，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不到半年，母亲就能独当一面，还承担了带徒弟的任务。年底，母亲被评为供销社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专区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会议，全县参加的代表4人，母亲是其中的一个，并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坐。看到发黄的照片上母亲瘦弱的身影，我们既感到自豪，又觉得心痛。那时母亲才十八九岁。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未好好休息过。她太累了。
　　门市部一般两个人。每天九点多钟上班，一直上到下午五六点钟，中午两个人轮换着吃午饭。在门市部长长的货架面前，母亲不停地走来走去，这个人在这头买这个，那个人在那头要那个，忙个没完。除了春节放一两天假之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休假多少天这一说，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感冒了不敢休息，担心自己休息了另外一个同事顶不住，腿站肿了回家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照常上班。
　　有时看到门市部关门了，以为母亲放假休息了，其实是盘点。这项工作更累人。当时没有现在商场常见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全靠人工盘点，看帐物是否相符。账目一遍一遍审核，货物一样一样清点，经常通宵达旦，有时顾不上吃饭。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时看到母亲很晚了不回来吃饭，就打听她们盘点的细节。母亲说，短了几块钱，查了半天也没查清楚，连饭也忘记吃了。我说，这不简单，把自己的钱垫上几块不就行了。母亲摇摇头说不行。事后才知道，我说的是外行话。母亲说，在跟钱物打交道的部门工作，帐物相符、公私分明是规矩，也是纪律。第二天，母亲和她的同事还有上级派来的领导又去接着盘点，终于查清了原因，开始了正常营业。以后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
　　母亲在供销系统工作三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认真细致，从来没有出现过错帐错款的现象，同事们都喜欢和她一起工作。那些年打击贪污、盗窃等运动一个接一个，经常晚上开会，学习文件，审查这个人的账目，批判那个人的问题，启发每个人自我检讨坦白，发动群众互相检举揭发，人人过关。母亲在历次运动中都经得起考验，没有发生过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母亲在工作中细心谨慎，但平常却胆子很大，好像什么都不害怕。门市部的两个人，白天照常上班，晚上轮流值班。轮到母亲值班的晚上，有时是我和弟弟陪伴母亲。夜深人静的时候，门市部里老鼠开始活动了，到处是叽叽嚓嚓的声音，门市部后院收购来的废铜烂铁、动物骨头在风的吹动下发出奇怪的声响。我和弟弟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但母亲好像无所畏惧，安慰我们几句就呼呼睡着了。也许母亲太累了，顾不了这许多。 母亲成家后的几年，我父亲在白银市工作，家里的担子就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肩上。最难的是1960年，自然灾害和疾病侵袭使两个家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供销社领导考虑到母亲的困难，把她调到了家乡村庄的分销店工作。上班工作任务重，下班又要照顾老人孩子，母亲几次都累病了。
　　在娘家这边，外祖母、外祖父先后患重病，母亲到处寻医找药，细心照顾，直到老人离世。
　　在婆家这边，母亲照顾我祖母和我兄弟两人，不停地操劳家务，默默地忍受苦累。当时我姨娘才10岁，母亲就把她带在身边，相依为命。这一年成立人民公社，吃饭都进食堂，吃的都是菜汤饭，见不到多少米面，大家饥饿难熬，生活十分清苦。这时国家每月供应给母亲的24斤主粮管了大用，不但给老人和孩子作点垫补，还能给我父亲带几斤炒面去救救急。1962年我父亲回来后，家里的困难减轻了，日子逐渐好过了。
供销社系统的人员基本上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工作人员减少家务事的缠绕，全心全意工作。所以，母亲大多数时间在外地上班。我和弟弟妹妹小的时候，都是母亲工作到哪儿就把我们带到哪儿，在当地找户可靠的人家帮助照管我们。上班间隙和午饭时间，母亲都会跑回来看看我们。晚上，都是母亲带我们。到我们长到三四岁了，母亲才把我们交给祖母带。母亲一个人在外地，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其中的艰辛比其他人要多很多。
　　年轻时，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不以为然。到我们夫妻带孩子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上班族带孩子的艰难，体会到母亲当初养育我们的辛苦。
我所上的中学在母亲工作的地方，常常看到母亲晚饭后抱着弟弟去集合开会，深更半夜才黑灯瞎火地抱着睡着了的弟弟回来。为了上班带孩子方便，有一两年时间，母亲都是住在门市部的，这样上班、开会都近，同事也不用晚上来值班了。有时母亲要临时外出送报表、开会，弟弟晚上没人带哭闹，母亲只好走哪儿把他带哪儿。看着母亲大清早抱着弟弟坐毛驴车远去，我觉得我们像流浪一样。女人出来工作怎么这么难呢？
　　我和弟弟妹妹们一个个长大了，最小的弟弟也上学了，按理母亲该轻松一阵子了。但我们一个接一个又开始找事了。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这些都是大事，都得老爹老娘操心受累。我的妈呀，我说得都累了。
我妻子分娩时是在外地，那儿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急得团团转，第一个想到的是母亲。一份加急电报，母亲立马请假，坐火车提着两只鸡急火火地赶来了。妈来了就是好，带孩子、伺候月子、洗尿布，一切全妥了。我那孩子晚上睡觉要大人抱着才行，不然左邻右舍别想休息。那时我在部队工作，晚上带孩子不能太晚，不然睡过头就耽误了出早操。带孩子这事就只有交给母亲了。妻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急匆匆地赶回去上班了。母亲好不容易请到的一个月的假期到了，她不能久留，那边，除了上班，母亲还要负责给全家人做饭，还有一大摊子事呢。 二弟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又开办了砖厂，负担很重，他们夫妻倆实在忙不过来。母亲着急了，尽心尽力帮他们克服困难。母亲在上班的同时负责照看两个孙子，下班后顾不上休息忙着做饭刷碗。砖厂离县城远，民工从外地来就在家里等候中转，到了吃饭时间还得给他们管顿饭，等人凑齐后再联系顺车送到砖厂。厂里做饭的蔬菜等用品也要从县城采购，母亲不辞辛苦，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办得十分周到。 二弟这边没忙完，四弟这边又忙活起来了。他们有了孩子，母亲就一边上班一边帮着他们带。
　　那时，我一直有个愿望，母亲早点退休该有多好。
　　过了几年，母亲真的退休了。我连声说好，这下该清闲了。谁知，好事一桩接一桩，她老人家的孙子一个一个哭着喊着来了。带孙子没日没夜，不敢有半点马虎，比上班要辛苦忙乱得多，母亲没有半点怨言，不说一个苦字。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母亲退休后的岁月就在忙碌着过去了。
　　这几个孙子们刚带大，新的任务来了。小弟在白银成家后生了孩子，父母亲急忙赶赴白银伺候月子照管孙子。
这次任务繁重而漫长。在城市生活吃住行全得要钱。小弟夫妻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工，分不到房子。楼房租金高，他们就租了间平房。在狭小潮湿的这间屋里，祖孙三代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前虽然艰苦，但父母从未住过这样的房子。为了找寻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住处，父母亲在这个城市先后搬家五六次。看到孙子们一天天长大，父母亲喜悦写在脸上，成天乐呵呵地。
　　1990年父母亲50岁刚出头时，我陪他们到北京、武汉旅游了一趟，原来想等他们清闲一点了再去更多的地方旅游，但他们带孙子任务重一直脱不开身，只能一推再推。等孙子一个个带大了，父母亲也年过七旬，腰腿不灵便，出不了远门。
2004年，父母年逾花甲了，我们给父母亲在白银市区买了一套楼房，让二老在这里安度晚年，过上不用劳作衣食无忧的生活。原想这是尽了孝心，细细想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母亲和我父亲结婚时，我们家只有两间大的厨房，已经被油烟熏得看不见本色。母亲和父亲一起费尽苦心用了两年时间盖起了三间大的上房和一间小卧室。1979年，为了儿女的上学就业方便，父母亲决定搬家到县城附近，母亲申请调动工作先到了喜泉乡的南滩，在那里边工作边办理宅基地等事宜，全家在那里盖起了一院住房。1986年，又搬家到县城，在县城盖起了一院住房。这几次盖房子搬家，母亲都是出力最多、操心最多的。现在他们的五个儿女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楼房，而他们做父母的却是最后住进楼房的。
　　父母亲这辈子含辛茹苦都是为了子孙。我们做儿女的让父母亲受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气，这是每每想起使人堵心的。父母年老了，我们做儿女的也都有了一些岁数，现在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不算迟。
2011年，在西安工作的侄女邀请她爷爷奶奶去旅游，我们高兴极了，让父母乘坐飞机去西安住了一个月。父母亲在那里听秦腔，逛公园，很是悠闲。能享受到孙子辈的侍奉是他们的福气。
　　母亲长达几十年的站立上班，加上繁杂的家务劳动，落下了腰腿疼的病根，这给她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前些年让她和父亲出去旅游散散心，但他们忙于带孙子出不去，现在母亲想出去旅游也力不从心了。这个家最劳累的是母亲，身体上耗损最大的也是母亲。
母亲劳累了一辈子，付出的最多，但她也是最幸福的。常常看到母亲和她的女儿、儿媳一大帮人在厨房里嘻嘻哈哈做饭烧菜，好一个幸福美满的场景呈现在我的面前。大概这就是母亲生养一帮儿女的幸福所在，人生的乐趣不就在这儿吗？
　　母亲经常说一句老话，每个羊的嘴前面都有一把草，只要把孩子们拉大了，他们都有一碗饭吃。的确，她老人家的儿孙们都很争气，都有一碗饭吃了，都过得很好。
母亲在她人生的最后两年，病情越来越重，到几家大医院问诊住院，对症治疗，服用了目前最好的药，总想母亲能控制病情多活几年，但最终医治无效，于2020年11月30日撒手而去，享年82岁。
母亲走了，是一种解脱。天堂里没有病痛，我们真诚地祈愿母亲在那里一切安好！
　　母亲走了，家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以前进家门喊一声“妈，我们回来了！”有人答应，香喷喷的饭菜等着我们，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妈走了，只有老爹在，家里冷清了，儿女们回家好像走亲戚一样。没有了奶奶做的好吃的，孙子们也来的少了，来了也好像生分了许多。
　　母亲走了，我们才知道母亲的重要。
　　母亲在世时那种大家庭的幸福场景，只能在梦中再现。
　母亲对子女的恩情重如泰山，子女对母亲的怀念无以言表。
　母亲，您永远活在子女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