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原创）

岷舟

我的爸爸我是爸爸的第五个女儿，我出生时，爸妈已经有四个乖巧的女儿，我这个丑丫头的降临纯属多余。那时候，普遍重男轻女，谁家没有男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很小的时候，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就让我感觉到这点，因此我一度对我是女孩颇有些羞愧。但是爸爸对我的爱和鼓励，很快让我消除了这种心理。爸爸说：“你晓得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庆平吗？因为你是满姑儿，我的幺女儿，我当然要庆贺庆贺啰！”从我记事以来，爸爸散步的时候总带着我，有人打招呼说:“周先生，这是你的女儿吗？”爸爸马上答到:“是的，是我的五女儿，我的幺疙瘩（四川话：宝贝疙瘩）。”爸爸的同事秦雅君老师有四个儿子，有一次秦老师当着我的面对爸爸说：“周先生，我拿我的幺儿换你的幺女，这样我们两家就都儿女双全了。”爸爸说：“我才不换呐，就是给我个皇太子，我都不会换！”爸爸还常常对我说:“不要听别人说女孩儿是什么女儿巾巾。男女平等，我们不比谁差。”因此小小的我的不再因为自己是女孩而自卑了。我读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已经五十多岁了，送我去幼儿园时总是背着我。我在爸爸背上用小手摩挲着他满头的花发，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大，让爸爸享我的福。爸爸当时是学道街小学的老师，语文算数地理历史珠算都教过，算盘打得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行楷，后来文教科指定爸爸搞学道街小学和全县其他小学的总务。爸爸教书多年，由于人品好学问好，深受大家尊敬。当时好多年轻的老师不叫他“周先生”而亲昵地叫“周爸爸”。就连我们幼儿园的院长也这样叫他，因此我觉得特别自豪。在我们街上，爸爸也是很受人尊敬的。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多，好多人就找爸爸代读代写家书。家里的一个八仙桌上，永远都放着笔和信笺，以便随时给街坊四邻提供无偿的帮助。常常有人收到信后，信封都不拆开就拿来了。这时爸爸就特别问一下来信人是谁，地址在哪里？对上了就请人自己开信封，然后才帮他们读信写信。我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人家自己拆信呢？爸爸说，私人的信件是受法律保护的，应该由他本人拆。爸爸还叮嘱我说，家书是很私密的，别人肯让你读让你回，说明人家信任你，所以，别人家书的内容千万不能顺便出去说哦。除了家书，还有人请爸爸帮忙写状子。邻居马彩云孃孃的丈夫被人诬陷偷税漏税，他怕挨斗争，就跳崖自杀了。因此马孃孃就年年来找爸爸帮她写申诉翻案。每次马孃孃来，我妈都会把她迎到里屋，因为她总是边说边抹泪，说到最伤心处，还忍不住失声痛哭。于是我妈就在一旁开解她，我爸就慢慢帮她写。她家的事情，我听了好多遍，来龙去脉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我爸每次还是很耐心地听。我觉得不理解，说:“爸爸，其实你都记得了是不是？为什么还要那么仔细听呢？”我爸说：“她一个人带个娃儿很艰难的，而且年年递材料都没有结果。找个地方哭一哭说一说，心里要好过一点……”爸爸的话让我明白，有时候耐心听人倾诉也是一种帮助。可后来我们也没有料到，这种厄运会落在我们头上，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1959年有一个扩大肃反运动。爸爸学校刚上任的校长是个嚣张跋扈的年轻人。此人曾经是爸爸的学生，她当少先队辅导员时因为乱报活动经费被爸爸阻止。后来这人嫁了个老干部，立即平步青云当了校长，反手就不由分说地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在爸爸的头上，并且将爸爸开除公职，交由街道管制。这还不说，那些人还没收了我爸身上的一件羊羔皮袄。这件羊皮袄是我大姐刚从内蒙寄回来孝敬老父亲的。我大姐原本在北大当老师，后来响应号召支边，去内蒙古大学教书，去后发现那里的羊羔皮很好还不贵，赶紧买了寄给爸爸。爸爸刚穿上这件羊羔皮袄时，好多人都说：“周先生，你好福气啊！你的女儿好孝顺啊！”谁知后来竟成赃物。隔不久，这件皮袄穿在了一薛姓科长的身上，他是名正言顺地用买双袜子的钱得到这件皮袄的。爸爸的户口转回街道的时候，一个许姓民警看了我爸爸的档案，很有觉悟地说:“你的成分怎么会是职员嘛！你老婆的家里都是地主，你要是没有土地没有钱，人家肯嫁给你！”说完大笔一挥，把我家土改时候定的职员成份改成地主。我爸很想告诉他，三十年代的年轻人很热血，很纯粹，视金钱如粪土，他和我妈妈是一起教书认识，自由恋爱登报结婚的，与土地与金钱无关。但当时谁会听你说！谁会让你说！很快，爸爸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事情连小学生都知道了。那时候小孩儿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很高。于是，有小孩看见我就高喊:“打倒反革命！”有的小孩边推搡我边唱:“斗争地主！斗争地主！”还有人朝我吐口水。我显然被吓坏了。怕走学道街，怕上学，怕见同学，甚至连话也不敢大声说……见居委会的大妈走过来，也赶紧躲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敌意和轻蔑。我本来就体弱多病，现在又成惊弓之鸟，晚上睡觉都会从惊悸中醒来……爸爸对妈妈说：“这样下去，老五儿怕是要废了，我看书就不要去读了，在家耍两年过了这个风头再说。”于是，爸爸就给我办了休学手续。爸爸说我需要见阳光扯地气，每天一早一晚就带我去岷江河边散步。那时候，爸妈都身陷无形的囹圄之中，出城门一步都要向居民小组长请假。但有幸我家的后门通城墙𡎚的一截断壁残垣，而爸爸劳动改造的一个项目是给城墙𡎚的行道树浇水。每天，爸爸到护城河边（我们叫沟儿边）担水浇树，完工后就领着我跳过沟坎，溜出城跑到回水湾去玩。那时候的田园真美，春天，紫色的苜蓿花，白色的豌豆花，金色的油菜花，还有青青的麦苗儿……加之波光粼粼的江水，银光闪闪的河滩，河对岸深深浅浅的青山……真是多姿多彩。看见这些，我就像到了天堂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爸爸本来就天真，此时也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忘情地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啊！”由此他给我讲了“文章”的本意，我这才晓得“文章”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作文”，而有更多的含义。回水湾的沙滩很宽，沙滩上有各种各样的鹅卵石。靠岸的地方有桑林，还有一笼笼的竹子。岸上有一间间的农舍，农舍全都由木槿花和蔷薇作院墙，简洁而又秀丽。当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就是一幅生动自然的水墨画。落日余晖，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沙滩上，看江面上一叶叶扁舟来来往往。舟子手拿一根蒿杆，像孙悟空抡金箍棒一样，使得飞圆，那一叶叶扁舟裹挟着霞光，仿佛从天边来，又去向天边。小小的我羡慕不已，真希望自己就是那一叶扁舟，自由地来来去去。所以后来当我需要一个笔名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用了“岷舟”二字。不过，最令我震憾的，还是岷江日出。记得有个夏天，爸爸早早就把我叫起来，说要带我去看日出。我们两爷仔踏着露珠，紧赶慢赶，到回水湾时天才蒙蒙亮，但对面山上的上空已经布着些朝霞。一会儿，一轮红日露头，一点点往上升腾跳跃，那无与伦比的红晕染着水墨似的烟云，庄严，震撼，有着无法言说的美。爸爸说：“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形容的就是这一刻。很快，朝阳升到空中，金光万道，所有的阴霾一扫而光。不远处，传来油坊工人撞油的声音：“咚咚咚……”像是给初升的太阳鸣鼓壮行。一时间整个河滩都在震颤，我也震颤不已。多少年后，这副画面珍藏于心，永不磨灭。 岷江河畔空旷而静寂，天高地阔没人监视也无人轻蔑，身在其中，种种的不快烟消云散。爸爸希望我克服羞于讲话的毛病，就鼓励我大声朗读。记得有一次我朗读我最喜欢的课文:“夏天过去了，可是还叫我十分想念，那些个可爱早晨和黄昏，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爸爸一听，说：“不行，像蚊子一样小声，重来。”我重读了几遍，声音还是有点小。爸爸说：“你想像有几十几百人在听你朗读，你要让后边的人都听得到。”经过反复训练，我终于可以大声朗读了。爸爸很高兴，顽皮地说：“你想不想听我们小时候是咋个唱读的？”然后清清嗓子用威远方言唱读《红楼梦》中的《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后来又用不同的风格唱读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爸爸读完大笑，说：“是不是很土？是不是有点笑人？”我也哈哈大笑:“真的土！”。爸爸说：“土虽土，但管用得很。再难背的诗文，一唱读起来很快就背得了。”爸爸给我讲了一遍《葬花辞》的意思，叫我学着唱读一小段，果然我也很快就背得了。有时候爸爸让我躺在沙滩上看天上变幻无穷的云彩，然后描述这朵云像什么那朵云像什么，充分发挥我的想象力。我觉得特别好玩，人也变得开朗和阳光。不去郊外的时候，爸爸就任我在家折腾。一段时间我很迷恋古装和川戏，就拿我爸的一件绸衫子当戏服。这件绸衫子套在我身上，下摆长及脚背，袖子多出一大截，系上一条腰带就裙子、水袖都有了。于是我便咿咿呀呀，呜呜哇哇地“唱戏”、甩水袖、走台步……我爸便饶有兴致地看我瞎舞乱唱。这件绸衫子是爸爸当时最好的衣服，自从被我“征用”后，爸爸就很少穿了。有时候，爸爸童心大发，会一人饰演多角，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他一会儿是小克劳斯，一会儿是大克劳斯，还是农夫和牧师，甚至是那个“吱嘎，吱嘎”的马皮口袋，听得我哈哈大笑。有时候，爸爸和我玩算盘棋，教了我好多种玩法，也顺便教我学会了珠算的加减乘除。后来我参加工作时，对我的帮助很大。爸爸还鼓励我读古文的原著。他说，其实文言文大都不难懂，一些简直就是口语，而且音韵很美。他随即背诵了一段：“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他简单地讲解了一下，对我说：“是不是像我们的口水话！是不是很好懂！是不是一遍就可以背下来！”我被他这样一鼓励，果然一遍就记得，后来也对古文感兴趣了。一天爸爸看我的作文，長叹一口气说：“内容还可以，字怎么这么丑，像狗刨的一样。老五儿啊，你必须要抄毛笔字了。”按爸爸的观点，毛笔是写汉字的最佳工具，毛笔字写好了，什么钢笔字，粉笔字就都好了。但当时，写毛笔字，读古文都属于“封资修”，很犯忌的。因此爸爸不敢在堂屋的大桌子上教我，怕别人看见，就将门背后的一块黑板抬出来搭在天井里教。我很好奇家里怎么会有一块大黑板？爸爸告诉我说:“你大姐二姐小时候进学堂不是很方便，就先在家里教。后来她们进学堂了，就让她们练板书。”那时候小县城没有高中，我大姐高中是去成都读的，二姐是去乐山读的。大姐1953年考上北大，二姐1956年考上川大，而且她俩的字都写得漂亮。可见她们小时候在家学习，爸爸没有少下功夫。爸爸教我写毛笔字，每天至少一个小时。哪个字写得好点，就在上边用红笔画个圈圈，称之谓“吃鸡蛋”，以资鼓励。抄了几年，虽然没有抄出名堂，但终于使我脱离“狗刨”。在家耍的这两年，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耍得好安逸。除了练毛笔字，没有看一天课本没有做过一次作业，东西比学校还学得多。爸爸见我身体好些了，人也开朗了，就送我回学校读书。送我复学之前，爸爸对我说：“你现在不是低年级的学生，读高年级了，要晓得事理。我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理亏，不要怕事。有讨嫌的同学，你离得远远的。有人欺负你，你不要怕，你不和他（她）吵架，但可以用眼睛瞪他（她）。”爸爸还和我立了些规矩:对同学一定要友好；对老师一定要尊重；上课时无论如何都要安静听讲……我乖乖照办。读六年级时，已是文革前夕，感觉一切都更左更左。爸爸特别担心，生怕他的问题让我读不上中学。他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不在了，我就不会受连累。于是他半夜起来，摸黑踩在一个高凳子上，准备把灯泡拧下来，把手指伸到灯头上触电寻短见。不料踩歪了，倒在地上被妈妈发现，妈妈很伤心地说：“想寻死！你默倒我不想啊！只是寻死会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罪加一等。那这几姊妹的档案上，永远都有这一条，洗都洗不脱。再说，老五儿才这点点大，要是成了孤儿，就太惨了……”爸爸听了，老泪纵横……爸爸想既然不能死，那就拼尽全力去翻案吧。万一翻过来，就不影响我读初中了。于是他写了好多申诉材料，到相关部门去要求甄别。街道居委会说他翻案，弄去斗争，还把这件事反映到城厢镇，说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我的班主任马邦鈺老师知道了，悄悄到我家里来，说本来我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果我爸有现行活动，我就不能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班干队干都要被撤销，升学就更成问题了。马老师叫我爸爸立即写一份深刻的认罪书交上去，其他的由他去斡旋。爸爸立即写了认罪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才没有被继续追究，我也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升初中考试的时候，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考上了青神中学，爸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爸爸希望我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考个好大学，不料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家里的处境更为艰难。1966年十月的一天，中午我从学校回家，刚出学道街口子，就看见我家门口围了好多人，知道情况不妙，便赶紧往家跑。才到家门口，就看见爸爸妈妈被红卫兵押着站在高凳子上。再一看，家里的书籍瓷器，衣物家什扔得到处都是，闹钟被扔在大街上，雕花的床打个稀巴烂。屋里的地挖得乱七八糟，因为那些人要找金银珠宝变天账。我妈一看见我，赶紧说：“周庆平，你不是天天都说要和我们划清界限吗，把你的换洗衣服拿走，你就不要回来了，就和我们划清界限了！”我知道我妈是在暗示我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从地上捡起我的衣服就往外走。回头我望了一眼妈妈和爸爸，妈妈见没人拦我，显然松了一口气。爸爸的眼睛原来是微闭的，此刻却注视着我，除了关切、不舍，还有决绝。年近七旬的爸爸瘦削衰弱，站在凳子上，像棵在寒风中嗦嗦发抖的枯草。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忍不了了，不想再忍了！当时，我的大姐二姐都在外地工作，四姐在乡下巡回医疗，城里只有我和三姐，但三姐她们封闭在学校搞运动，晚饭后可以出来放一会儿风。我在三姐封闭的地方候着，等三姐一出来，我的眼泪就包不住了。三姐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忍住，然后我们就朝月儿塘对面的没人的地方走。我哭着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三姐，并告诉他爸爸可能不想活了。三姐想了一下，叫我和她去上南街的馆子里端了一碗酥肉汤，两碗米饭，并请店家将碗借给我们用一会，然后我们就端着肉汤和米饭回家了。天已经黑了，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早都走了，只有几个居民老婆婆守在那里。我的三姐很礼貌地叫她们：“马婆婆”“赵孃孃”“陈伯母”……然后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很英明的，连俘虏都要优待，不管咋个，饭总是让要人吃的嘛。”听见我三姐这样说，她们几个答道:“是嘞，是嘞。”就让我爸妈吃饭。爸爸说胃疼，吃不下。三姐说:“先喝点汤再慢慢吃。你要是一点都不吃，晓得的知道你是生病，不晓得的还默倒你想绝食，给你罪加一等，连我们的工作怕都要打脫哦。”三姐知道，不这样说爸爸是不会吃饭的。果然，爸爸低下头开始默默吃饭。爸爸自从被街道管制以来，每天扫街，担水浇行道树，锤石头修路……六十多岁了干着壮年人的活，还经常被一些不着边际的小滥仔训话，后来出门还必须在脖子上戴一块写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用他的话来说，真是生不如死。此刻，埋头咽饭的爸爸，又再一次为我们苟活。我和三姐的心好痛好痛，但我们只能忍住，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失去爸爸。日子就这么艰难的熬着。1969年，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我成了知识青年，到青神罗湾公社插队当农民。1971年，在贵州工作的二姐想办法把我弄到六盘水工作。离开青神时，爸爸对我说：“……你二姐解了我的后顾之忧。你能参加工作，我就没有啥子可担心的了，我一定争取好好活。只是我已到油干灯草尽的时候，不晓得那阵子灯就熄了。要是我哪天走了，你赶不回来都没有关系……以后你也不用给我烧什么纸钱，想我的时候，泡一杯清茶，写封信，在心里默念默念，我就知道了……”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我拿到二十八元的工资，太高兴了，马上寄回十元。以后每月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我的爸爸终于用到我挣的钱了，开心呀！不过，开心之余，还是十分忐忑:爸爸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那么衰弱，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所以，如果收不到爸爸的亲笔信，心里就非常不安。1974年春，我好久没有收到爸爸的信了，正想发个电报问问，爸爸的信来了。说久未写信的原因，是胃病犯了。爸爸诙谐地写道:……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感觉阎王爷就要派小鬼来抓我了。果然，两个小鬼——滔滔轩轩（作者注:二姐的孩子）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滔滔对轩轩说:“我们去看公公死了没有，死了我们就去偷花生米吃。”（这两兄弟近日肚子不好，所以饮食有所限制）我一听来了精神，就说：“你们不是有生死枪吗？你们先把公公打死，拿了花生米再把公公打活不就好了吗？”于是滔滔轩轩用手作枪对着我狂射，我应声死去，他俩拿了花生米，对着我又是一通狂射，因此我又活了过来.......尽管爸爸的信幽默风趣，但我知道爸爸又经历了一次生死之劫。我记事以来，就看见爸爸每年都要犯胃病。吃不下东西还呕吐不止，前前后后差不多要折腾半把个月。中医把这种病称为“痰涌”，是一种比较少见比较难治非常受罪的病。多亏我们同屋的中医张先生医术高明，每次都能使爸爸化险为夷。1976春，爸爸犯病之后，给我来信说:“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祖母刘（作者注:《陈情表》里的人物），已经气息奄奄……”我心里很酸楚，但却故作轻松地回信道:“爸爸，很高兴你就是那个祖母刘！因为祖母刘九十有六才气息奄奄，你现在才七十有六，还有二十多年的活法。来日方长，爸爸仍需努力！”爸爸回信说:“会说话！我一定努力！”同年六月，三姐的女儿温倩诞生，爸爸心情很好，来信说现在很少看书，有倩娃的小笑窝看足矣。十月五日，爸爸再来信，说自觉体质更虚，恐“老牛倒冬，为时不远了……”我一收到信，马上去请探亲假。但那个政工科长是个极左极擅长弄权作妖的家伙，把国家规定的探亲假纳入自己的专权范围，推三阻四老是不批。还说现在时局不稳，怕以后会取消探亲假。十一月二十九日，听见有人在单位的院坝里大声喊:“哪个是周庆平？哪个是周庆平？有加急电报！”我一看是位未曾谋面的大姐。原来这位大姐的熟人是邮局送电报的，在她家喝醉了酒，电报掉出来，好心的大姐看是青神发来的，她自己就是青神人，所以连忙拿了电报找到我。我一看电报内容“父死速归”，再看发报日期: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我的爸爸已经去世五天了！禁不住痛哭失声，立刻跑到火车站买了次日去贵阳的车票。（那时节六盘水没有公交车，交通基本靠走）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又跌跌撞撞走到火车站乘车往四川赶。六盘水到贵阳的慢车八个多小时，贵阳到成都的直快一天一夜，到成都又乘次日的火车到眉山，到眉山时出站跑慢了一步，进城的马车票就没有了。我恳请赶马车的大叔：“我爸爸……爸爸……去世了……要进城赶汽车回家……”话未落音，泪如雨下。那位大叔马上让我上车坐他的位置，他站着赶车。至今想起，仍很感激。三天三夜，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没睡什么觉，只觉得锥心的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浸漫全身，疼痛至极……等赶到家时，我妈见我，大惊:“天，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才回来？”……哽咽，颤抖……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原委和这几天的经历告诉妈妈。我妈拍拍我的背，抹抹我的心口，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妈妈说，爸爸的胃病这次恼火得很，吃张先生的药止住了呕吐，但人太虚弱，就喝点米汤慢慢央……走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说你这几天可能回来，叫我给他把干净衣服找出来换上，说免得衣冠不整的更像个病人，让你难过。换好衣服，你爸爸已喘成一团，但他还是坚持系好围巾，然后斜靠在枕头上休息。他说我累一天了，叫我早点去外屋睡。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看他，他还是斜靠在枕头上，但人已经凉了…… 四姐说，得到爸爸去世的消息，她赶紧从罗湾往家赶，走到门口，忍不住放声大哭。妈妈听见，连忙把她拉进屋，说:“忍住！到处都是人，你要人家说你划不清界限吗！”送爸爸火化那天，很冷，四姐陪爸爸在敞篷车箱上。爸爸躺在那块教我们写字的黑板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黒板太短，爸爸的脚有半截露在外面。风呼呼地吹，她死死地捏着白布，护着爸爸的脚……冷彻心扉，痛彻心扉……四姐还悄悄告诉我，爸爸的骨灰现在还找不到埋处。因为公墓不准黒五类进，而我们在青神没有亲戚，外人谁敢给你一块坟地？我听了大恸！从古至今，诅咒人最恶毒的一句话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而今我温厚善良的老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却落得如此下场，老天，你何其不公！何其不公！连日的奔波劳顿，忧伤愤懑终于将我击倒。头痛胃痛，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吃了张先生两剂药都没有效果。张先生说:“老五儿哪，药治病不治心病。你要是不自己想开，我真拿你没办法。从小你的爸爸恁么心疼你，要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走得安心！”张先生的话点醒了我，是的，我得自己走出来才行。怕引妈妈伤心，我这些天一直都在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此刻，我不想再压抑了。于是，我一个人跑到回水湾，在爸爸常带我来的江边大哭了一场，多日的郁积，终于在滂沱的泪水中释放，我向爸爸的在天之灵说：“爸爸，我一定要好好生活，像你期待的那样。”返回六盘水之前，我特别和邻居张庭辉告别并表示谢意。因为我三姐告诉我说，抬爸爸的遗体上车时，不单她的丈夫来了，她也争着来抬，恭恭敬敬地送了老父亲最后一程。张庭辉是马边歌舞团合并在青神川剧团的青年演员，川剧团解散后在铁厂工作，是妥妥的革命群众，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很仗义！张庭辉沉吟一下，说：“五妹，其实是我要感谢周先生才对。我从小学舞蹈，没有读多少书。但凡我有不明白的，就去找周先生讨教，他从不嫌我啰嗦。我也经常去和周先生摆龙门阵，每次都会学到新的东西。还有，周先生的温文尔雅，我都好想学啊……”心情平复之后，我去了一趟爸爸的老家威远县，找到了爸爸的侄子靖远堂兄。靖远堂兄是大伯的儿子，我爸爸行八，是家中的老幺，只比靖远堂兄大几岁，两人“少年叔侄为朋友”，基本无话不谈。靖远堂兄称我爸为八叔。他说，八叔本名周寿昌，小时候就在我们祠堂私塾里读书，他的字和文章是我们那一带最漂亮的。十八岁他就是城南一所小学的校长，教书是出名的好。再废（顽皮）的娃儿，在他手里都会变成好学生。从小他教我读书写字，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他离开威远去成都寻出路，接受新思想后更名周觉生，意思是要有觉悟地生活。他在药铺当过学徒，在书店当过店员，后来和朋友办报，鼓吹民主被当局通缉，还跑回威远来躲了一阵子。八叔这个人呐，太过真性情，没有一点弯环油滑，随便在哪个年代都容易吃亏……靖远堂兄的话，让我陷入沉思: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要真诚对待一切，以后我还要真诚吗？思量后的答案是:是的，必须真诚，因为我不想活成爸爸讨厌的样子，也不想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爸爸去世后的第二年夏天，我三姐夫打听到他们车间一位工人的妻子是农村人，家里有自留山。好心的他们愿意悄悄提供给我们一块地作为坟地。于是，1977年7月27日，爸爸的遗骨终于入土，为了不给别人造成麻烦，我们选择不立墓碑。1996年，岷江对岸修了商用公墓，我们五姊妹买了一块墓地，于1997年3月19日把爸爸的坟移至公墓，立碑祭奠。爸爸去世后，我三姐，四姐向青神法院申诉，希望能重审爸爸的案子。终于，1985年3月17日，青神法院宣判爸爸无罪，予以平反。法院送平反通知书给三姐的时候，问有什么困难，三姐说没有，因为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三姐只要求法院将平反通知书一式五份，分别送到我们五姊妹的手中，以方便去单位纠正原来档案里的不实记录。很快，我收到了青神法院的判决书，一张很薄很薄的道林纸，油印的字迹，鲜红的印章赫然在目。我的眼睛落在关键的字上:一、原判决书59（1）……判决周觉生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不充分。二、宣告周觉生无罪。依据不充分，不就是莫须有吗？！就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的爸爸过了17年的悲惨生活并且含冤入土9年！我没有把这个判决书交给单位，我把它留下来作为纪念——我家那段至暗时刻的纪念。收到无罪通知书的那天，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晚上，我泡了一杯清茶，连同信和判决书一起放在后阳台的茶几上，和爸爸摆龙门阵。我在信里写道：“……爸爸，泼在你头上的污水终于洗清，你可以瞑目了……你曾经对我说，你的性格里温良有余，刚烈不足，总体来说，偏于懦弱。爸爸，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温良不等同懦弱。在我的记忆里，你不伟岸不威风，极其普通甚至卑微，但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爸爸。在那个非常时刻，你可以为我们赴死，也能够为我们苟活，你用你伤痕累累的臂膀，为我挡着风刀霜剑，让我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你用你的坚韧，你的学识，为我盗得一点天火，使我的童年充满知识和光明。爸爸，你就是我的普罗米修斯！……还有岷江边那轮鲜红鲜红的太阳，当年你把它放进我幼小的心底，以后无论我走到那里，处于怎样的境地，都心有阳光，没有阴暗……”透过氤氲的茶雾，爸爸仿佛在不远处注视着我，满眼的慈爱。这一夜，我没有吃安眠药，但是睡得很香。朦胧中，爸爸那竹枝似的手抚着我的头发，抚着我的脸颊，好温暖好温暖…… 后记 今年五月，我回青神，五月四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一个人去岷江河边，自拍了这张照片。河对岸就是公墓，我的爸爸妈妈就长眠于此。这么些年来，我写的东西很多，但关于父母却写得很少，特别是爸爸，几乎是我不可触碰的痛。现在，我已经到古稀之年了，整天咳咳咔咔的，出气都不匀静，要是再不写点什么，万一哪天没有精神，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回贵阳后，我先写了纪念妈妈的美篇，然后再写爸爸的。爸爸的这篇，写得很伤神。我无意去揭示什么伤痕，但伤痕就在那里，即使结了痂，却永远不能平复。这些天边咳边写，边流泪边写，总算写完了，我也可以稍微歇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