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中的俄军表现给我们的启示

惊涛拍岸

俄乌冲突已500多天，俄军表现让人大跌眼界：俄军战前对战争的想定过于草率简单，竟视认为在俄乌军力悬殊的情况下，能够迅速结束战争，逼迫乌克兰在俄军兵临城下时签订城下之盟。

但是，战况却并非如此，作为独立于空军的俄国伞兵部队机降安东诺夫机场后，由于与空军协调不力，缺乏重火力支援的伞兵，在乌军重装甲部队的打击下，其提供火力支援的伞兵战车形同蛋壳不堪一击，最终伞兵被乌军击溃，撤离战场，使俄军伞兵机降突袭基辅，24小时占领乌克兰首都的计划破灭。而向基辅大纵深穿插俄军装甲部队及后勤补给屡遭乌军反坦克导弹小分队的奇袭，而使大纵深推进突袭最终失败。特别军事行动由突袭变为消耗战。

而其后俄军的攻坚战成了绞肉机，乌军依托残垣断壁，以小分队与俄军展开城镇巷战，并以游击小分队和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俄军运输补给线和后方补给训练基地，使俄军速战速决的战争想定成为泡影。

俄军暴露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协调不畅，新军事变革建设的少而精的陆军未经得起战争的检验，旅作以下战部队缺乏合成作战装备与作战能力，必须依靠上级的火力支援，这样增大了各级、各军兵种战场协调作战的难度。

师改旅，虽然兵力装备向旅以下部队集中，但合成作战的装备大多不到位，或者是七拼八凑，旅以下部队合成作战的能力不强，中小规模战斗仍依赖上级火力支援。另外，师改旅兵力火力压缩后，在俄乌冲突进入长期消耗战之后，兵力捉襟见肘，不得不依靠瓦格纳雇佣军来填充军力不足，以完成城镇攻坚任务。

此外，作为独立于空军的伞兵部队，为保持自身的利益，仍在军改中努力维持原有庞大的规模，与陆军争夺有限的国防资源，致使陆军步兵兵力在俄乌冲突中显得捉襟见肘。而俄伞兵独立于其他军兵种，在敌后突袭战中难以得到其他军兵种的火力支援，特别是空军的火力和后勤投送支援，使敌后突袭安东诺夫机场行动失败。而在城镇攻坚战、防御阵地战变为消耗战之后，为弥补步兵兵力不足，不得不将伞兵做步兵使用，投入攻坚战和防守战，使精锐伞兵无谓的消耗在常规作战中，无法发挥其特种作战效能。俄伞兵的处境变得十分鸡肋，说明：敌后特种作战的伞兵建设规模应保持适中，不应与陆军步兵争夺有限国防资源，挤占其他兵种兵力火力的建设资源。而伞兵由于严重依赖空军兵力、火力、后勤保障的支援，应置于空军序列。俄乌冲突证明：俄伞兵的建设模式是失败的。

俄军新军事变革，其实质只是机械化兵力的整合，而未完成军队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造成俄军战场信息感知、信息干扰能力不足。而乌军在北约的战场信息支援下，获得局部信息感知的优势，能够精准打击俄军战场关键节点，逼迫俄军不得不放弃占领的顿河右岸土地，乌军反攻取得一定成效。

俄军自苏联解体后，部队取消了政委和政工部门，部队缺乏战时政治动员教育，以往苏军政工人员带头冲锋在前的情况消失了，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低落的士气缺乏政治宣传教育鼓动，进而难以解决士气问题。

俄军虽负有战斗民族美誉，但在信息化网络化战场条件下，勇敢与获得战斗胜利并非能划等号，俄军关键节点的信息因被对方掌握遭到精确火力打击而损失惨重，对此，反映出俄军在战场事态感知能力和反信息侦测能力建设上还有许多不足和短板。

当前俄乌冲突显示，信息化网络化的作战模式具有随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打击地方战场关键节点等新特点，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战场毁伤效果、改变了战场势态，使俄军二战以来奉行的大规模装甲集群实施穿插、分割、包围的机械化闪击战变得难以实现，进而在无人机、远程火炮的支持下开展阵地攻坚战，取得了一些战果。而乌军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条件下，按照北约提供的装甲作战模式，开展反攻却屡遭俄军无人机、远程火炮打击，转而对俄军堑壕阵地进行小分队突进缠斗。这些新情况表明：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时代已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信息化装备的中小规模部队所进行的战争。决定战斗的胜负，已由勇敢的冲锋，变为由无人机和精确火力够成的攻击。

俄军突入乌东采取军事行动，虽然宣称是要去乌克兰纳粹化，但是客观上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也为俄国与欧洲国家长期相处埋下了恶果，将欧洲推向美国，为北约继续扩展提供了借口，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未使乌克兰实现“芬兰中立化”反而使芬兰去中立化加入了北约，欧洲局势更加动荡难解。

俄乌冲突的形成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个性、民族生存理念有关。俄罗斯起源于基辅罗斯，后遭受蒙古铁骑入侵迁移莫斯科河畔，在为蒙古王公联姻并代收赋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国家。乌克兰做为四战之地，为俄罗斯通往西方欧洲的要冲，被波兰、立陶宛、德国、俄罗斯反复争夺，此地曾爆发过骑兵、坦克会战，有一锤定乾坤之势。因而基于文化起源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俄罗斯把乌克兰顿河流域视为其文明的摇篮与地缘政治的屏障，一直作为国土安全的缓冲。二战之初，正是苏联与德国瓜分了波兰，将波兰西部并入乌克兰，并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才使苏联向西扩几百公里，而当德国入侵苏联时，苏联凭借着这些并入领土做不惜代价的抵抗，才换来了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的时间，使德军最终入侵止于莫斯科城下，可以想象若没有俄国向西推进的几百公里国土，莫斯科可能就被德军占领，苏联转入战时体制的时间就会被拖延。基于二战的经验，俄国一直觊觎乌克兰顿河流域，认为那既是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根基也是他们获得地缘政治的缓冲地带。乌克兰自脱离苏联后，其西部原属于波兰的利沃夫民众倾向于西方极力要求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因为他们的祖辈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反对苏维埃的哥萨克结盟组建白军共同发动苏维埃政权的入侵，后被红军消灭，其后又在列宁对乌克兰征粮中与布尔什维克积下了深仇大恨，二战西乌人又站在德国纳粹一边残害苏联人，战后遭到斯大林的残酷报复，这些历史积怨，使西乌人对俄国极度仇恨与不信任，并以纳粹作为反对俄罗斯的象征。同样俄国认为这些乌克兰人是新纳粹，誓言要去除乌克兰的纳粹化。乌克兰与拜登家族拥有经济利益联系，因而拜登政府不计成本的极力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致使俄乌关于乌克兰中立化的商谈无果，在乌克兰违反明斯克和平协议对东乌俄罗斯族自治区进行攻击时，普京忍无可忍，对乌克兰采取了入侵行动而冠名为“特别军事行”。俄国的鲁莽行动与他的文化观、感情观息息相关，他们认为乌克兰顿河、哥萨克是俄罗斯的文化标签，谁胆敢将俄罗斯的文化根基并入北约，就对谁动手。作为屡遭西方侵蚀的俄罗斯极具不安全感，从骨子里对西方持有戒心，再加之与蒙古联姻的血缘基因，是他们性格简单暴躁爱憎分明，并赋予想象与浪漫，俄罗斯这些文化理念特质以及与乌克兰的历史积怨形成了当下俄乌冲突的根源。

综上，既反映出俄国在军事、外交、治国上比较鲁莽、强悍的一面，也反映出俄军在战争中不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主动权的一面，俄军在乌克兰冲突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