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的勇气

三月潇潇雨

跨过一中背后的草砂运动场，就是传说中最好的复读学校——树人中学。九六年秋天，我不幸而有幸地成了这个失意者联盟中的一员。

虽离免费线隔了一分，却因为有熟人的极力鼓吹，精神矍铄、脸色红紫的老校长同意我的学费减半。于整个夏天处于四面寒意的我来说，算是一点点的喜出望外。

班是一百四十多人的超大班，教室当然也不是寻常的小教室，只要有一人讲话，回声就在这阔大的空间里来回荡漾。还好，纪律是不成问题的，每个人都憋着一夏天的悲屈，在虚虚实实里堆砌卧薪尝胆的新版传说。第一个星期，我就给了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在诺大的教室里，我被安排到最后一位，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把座位拖到最后面的墙根，依墙而坐。严苛的女班主任过来拉扯桌子，我死死摁住，在众目睽睽里，我们就这样拉锯僵持着。最后还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老师先松了手。在下午放学后，通过诚心诚意的沟通，我终于答应把座位回复原位，老师答应把我的座位前移。

宿舍就在教室旁边，十六个人一间房，没有配套的卫生间，连整栋楼都没有，只有教学楼前20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平时拥挤倒没关系，就是洗漱拉撒成大问题，可以想象一下，二三千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不过我们几个谈得来的伙伴还是比较聪明的，我们会穿过宽阔的四百米运动场，到对面的直升生教学楼如厕，算是自在又轻松。后来，我们在教工宿舍那里又发现一个隐秘的简陋毛厕，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专座。至于洗澡，绝对不超过两分钟，一桶凉水从头冲下，抹点香皂，又一桶凉水冲下，了事。直到严冬，在老同学黄勇的推荐下，我住进了政治老师家，才算缓解了这一尴尬。虽然只是陈旧的小矮房，又在菜园子中间，且离学校有三里路，但相比以前，可算得上是神仙住处了。至少，床是宽大的软床，挂有蚊帐，墙上还有两个自由控制的风扇，最重要的是，只有八九个人，争一个卫生间。

吃饭我们是和一中的学生一起的，学校有三个食堂，但每个食堂的菜式和口味都差不多，毕竟是大锅菜，好也好不到哪去。刚开始为了节省时间，食堂的伙食还是能勉强接受，但久而久之，就忍受不住了，想方设法走出去，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快乐源泉。因为直升生与复读生都拥挤在一起，促成学校周边各种行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大小馆子是遍地开花。早餐最初在一对年轻夫妇那里吃，原因有二，一是两人颜值高，也比较好讲话；二是他俩煮粉是用特制的瓷罐子，一罐一份，味道说不出的鲜。只是后来他们关了一个月门，听说是两人吵架了，而我又有了新的去处，也就不去了。至于午餐与晚餐，在篮球场那边，外边的老板早已架起了梯子，热血沸腾的我们当然是不畏围墙阻隔，一跃一蹿一跳之间，已是逃离樊笼，归返自然，两元一份的小锅菜确实要香甜许多。

没课的时候，我们会趴在二楼的栏杆，看一中的体育生训练，那健壮的肌肉与超强的运动能力，往往引起我们的惊叹与羡慕。一楼是一中初三的体育生，其实基本都是些不读书不省心的灯，尤其是里面的女生，从来都是开口就骂，伸手就打。虽然我们都躲着，但还是有躲不过的时候，那次欧阳同学指着下面笑大声了一点，人家小姑娘们直冲二楼，领头的一巴掌就扇了过来。只是欧阳同学牛高马大，也不是吃素的，一巴掌就回了过去。要不是老师出面协调斡旋，还真收不了场。

晚自习课间，我们会去运动场散散步。有次和凌同学玩摔跤，他个子矮小，自然不在我眼里，只是三五场下来，场场是我躺下了。原本是极为不服气的，但后来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单挑放倒，才知他是学过的高手，自此心服口服。理科班有个姓赵的奇才，运动场的旗杆，我们顺着爬都爬不了几米，他双手抓杆，两脚并紧且不挨杆，倒着走，竟然可以抖到旗杆上端，如果不是杆子晃得厉害，我确信他可以抖到杆顶，确实牛到不行。高一高二的学生经常在运动场玩足球，球落到我脚边时，也会禁不住技痒，只是一脚下去，球踢得不远，布鞋却裂开了大嘴。如此多次，再不敢踢，毕竟买一双布鞋要八块钱，经济上不容许。受了《体坛周报》里乔丹的影响，有几个中午，我们跑到二完小的篮球场亢奋发泄。只是几天之后，发现篮板上的铁圈全取下了，或许是我们打挠到人家老师休息了，确实是不该。冬天的时候，春晖没有带御寒的衣服，我把妹妹为我织的，自己一直舍不得穿的浅蓝色毛衣借给他。那件毛衣他穿了一季，颜色也变成油黑，我有点心疼，他却说我这个朋友交定了。

每个月，学校会组织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在为学生减压这方面，学校还是蛮上心的。《精武门》、《三毛行军记》、《水浒传之英雄本色》等都是那时看的。大家排队去，排队回，那么大的阵仗，两公里的路程，就一个带队老师，能做到井然有序，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复读班也会有逃学的，其中理三班就有一对。当其他人在教室里埋头苦干时，他们在县委政府附近的勤政园里卿卿我我。当然，作为典型，这对为爱情而放弃学业的勇敢者，理所当然被开除，成为我们私底下最热火的谈资。

三月的时候，一个平时有正常交往的女生，突然把她的座位调到我旁边，希望我帮帮她提高成绩。因为顾及所谓名声，也为了不影响自己备考，我毅然绝然把座位又调回了最后。现在想想，还是有所愧疚。五月以后，天渐渐热起来，每天我吃不好也睡不好，饭每餐只吃一两米，觉每晚只睡五小时。从那以后，我的体重再也没胖起来过，一直保持在清瘦水准，只是，学习倒从没有觉得苦与累。

那年春上，新桥下边有个乞丐躺在河边，半个月无人收埋，河对面的水上琼阁依然歌舞升平。那年端午节前发大水，靠几根铁索固定的水上琼阁被冲走，上面的姑娘们一个没回，有人拍手叫好，有人黯然神伤。那年初夏有个学校的物理老师，因为私印盗版资料，直接在学校被带走，师娘在宿舍楼下抢天呼地，众人怎么劝也劝不住。那年七月六日凌晨，高考前一天，老校长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在食堂里摆了灵堂，我们都很痛惜，但都忍着没去悼念。高考那天，我在三完小考场三楼的走廊，窥见楼下已休学一个月的英子，在细雨凉风中，长长的刘海贴在脸颊，显得特别憔悴与凄楚。她父亲在矿山瓦斯爆炸中去世，母亲因身体有恙无人照顾，哥哥在外地工作，她只能辍学回家。

那一年，秋天的稻穗依然金黄，冬天的风依然刺骨，春天的花依然灿烂，夏天的蝉依然聒噪。我在县城的故纸堆里蛰伏一年，只为七月的一次所谓破茧而出。我不知道，如果当年我有另一种选择，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是去开餐馆，去做电瓶，去打工，去务农，我都能欣然接受。人生的道路，从来不可重来，走过了，就不要纠结。当年的蛰伏，需要莫大的勇气与力量；现在的样子，其实，也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