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这70年(八、红卫兵)

玉品

1966年我在育英中学上初一。我记得特别清楚。6月1日那天清晨，我们正在教室上早自习。老师突然走来，严肃得似乎脸都有点儿变形。她站在讲台上不像往日那样威严地检查我们自习，而是通知马上停下来有重要新闻收听。老师讲话的声调和不同往常的神色让教室里的空气骤然变得有点儿紧张，就连平时最爱偷说话的同学也悄悄坐直了。同学们个个瞪起眼睛竖着耳朵静等收听。当学校的大喇叭传出播音员铿钪有力地播读《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我感觉那声音极具穿透力、声波穿过耳孔直击头顶，脑袋开始嗡嗡，血液开始涌动，国家可能要出大事了！那时，我是种朦胧预感，殊不知这天竟是长达10年岁月的序幕。

收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我就很少再见到老师。“停课闹革命”从这天开始。红卫兵接管了学校。

讲出身、“唯成分论”那时空前未有。要加入红卫兵先报出身。我父亲出身“中农”，不如贫农耀眼，更不如“革军”“革干”。我看有的同学父亲明明不是军人就是家在军区附近住也报“革军”。还有个同学头几天还悄悄告诉我他父亲被红卫兵打倒了也报“革干”。同学们都挖空心思，怎么往出身好说就怎么说。和农村挂边的报“贫农”，坐办公室的报“革干。那时别看我们年龄很小，天真烂漫，思想单纯，但在“出身”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含糊的。于是我也报“革干”加入了红卫兵。

大概到了秋季，从北京传来信息，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街名，改厂名，改校名；著名的艺术家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揪斗；古籍和文学作品被焚烧；男人不让理背头，女人不许烫发留辫子，高跟鞋要锯跟……因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太原“破四旧”距北京晚1个月的时间。最早受到冲击的是位于解放路的天主教堂。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学校高年级同学带着我们初一的一帮同学戴着红卫兵袖章雄赳赳来到教堂。此时好多红卫兵已经先于到达。我看到不少宗教用品被砸，神职人员在雨中挂牌被批斗。有的人脸上有泥污和被雨水冲过的血道，衣服上也洇着血迹。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我挺不适，觉得他们怪可怜的。但马上又觉得这种思想不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怎么能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有怜悯之心呢。一旦他们翻身，不就重回旧社会，再受二茬罪了吗？！

太原著名商业街区柳巷钟楼街的老字号，像“双合成”“六味斋”“清和元”“开明照相馆”“认一力”“老香村”的老店牌匾也一律改为有革命意义的名字。

据说自行车商标隐藏有反动内容。比如国防牌自行车，商标由红蓝白3色组成，暗喻“晴天白日满地红”。学校红卫兵就派我们初一的同学拿着改锥守在解放路各个路口撬自行车牌。我们看到有骑车的过来，只要摆摆手，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下车子，很客气地配合我们检查。国防、飞鸽、白山、永久、凤凰等商标都在被撬中。不几天太原市的自行车几乎都没有了商标牌。

接下来是红卫兵抄家。走资派、书画家、作家、社会名流和海外有关系的……几乎很难幸免。我跟着去过一次，被抄的那家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床上一角，面色惨白，表情呆滞，被剃成了阴阳头。从她家屋里到院子，满地是被翻出的国外书报杂志。一本本装饰很漂亮的外国集邮册被人踩来踩去。那时有“造反”意识的人居多，却很少有贪财意识的人。有藏品意识的人就更少了，没有人趁乱顺手一本。

抄家信息传来后，父亲非常恐慌。他从参加革命就做文艺工作。几十年也藏有不少国内外历史剧和山西经典剧剧本，其中不少已定为“毒草”，要是被抄出来还不被当做复辟分子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呀！

那些天，父亲每天钻在他的房间整理藏书，只有吃饭时才出来。挑出来又放回去，看一看又拿出来。什么叫忍疼割爱? 这就叫忍疼割爱。数天后父亲整出一堆，让我晚上拿到院子里悄悄烧掉。看到这么多要付之一炬的书，我一边烧一边想，父亲怎么藏了这么多“毒草”?！联想到困难时期供给家里的细粮都尽着他吃了，我才10岁多就给他打扫办公室。这不是剥削阶级思想吗？在我看过的电影和书里特务都是隐藏的，家人都不知道。父亲该不是隐藏的坏人吧？那时思想简单极了，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坏蛋。好坏特别分明。

晋剧大师丁果仙的家据说被抄了好些次。剧院还有不少老艺人有过旧戏班子经历的也被抄家。父亲虽然一直在文艺界工作，但始终是在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而且做的是党的工作，不搞专业，算是躲过了抄家。

“十六条”发表后没几天就开始给“走资派”挂牌游街。几乎所有单位的领导都是“走资派”。父亲躲过了抄家但躲不过游街。有一天，剧院红卫兵把他和剧院几个领导及著名晋剧演员揪到排练厅批斗。批斗完挂牌游街。父亲挂的牌子是“卫王王的忠实走狗”。在“卫王王”上还画了3个红×××。

那天，我们全家都挺害怕，不知道红卫兵会怎样批斗和游街，父亲受得了受不了? 傍晚，父亲回来了。他脸色灰白，眼角挂着风吹过的泪痕，与以前回到家那威严劲儿判若两人，一句话不说。母亲赶忙端了杯水凑上去问：他们怎么样你了？父亲只说了一句“批斗时我穿着军大衣，平时对我很尊重的×××说，走资派怎么能穿解放军的大衣！非让脱了不可。还是有人说天冷，算了吧，我这才没脱。”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刻。人落难的时候看人最准，平时对你好的人未必是真心。

晋剧院以前只有南楼和北楼，东南角有食堂和排练厅，中间有一大片低洼地，长满蒿草。夏天蛤蟆和蝲蛄特别多。傍晚蛤蟆的叫声恍若乡间。批斗会以后，父亲和丁果仙等走资派们每天上午就在这里拔草和打扫办公楼里的厕所。下午交待问题。

有一天父亲突然让我给他买来笔墨和纸要写大字报，写好让我抄。起初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爆炸性内容，会在剧院引起轰动。抄了两次，发现全是抄的报纸。他还不亲自去贴，让我去贴。我端着一脸盆面糊，胳膊夹着大字报到排练厅去贴。我刚往墙上刷面糊，剧院的演员们就围了一大堆，里三圈外三圈伸着脖子踮着脚看。当他们发现大字报既没揭发什么，更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谁反对谁就都散了。

父亲写了几天大字报后，问我演员们有没有反应? 当我告诉他没人看后，他就不写了。谢天谢地，我不用再抄大字报了。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是按比例供给家里的那一点点白面。我们很少吃白面馒头，省下的白面却让父亲都做浆糊了。这下也不用拿白面再做浆糊了。

其实，父亲写大字报自有他的目的。他的举动有效的保护了自己。剧院红卫兵除了游街再没有为难过他。

虽然父亲对孩子不那么疼爱，还让我打扫办公室，挺有意见。但总觉的父亲不是坏人。红卫兵说父亲是“卫王王的忠实走狗”更是冤枉。最后那个“王”，抗战时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父亲从太行二分区到一分区是他领去的。父亲转业到山西也与他有直接关系。当初承诺的职务安排直到父亲离休也没有兑现。也许和父亲很少与上面走动，更不会迎合上面有点儿关系。这种基因也传染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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