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民国二十年杨庄十七世宗亲宗文主持续修总谱记载“程祖妣闻变携二孤长士安次士嘉随民逃窜，乃卜居武城东南隅地名八方塔”， “士安祖分城里老宅，士嘉祖分南关新宅”。此结论为家族共识已载入总谱。</p> <p class="ql-block">长支士安祖曹口家谱记载“始祖妣与二子士安、士嘉避乱来至武城县城东南十八里乔庄居焉”，长支所记家族史有一定权威性，应予重视并写入家谱保存。</p> <p class="ql-block">谈庄支谱记载“始祖妣程氏与士安、士嘉避乱，止武城东南娘娘庙，后迁杨家庄因家焉。”</p> <p class="ql-block">故始祖妣程氏携二子在武城落脚点共有乔庄、八方塔、娘娘庙三种说法。</p><p class="ql-block"> 客观来说，乔庄、八方塔、娘娘庙地名虽异但相距甚近，据嘉靖《武城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武城县域仅有五百二十二户，人口三千二十。人少村稀，且大部分居于县城及周边。元末明初我族落脚地附近只有八方塔和娘娘庙，或许仅一户或几户人家，远没形成村落。所以把这三种说法都写入家谱让族人了解，知道当年落脚于那一带才是最科学恰当的处理。</p> <p class="ql-block"> 至于家族迁徙史，从常理分析，民国二十年王氏家谱(总谱)所载的我二世“士安祖分城里老宅，士嘉祖分南关新宅”，“城里老宅”应是侍郎爷从政，家道始丰后所置办，始祖老奶奶在世时就定居县城了。退一步讲，家族即使曾迁杨家庄，时间也不会太久就迁县城了，因县城是武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后随着族人口增多，各支再迁往各处。</p><p class="ql-block"> 族人应重视民国二十年家谱老宅与新宅的记载，因该谱是我王氏总谱，权威性不容质疑否定。结合我王氏续谱惯例，每次续谱各地宗亲均持总谱、各支支谱前来参加。根据谈庄支谱所记1916年照杨庄咸丰六年修撰老谱所抄写，1931年已然存世，并非至今才发现的“新大陆”，理应在民国二十年由杨庄宗亲主持修谱时已作为参考。</p><p class="ql-block"> 谈庄一支宗亲的确是从杨庄到南屯最后落脚谈庄，这是事实。七世子实祖墓碑有载自杨庄迁七里屯外，其他支系无此传说与记载。谈庄支谱迁徙一说民国二十年时未被当时续谱者采用，杨庄主持续谱宗亲采用“士安祖分城里老宅，士嘉祖分南关新宅”，说明这种结论才是家族共识！</p> <p class="ql-block">杨庄十八世宗亲占文收藏十一世乐和祖一支直系家谱明确记载，六世祖养喭是在明万历初年首位迁居杨庄之人，其前无有关他人的记载。养喭祖“终于杨家庄乡宅，与杨妣合葬于祖茔(白龙头)之次”。七世伏祖亦归葬南关白龙头王氏祖茔。该信息是其他王氏家谱所没有记载的孤本，尤为珍贵。</p> <p class="ql-block">咸丰年间十三世祖世昌所编《王氏家谱》记载：八世三元“死后葬于杨庄村西南一里许，地名裤子地。”此地为杨庄族人在杨庄第一代茔地。本谱也明确记载八世双元祖“死后葬于家西新茔之次”，这里的“新茔”就说八世三元祖之前并无我王氏祖茔存在，无疑印证了八世三元祖是首个葬于杨庄的王氏族人。</p> <p class="ql-block"> 因为要对历史某个事件下定论，一要有文字记载，二要有考古或坟茔实证，二者要互为印证，相互关照，方能可信。</p><p class="ql-block"> 十八世杨庄宗亲占文所藏十一世乐和一支家谱有文字记载证明六世养喭祖是迁居杨家庄第一人，且从坟茔来讲，八世三元祖是葬于杨庄第一人。文字记载和坟地这两点，某种观点难以成立。王氏家族自八方塔、乔庄、娘娘庙有所迁徙，始祖老奶奶程氏在世时已迁居武城县城。且我王氏祖茔为明朝代宗闻士嘉祖仙逝，御赐葬祭，治坟于邑城南先茔(白龙头)之次的历史事实，随着县城及南关逐渐人多地少，我家族六七世自此大规模外迁较为合理！</p><p class="ql-block"> 说到底，各支迁居的过程是逐步的、不间断的过程，无论怎样迁徙，都不能否认我们同祖同族的事实！</p><p class="ql-block"> 从哪个村庄迁出，并不意味着哪里就有绝对的家族话语权，因为各支系都是平等的，凌驾于其他支系之上，漠视宗亲之情，丧失格局，乃至视宗亲为寇仇，丑化攻击都会让宗亲们齿冷，观感欠佳！</p><p class="ql-block"> 一个家族，越有浓重家族情怀，有祖上高风亮节，尊重历史，越能海纳百川，广聚族人，充满亲情温馨、团结壮大而受世人尊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