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春秋 岁月在煎熬 张钿回忆录（9）

张 钿

　　人生一世，岁月无情，漂走了多少过眼烟云，沉淀了多少往事与回忆。被刻下深深印痕的往往是蹉跎岁月里最折磨人最令人难受的事情。

从1974年年初调入邯郸市革命委员会财办后我自认为保持着向上的正能量，思想进步，忠诚可靠，工作积极。那时市委、市革委新的工字型办公大楼已经竣工，市财办在南一楼办公。每天，我提前半小时上班，用拖布把办公室、会议室、走廊拖得干干净净。领导交办的起草公文的工作，我总是全身心投入，加班加点完成。因工作突出，我被选为市财办团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时期的机构比较精简，市财办共32个人，管理财口财政、税务、工商、物价、审计、商业、供销、粮食、烟草、石油以及人行、工行、建行、农行、农村信用社的工作。在大院办公的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蔬菜办公室、财办伙着一个团支部，我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常组织团员学习党章，渐渐的我对党的性质和宗旨有了认识，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市财办党支部为我确定了两个入党介绍人陈爱芹和陈文庭，对我进行重点培养。

培养接近成熟时，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家发言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和前进方向。我照大家的意见改进工作，干劲十足。这样的会议几乎每季度一次，一年两三次，但三年多也没有吸收我入党。不是我的表现不好，影响我不能入党的原因，是由于我父亲张协瑞的“历史不清”，即历史问题没有结论。

 父亲不清的“历史问题”，是文革中“揭露”出的问题。文化革命开始时，我父亲张协瑞是四中副校长，因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原本不是红卫兵批判“走资派”的目标。但当权者不会引火烧身，而是转移目标先把他揪出来批斗。那时，“揭露”他的主要罪行，除了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外，就是说他是“国民党”。因此，他被“揪”出来住“牛棚”被批斗近两年。各班批，各年级批，各造反派组织批，大小会被批近百次。为了不牵连子女，父亲不让子女们去探视。父亲抽烟，我隔天买够两盒金钟或黄金叶烟后，我母亲一人以送烟为由前去探望。

“打倒走资派张协瑞！ ”

“国民党员张协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听我母亲描述那可怕的批斗场面时，我忍不住掉泪了。

造反派批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时，不断用各种刑具抽打他们。有一次，我父亲竟然被打伤了两根肋骨，胸腔发炎疼得夜间不能入睡。当时，他的体质已经非常虚弱，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造反派里也有明白人：专政小组一个头头叫聂毅，他可怜我父亲的惨状，也知道继续下去就会出人命。就用排子车把我父亲送进第一医院，并规定没有他允许任何人不准再批斗。此举，父亲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父亲虽没有死去，但一直被“囚禁”在“牛棚”，不许与家人见面。后在学校干杂活，长时间劳动改造。

我父亲 所谓“参加国民党”历史不清的问题，不仅长时间影响我不能入党，而且影响我的哥哥姐姐们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哥张镐，河北北京师范大学六十年代毕业的高材生。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报告，热血沸腾，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了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任教。后来当了校长，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他积极要求进步，但当时还是不能入党。

二姐张秀玲，曾是三中俄语老师，调出学校后从政，是知名的巾帼英雄。那时她要求进步，也长时间不能入党。

三姐张秀兰，河北师范大学毕业，人民教师，表现优秀。她曾多年要求入党，也不能如愿以偿。

二哥张锌，因有音乐天赋，文革前已被天津音乐学院指挥系提前录取。因文革高考停招而无缘大学。在邯钢参加工作，后来在四轧钢分厂工段是工作骨干，多年申请入党无果。

事实真相是，1928年，国民党邯郸县党部举办了一次由全县小学教师等300人参加的“三民主义”培训班，学习7天，学习结束时发卷考试。后来，国民党邯郸县党部在本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将名单上报省党部，说这些人加入了国民党。由于事情过去时间较久，这300人己分布在全国各地，文革中各单位都调查此事，谁也对此事下不了结论，没有结论，就属于“历史不清”了。这也成了长时间被“囚禁”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父亲的学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齐保祥，向有关人员作了交待，他才停止了“囚禁”和劳动改造。

1972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滴水成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春节即将来临，全家人各自都在为这个春节的团圆而忙碌。因为老父亲住了多年“牛棚”，终于被解放了，全家人终于可以过一个团圆节了。

冰封遥盼柳色青，春归大地终相逢。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张镐哥和赵惠艳嫂子抱上儿子张邯波匆匆乘上火车回邯。在保定市工作的张秀兰姐姐和姐夫藏爱群带着儿女已先期回到邯郸。张秀玲姐姐和张锌哥哥与我特意专门整理房间清洁卫生。

除夕前几天，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我在财贸部门工作又多了几分优势，除了买肉买菜还特意找人批条买了好酒“邯郸大曲”。大年初一到了，起五更、鸣鞭炮。中午张锌哥专门展示厨艺，张罗了一桌好饭。事先已通知了在邯郸市城郊区机关工作的我的叔伯哥张镜，全家人都到了中华大街工人剧院对面的工农兵照相馆，欢欢喜喜地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大家把我父母簇拥在中央，二老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成了压在全家人身上的一块大石头。无论我表现多么好，一次次审查都通不过我入党，我苦恼透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陈文庭、田俊甲虽然十分同情和理解我，但也无可奈何。

在困境中我想起来父亲说过他在邯郸中学任教时，市委书记岳歧峰是1948年入校的学生，我父亲是他的老师。我想，岳歧峰是邯郸市委书记，又有公道正派的口碑，我为何不去求助于他？于是，我就以我父亲的名义写了一封“告状信”，征得父亲同意后，我去找岳歧峰的秘书张三发。因都在机关工作，我与张三发比较熟，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父亲是岳歧峰的老师，要求他把信面呈岳书记，请书记批示。过了大约一周时间，张三发告诉我：“岳书记说，张协瑞是我老师，我已批给人事局长王银存，叫他们尽快给结论。”之后，人事局与教育局又组织人员重新调查了我父亲所谓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跑遍了涉及人员所在单位，结果还是难下结论。因为，事 实上 是，1928年，国民党邯郸县党部就是办了一期“三民主义”培训班，参 训 的 300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参加国民党的事。书记要求给结论，下不了结论如何给书记交差？人事局还算聪明，写了个实录式的结论：“1928年3月，国民党邯郸县党部在邯郸城里城隍庙举办三民主义培训班，全县300名小学教师等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7天，结业时发卷考试。不按参加国民党对待，有问题本人负责。”谢天谢地，就这个实录式并留有尾巴的结论也行，结论总算有了。

自此，除了大姐张秀荣在农村做家务未入党外，哥哥姐姐和我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争先创优，好消息不断传来。二姐张秀玲当选为邯山区妇联主席；大哥张镐曾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后调回邯郸任为邯郸市教委副主任，嫂子赵惠艳先后任邯郸市二十六中校长、五中校长；三姐张秀兰曾获“优秀教师”称号，后在邯郸三中任工会主席；二哥张锌曾在邯郸市文工团工作，后回邯钢，任四轧钢工段书记。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父亲的学生曹英民任教育局局长时，几经周折研究，恢复了他的副校长职务。时任市委书记宁全福关心我父亲的生活待遇问题，批示在研究巷老干部楼为我父亲安排了老干部房。

党和政府给了我父亲很大的信任。1981年他已72岁高龄，又被选为邯山区人大代表，继而又被选为区人大副主任，1983年离休。因老父亲倾其一生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其子女孙辈有多人从事教育工作。无论是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还是在三尺讲台，都表现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与 热 爱，教 书育人成绩突出。2002年2月我家正式被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总工会授予“优秀教育世家”光荣称号。父亲积极地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直到病逝前，还常为文史资料工作者口述一些邯郸党史和人文历史资料。他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教育我们子女们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党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