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弛禁”与“严禁”之争议

枯藤老树昏鸦

　　鸦片流毒于中华，及至嘉庆、道光年间，其患愈演愈烈,于国家安全，于国计民生，于臣民身心健康祸害不已，清政府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对于鸦片，清廷态度以严禁为主，尤自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第一道禁烟谕令以来，乾、嘉两朝禁令屡下，至道光帝即位以来更为严厉，无奈收效甚微，愈禁鸦片走私愈猖獗，白银外流愈甚，其因乃英商变本加厉，官吏纵容贪墨，加之国内烟民对于鸦片需求越来越大，虽严禁而屡禁不绝，鸦片无孔不入，形成恶性循环。

道光年间，一些官员从防止国家白银外流的层面，遂提出“弛禁”之议。最早有弛禁之奏的官员是两广总督卢坤，1834年11月，其在奏折中称：“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1]。卢坤之议，开弛禁之先河，集大成者乃太常寺卿许乃济（1777-1839）。

许乃济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卿，光禄寺卿等职。道光十六年（1836年）许乃济向道光呈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觅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准民种罢粟洋舶私售可以渐绝片》，正式提出弛禁主张。

首先，许乃济在奏折中指出鸦片屡禁不止之事实以应主题，“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2]，许的意思是烟禁愈来愈严厉，而吸食鸦片的人却越来越多，禁烟效果不佳；

其二，阐述白银大量外流及原因。许称“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圆,每圆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赀洋银,遂有出而无入矣”[3]。许认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但将其因归咎于严禁之策。在许看来，严禁以前，鸦片作为药材入关纳税，交易方式采用兑换茶叶等以货易货形式进行，其他贸易中洋商也要携带银两来华购货，这样一来中国银两不仅不会外流，或可赚益；但严禁以后，洋商挟带鸦片不敢公开贸易，贩运鸦片全部用现银交易，交易量极大，利润极厚，中国有出无入，白银外流甚巨。此外，导致银贵钱贱，然向来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制钱至干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

其三，明确表示要弛禁。“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 [4]。许并不赞同闭关，提出照旧例，允许鸦片按照药材进口纳税，特别是不得以银两交易，只能以货易货。许提出严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于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5]，而“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其四，对于治理鸦片，许提出了“允许种植鸦片之法”称“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6],许的意思是通过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对抗洋商输入鸦片，直至外商无利可图自能消弭鸦片之输入。

许乃济认为严禁鸦片反而导致了鸦片问题的恶化。以今人观之，清末地方官吏疏于政务，贪墨横行，由此使得鸦片贸易严而不禁，正如黄爵滋所言“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流弊愈大并非因严禁所致，而是严禁能力不足所致。

许乃济作为朝廷官员并非主张对鸦片放任自流，弛禁不是不禁，实则是一种变通之法。许乃济是试图缓解白银外流而提出弛禁主张，可惜许的做法未免有饮鸩止渴之感，他并未从国民身心受到严重破坏进而影响国本的角度考虑，仅是从防止白银外溢，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角度出发。试想若允放开鸦片贸易，允许国内种植鸦片，以当时之吸食者需求，鸦片产量剧增，交易量只会增加，鸦片之患更难消弭。

彼时道光皇帝苦于禁烟成效不大，尽管许乃济的奏折有违清廷禁烟传统之策，但还是将该折批转两广总督邓廷祯等人，谕令他们妥议复奏。与后来严禁鸦片的邓廷祯不同，此时邓赞同许的弛禁主张，拟定了弛禁鸦片章程数条，如“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洋银仍准带回三成；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厉禁等”[7]，邓关注的也是白银外流等财政问题，并不关心国民之健康，对许乃济的主张具体化。一时弛禁论略起波澜，也得到一部分广东地方官吏和士绅支持，当然也遭到一些官吏的批驳和反对，他们坚定地表示必须严禁鸦片，首先有兵科给事中许球和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分别上了反对弛禁的奏折，严禁论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

黄爵滋（1793-1853），号树斋，江西宜黄人。1823年（道光三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黄爵滋的奏折开篇即指白银外流和银价益增的问题，并鲜明指出原因是由于洋商之故：“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8]。黄折进一步分析银两外流之因，就是因为鸦片贸易有禁而不严，名禁实不禁：“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9]。正因为严禁不力，走私猖獗，夹带鸦片，以银两交易，不在海关控制纳税之内，白银不断外流，乃至“外洋来烟渐多，粤省奸商，勾通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干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10]。

黄爵滋还提出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查拿兴贩，严治烟馆，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等禁烟方法效果有限，明确提出治吸食者的主张：“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11]。为了说服道光皇帝，黄爵滋指出英国为贩卖鸦片之国，举国有烟贩，却未有吸食者，原因在于英国国内法律严禁吸食鸦片。“今人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12]。至于如何治理吸食者，黄表示要科以严刑重典，提出了如下方法：

一是明确吸食者戒烟期限。“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13]。

二是给予戒烟药方并行连坐之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论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14]。

三是严处公职人员吸食。“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15]。

四是严治社会人员吸食。“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16]。

黄爵滋的主张偏重于以刑治烟，重在处理吸食之人，是禁烟的另一种策略。不过，黄爵滋的方法亦有思考不全之处，如禁绝规定以一年为限，吸食鸦片程度不一，成瘾深浅不同，禁烟时间与方法也就各异，一年为限恐怕难以禁绝；再者吸食者之所以抽大烟，其重要原因还在于鸦片贩卖，不能仅处理吸食人员，还要严厉打击贩鸦片人员，要形成源头治理与非法贩卖流程的同步治理。

黄爵滋的奏折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重视，明确要求将黄的奏折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包括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在内各省督抚大多对黄爵滋表示了赞同，这些总督、巡抚级别官员的意见对于道光皇帝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最为关键的是道光皇帝在这场“弛禁”“严禁”之议中，更加感觉到鸦片对于其统治的威胁，由此倾向于严禁鸦片。

1839年6月，朝议拟出《严禁鸦片烟条例》凡39条，该条例详细规定了贩卖、走私与吸食、种植鸦片的罪名与惩罚，这些规定采纳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严禁鸦片主张的建议，确立了严禁鸦片的基本国策。10月，清廷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 11月，命令林则徐进京商量禁烟方略。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参考文献

[1]《两广总督卢坤奏请对英人私贩鸦片一事应暂为羁縻约束再图禁绝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166页。

[2][3][4][5][6]《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觅请变通办理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452页.

[7]《两广总督邓廷祯等奏复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205-209页。

[8][9][10][11][12][13][14][15][16]《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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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抚州宜黄县人，官至礼、刑二部侍郎。晚清禁烟名臣，积极倡导禁烟的先驱者之一。

黄爵滋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