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我的家。（三）

爱尔

“我和你妈六六年结的婚，结了婚就分出去了。穷啊，当时啥都没有……”

进入耄耋之年的老爸又说起了当年。他腰背佝偻，走路干活只能靠拐杖和代步车。和同样垂垂暮年的老妈每天吃着止疼药片，还是坚持着田间劳作，采收槐米。不是贫穷，而是因为几十年养成的对劳作的荣誉感以及对于金钱的珍惜让他们不舍放弃一分一厘。老妈耳聋也寡言，老爸健谈又倔强，喜欢以能人能干自居。每说当年都会让他神彩飞扬，眼神闪闪发光。雨后的下午，和老两口坐在新村西街的老屋街门口，老爸又讲起了早年。

我看看老妈问老爹：“什么叫啥都没有呢？没分你以前，我爷爷奶奶家就很穷吗？那我舅家爷呢？我舅家爷家和咱家比谁家更稀惶？”

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自家屋里的老大。都各自有两男两女四个弟弟妹妹。两家的老屋又都在碌碡老街北边。我舅家爷家在碌碡街北头东向第一条青石巷子的第二户。我爷爷家在北头西向第二户。两家的距离也就直拐角，超不过一千米的距离，算是近邻。

六六年的新村虽然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属于生产小队共同耕作。但是还有一个福利是鼓励刚成家立业的后生们的。每一新户可以有二分的“猪地”。（这里的“猪地”是从老爸嘴里传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年老的记忆错误。还是那时新村的叫法。不过，据查证“猪地”应该是大政策里的自留地。自一九六一年公共食堂解散，体制下放后，国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各地方可以给农民一定的自留地自我耕种。这政策到了新村，就以户为据，有了户，就有了拥有自己所有权的二分自留地。这就造成了婚配男女结婚即立即分户的现象。爸爸和妈妈结婚时，爸爸是个瘦瘦高高的二十岁青年。妈妈是一个瘦瘦长长的十七岁少女。我爸爸的家里除了我爷爷奶奶，我的两个叔叔、两个姑姑和一个太姥姥。我妈妈的家里除了我舅家爷和舅家奶，还有我的两个姨姨和两个舅舅。我爸爸的老家是从老凹窑里迁到新村的。那时的老凹窑里还有我爷爷的三叔和四叔两家。老凹窑里有地，有窑洞。新村里的本家有五个支系，算是大姓。我妈妈的老家是核桃园的老赵家。那时的核桃园里已经没有我舅家爷的亲人。他们在新村也算独户独支。我舅家爷是个一米八左右，赤脸堂，浓眉大眼的老好人。家里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我那个精明能干的舅家奶奶做主。爸爸妈妈经人串掇六六年结婚，为了多得两分自留地，结婚后爸爸就立刻就像队里开了分户证明。为此爸爸是这样说关于那二分地的：

“那时云安和安法几个分户早，人家早早都分了自留地。轮到我了，队里没有合适的地块分了就在地沿勉强给我划了一点儿，但也不够二分。狗狗爹那时是队长，我就天天去磨人家。给人说话，说了好久人家才给我补全了。不过也只能两块地了。就是那二分“猪地”才让我“翻了点。”（翻点是翻身的意思。）我种了一料玉米、为了能多打粮，听说转区有人有尿素，抹黑吃了饭去，弄了半袋尿素，夜半才敢下山……”

一九六六年的化肥还是国家统够品、不允许老百姓私自购买。

二十岁的爸爸那时是冒了很大风险来投资他的二分自留地的。那一年他为了那二分地的玉米不仅偷偷买了尿素，还跟碌碡街西巷他干爹讨要了老汉每天轮着大扫帚扫来的羊粪驴粪蛋蛋。那二分地玉米的丰产就成了爸爸多年来念念不忘的辉煌。

“那玉米瓜子可真大呀！长得又粗又长。人人都眼红说没见过那么好的玉米哟……”

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多面手。不仅种庄稼是能手。他还是村里篮球队的中锋，他和他球友们曾经以高超的球艺打遍了方圆十里的村庄。他还是自学成材的绘画能手和木匠。

那年邻居永安第二天就要娶媳妇儿了，可是他家照壁还是空空一片。永安爹拉着年轻的爸爸交代：“今天啥都不要你干，就把这照壁给画画吧。”

年轻的爸爸受到重托又是感动又有担心，便跟永安爹推辞，说自己从没有画过画，要他重新找个人。永安爹却无比信任说：我谁都不信，就信你。从没画过画的爸爸从我家墙上揭下了年画猛虎出山，一边比对，一边描摹。画一画好立刻博得了满堂喝彩。

小时候的秋冬夜晚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儿。剥玉米，摘棉花。

坐在夜晚的院子里剥玉米皮。小山一样的玉米堆紧挨着北屋的台阶。深秋的夜又湿又冷。有时候有月亮，有时候有星星。

我们穿着厚棉袄剥玉米皮。那时的爸爸眼睛炯炯有神，一脸英气。那时的妈妈脸儿水水嫩嫩，年轻的眼睛，年轻的腰肢，手脚特别麻溜。一会儿面前的小山就塌出来一个洞。

我四岁，哥哥六岁。我们坐着小板凳帮忙。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了。为了让我和哥哥有干劲。爸爸就给我们下任务：“丑霍五十棒，丑女二十棒。谁完了谁睡觉。”

哥哥一听就急，憋着劲儿，满脸通红剥。

我也急，可是更困。眼皮打着架，剥好一个皮，还掰不下根。

爸爸就伸手帮我掰完，又顺手把自己剥好的玉米给我放两根。

哥哥的五十根剥完。我的爸爸帮忙做弊的二十根也就完了。

然后我跟哥哥回屋里睡觉。第二天醒来，小山一样的玉米全都剥好晾在北厦台阶上。

剥棉花疙瘩时，天儿就更冷了。屋外西北风呼啸，院里的落了叶的干树枝被风吹得左右摇摆。窗户上的窗纸一阵一阵发出响亮声音。小小的煤油发着微弱的光，我们坐在大火炕上，把死瓣儿的棉花从干硬的棉花壳里掏出来。堆放在火旮头。

年轻的爸爸好像总是在创造和外出里获得世界和满足。

上山砍柴把子，去东北贩运木料。开旅社，开食品工厂，搞蘑菇养殖。改革开放后他从新村渐渐把触角打开，脚印和身影从山村到乡镇又延续到了县城。

年轻的妈妈多是陪着我们兄妹三人 ，守着几亩地。

爸爸的倔脾气有时候像倔驴。妈妈属于绵软，话少的性格。生活的磕绊里免不了也会打打闹闹。记得有一次他们打架。

爸爸拿起凳子去砸妈妈。故意砸歪出去。但是霸凌气势很足。

妈妈起身反抗，揪住了爸爸的衣领。他们扭打在一起。

我惊慌失措，哭着夹杂在他们中间。他们一起对着我吼，要我走一边去。我推这个推不动，又推那个也推不动。那场战争以我的小手指被妈妈误咬了一下结束。

小打小闹的小夫妻转眼就成了相濡以沫的老夫妻。

现在每次回家，最重要的科目就是听老爸老妈嗔怪里的各自吐槽。

“昨天我又说她了，我心疼她她不心疼我……”

“你爸刚才一直跟你在哪里嘀咕啥呢？”

“嘿嘿嘿，没啥，说你们昨天又卖了二百块呢。”

老妈嘴角撇一撇：“那人就爱吹牛，明明是一百八嘛，就要说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