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元和雷锋曲折的故事

拙仁

余新元及雷锋背后的故事

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主义战士。

1954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5月，雷锋作为所在部队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立足本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做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雷锋精神影响了后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2019年9月25日，雷锋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雷锋的背后是余新元，余新元的背后是白求恩，白求恩的背后是国际共运和教员，这是一份连绵如江河的不朽传承。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雷锋背后的故事。

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名门家庭。

他的祖上是英国人，在18世纪初移民到加拿大，参与创建了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此后经过数十年的沉淀，白求恩家族开始发达，他的祖父成为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继承祖业，在基督教长老会做了大牧师，此外还有个家族成员做过温哥华的市长。

生在这样的家庭，白求恩从小便衣食无忧学业顺利，27岁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

白求恩的医术，也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精湛。

1928年，39岁的白求恩还是麦吉尔大学维多利亚医院的胸外科医生，5年后便成为卡特威尔市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并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再过2年，白求恩都有资格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了。

那一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莫斯科举办，白求恩便去莫斯科开会。

正是在莫斯科，白求恩见到了清廉勤奋的苏共干部、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精神解放的苏联工人、以及蒸蒸日上的工业化建设。

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乌托邦式的国家竟然真的存在，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竟然真的能够实现。

尤其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更是对白求恩触动很深。

前些年白求恩就在文章里写道：

“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做是一种耻辱。”

这种崇高的职业理想，在加拿大基本不可能实现，但在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中，白求恩看到实现的可能。

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丧失人生追求的白求恩，目睹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找回了人生的希望，明白了以后该向哪里去。

所以莫斯科的会议结束以后，白求恩便转型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加拿大到处发表文章，宣传苏维埃制度，宣传苏联的医疗制度，并申请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国际共运大潮中的一员。

这是白求恩人生的第二个急转弯。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白求恩做为加拿大共产党员，先是率领加拿大医疗队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随后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半，曾创造了69个小时做115台手术的纪录，也和教员、聂荣臻司令结下深厚的情谊。

1939年11月，白求恩做手术的时候，被一块碎骨刺破手指，不幸感染了败血症，不到半个月就牺牲在晋察冀前线。

教员听说白求恩牺牲的消息，非常难过，在白求恩追悼大会后，写下《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段话是对白求恩的盖棺定论，是对那个年代的国际主义的总结提炼，也是教员对全党全军提出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教员把白求恩树立为道德标杆，日后出现大量的道德标兵，其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余新元出生在甘肃静宁县界石铺镇，从小就过的非常凄惨，9岁时母亲跳井，兄妹6人中饿死2个，还有1个送人。所以很小的时候，余新元就去给地主放羊，挣些辛苦钱补贴家用。

1936年10月8日，一、四方面军在界石铺、青江驿首先会师，拉开了三大红军在甘肃静会地区大会师的序幕。

在静宁界石铺时，余新元大着胆子问红军战士：“你们从哪里来，是干啥的？”红军战士告诉他：“我们从南方来，是给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听到这句话，余新元躁动起来，心想我就是穷苦人，那红军和我有关系啊。想到这里，余新元立即跑回家乡，赶着地主家的200多只羊就参加了红军......

此后余新元跟随红军四处转战，改编为八路军后，又到晋察冀前线和日军作战，小小年纪就成为久经生死的老兵。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河北黄土岭地区伏击日军，一战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指挥官阿部规秀，不过八路军的代价也很沉重，伤亡了500余人。

这些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里，其中一个就是余新元。

余新元的左腿被日军打的支离破碎，好几大块肉都没了，一眼就能看见白森森的骨头，送到战地医院后，医护人员都说治不好了，准备截肢吧。

余新元一听就哭了，那年他才17岁，相当于现在初中毕业的年纪，截肢以后就不能留在八路军作战了，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没有保障，这可怎么办？

就在余新元一筹莫展的时候，白求恩走到他的床位旁边，看了一眼余新元的左腿，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孩子缺了一条腿，以后怎么办？

于是白求恩说，我亲自做手术，尽力挽救吧。

白求恩把余新元左腿上的破肉剪下来，然后把大蒜捣碎涂抹在纱布上，再用镊子夹着纱布，伸进余新元左腿的伤口里进行消毒，消毒完成以后，再一点点的撒药包扎。

整个过程没有用麻药，余新元疼的直冒冷汗。

费了很大功夫，白求恩才保住余新元的左腿，告诉他，不用截肢了，回去好好休养，最后还和余新元说了一句话：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要向前冲，决不后退。”

那时白求恩已经得了败血症，身体极度虚弱，体温高达40度，能站在手术台前保住余新元的左腿，几乎就是靠这股信念在支撑。

白求恩和余新元说的这句话，是激励自己继续工作，也是高尚人格的薪火相传。

做完手术的5天后，白求恩重病牺牲，再过半年余新元的伤口愈合，重回战场。

此后余新元走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作战500多次，浑身都是伤，参加辽沈战役的时候，他的右脚掌都被打掉半个。

就这，余新元都没有后退一步，因为救他性命的白求恩说了，要向前冲，永不后退。

1944年初，陕北正在进行大生产运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被分配到安塞县生产农场做副队长，带着战友们烧木炭。

同年9月，张思德和战友们烧木炭的时候，炭窑突然坍塌，张思德为了救援战友，自己被埋在炭窑里。

因为这件事，教员写了《为人民服务》的纪念文章：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教员还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今后不管谁死了，都要开追悼会送葬，用这种为普通人树碑立传的方式，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后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为风行新中国的老三篇，每个青年学生的必读篇目。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批大公无私的新青年逐渐成长起来。

雷锋是1940年出生的湖南伢子，从年纪来看，正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新青年，老三篇的第一批铁杆读者。

不过出生没几年，雷锋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相继死去，一个大家庭就此消失，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靠远房亲戚接济才活下来。

1949年湖南解放，随即开始土地改革，不到10岁的雷锋分到3.6亩地，乡政府还免费送他到学校读书。

在旧社会衣食无着的雷锋，在新社会不仅有了土地，还能读书，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如果你是雷锋，恐怕也会大受震撼，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此后雷锋做过儿童团长、秋粮征收助理员、乡政府通信员，1958年望城县团委号召乡亲们捐款，购买一台拖拉机，雷锋立即捐了20块，是全县青少年捐款最多的人，于是县委决定派雷锋去学习开拖拉机。

正是因为这次学习机会，学到的这门手艺，雷锋被调到鞍钢做推土机手，每月工资38.85元，属于当时的高收入人群。

而在工作之外，雷锋还喜欢读《毛选》，书里圈圈画画，写满了读后感，尤其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雷锋百读不厌，一有空就翻出来重读。

1959年，雷锋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而死重于泰山，我要参军，我要学习张思德。”

于是，雷锋在鞍钢报名参军。

但雷锋是苦出身，从小就营养不良，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工作学习，导致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线，征兵处就把他给涮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帮了雷锋一把，他就是余新元。

辽沈战役结束后，余新元没有跟着四野南下，就留在辽宁工作，50年代后期，他已经是辽阳市兵役局政委，征兵和退役等方面的工作都归他管。

于是报名参军不成功的雷锋，拎着包裹直接到了余新元办公室，要求余新元同意他的参军请求。

余新元问雷锋：“现在全国很多地方连饭都吃不上，部队也很艰苦，你在鞍钢领那么高的工资，吃喝不愁的，为什么要去当兵？”

雷锋说：“我是学了《为人民服务》才要当兵的，我要为人民服务，还要上战场打仗，给亲人报仇。”

看到余新元有些犹豫，雷锋心一横：“你要是不让我去当兵，我就住到你家去。”

余新元也乐了，那就住我家来吧......

就这样，雷锋成了余新元的小尾巴，每天跟着余新元在家和兵役局之间来回跑，而且一旦发现有什么能做的事，不用余新元叮嘱，雷锋就主动承包了。

例如兵役局放着很多破旧军装，雷锋找出针线一件一件的缝补，总共缝了63套，而雷锋的手已经磨出血泡。

余新元看着有些心疼，觉得雷锋是个好同志，不能因为身高和体重的问题，就断了雷锋追求进步的路。

想到这里，余新元便向市委书记曹奇汇报了雷锋的事，曹奇听完也很感慨，表示政治合格和身体合格都重要，但政治合格比身体合格更重要，雷锋可以参军入伍。

得到市委书记曹奇的同意，余新元又和体检医院的院长吴春泽、接兵干部戴明章沟通，并向他们保证，如果雷锋出现什么问题，我负全责。

经过余新元东奔西走，原本不能参军的雷锋，才在1960年1月穿上军装，最后一个登上运兵车，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临行前，雷锋对着余新元流泪道：

“首长，让我叫你一声爸爸吧”，随即喊了一声爸爸，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余新元，让他留着做个念想。

余新元接过照片，发现背面写着：“赠给敬爱的余政委留念。”

白求恩、余新元、雷锋，看起来是三个毫不相关的名字，背后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把他们串联起来的就是大公无私、人人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从加拿大到苏联，从晋察冀到湖南，从延安到东北，他们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号召下，承载着一份不朽的传承。

1962年8月，雷锋指挥战友乔安山倒车时，不慎被车轮撞到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战友们立即送雷锋去医院，但是抢救无效，雷锋牺牲。

雷锋牺牲的半年前，还去看望过“爸爸”余新元，临走时，余新元夫妇给雷锋包了7个咸鸭蛋。这是余新元和雷锋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当年躺在手术台上，和白求恩最后一次见面一样。

而在雷锋牺牲半年后，教员亲手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

他要树立雷锋这个标杆人物，把革命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新中国推陈出新，并继续传承下去，在这个全新的国家，塑造全新的文化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